我谨希望你能耐心把这些记录看完,我无法保证你是否会感到枯燥、也不能保
证叙述的是否脉络清晰,但我最大的着眼点是力求它的真实。
5月18日是国际艾滋病烛光纪念日,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日内
瓦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介绍中国各级政府遏制SARS的
有效工作。同样在18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村的SARS防治情
况。而河南艾滋病区域如何组织防御工作呢,防御的对像是谁呢,今夜在烛光中记
下当地乡民的申告,是他们的哀怨也是呐喊。
从5月15日开始,上蔡县数个艾滋病村庄陆续有村民与我们联络,提到县里一些
不同寻常的举动,看起来是为重要人士到访做准备。16日当地卫生部门传出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官员要来上蔡县检查SARS防治工作。最近的两个月来,
世卫专家被我国官员提供的虚假数据所困扰,为了防备我国官员作假,世界卫生组
织在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考察时均是采用“奇袭”战术
,通常只提前5分钟通知他们要去核查的目的地,不给地方官员和相关卫生部门有弄
虚作假的准备时间。这次到河南上蔡,中央政府依然要求地方无条件配合,给世卫
专家以充分的自由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核查对象。但我们的地方官员谙熟“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官场准则,放行的同时也全方位做好了与世卫组织周旋的准备。
17日白天上蔡县县城周边的部分地方戒严,政府让乡村医生在交通干道上临时
增设了多处SARS检查点,以表现当地SARS防治工作深入到位。17日整个晚上,不知
政府部门从何获得了确切消息,上蔡县委书记亲自带头,县里各层领导一起把文楼
村艾滋病人需要的简单药品送到感染者家里。这对文楼村的村民来讲是多年来破天
荒头一次。对症或不对症的药发到感染者手中,干部随即言明等到18日上级来检查
时村民统统不能出来靠近。18日上午200人以上来自公检法的便衣人员封锁了文楼村
的里里外外,加上县乡村各级干部,隔绝开文楼村村民与世卫组织专家及卫生部官
员的接触。外来调查人员面前能看到的所谓村民,几乎都是便衣警察。他们的职责
是严防任何乡民上前说话。
18日上午文楼一些村民在村医务室取药,执法人员要求两名感染艾滋病的农妇
立即离开,如果不听话就把她们扣到警车上去。就在世卫组织到来之前半小时,从
文楼行政村下辖两个不同的自然村各一位村民出来试图要与即将到来的来访者(他
们并不知道谁要来而只意识到可能是大官)沟通,但在县委人士的喝令下,立即被
公安人员强行带离现场,并从上午10:00到下午16:00左右被扣押在刑警队。当事人
反映县委书记杨松泉见状对着部下破口大骂,斥责封锁工作没有做到位“你们是怎
幺搞的,回去马上撤你们的职。”
无法接近医务室的村民大体数了进村的车辆有十多台,只知道上面来人要视察
SARS防治工作,政府部门把艾滋病人堵在家里不让走动,村里条条通道皆有专人把
守,能在户外观察的村民离检查团最近距离也不少于100米之遥,而且还要注意避开
公安人员的监控和驱赶,所以尽管当时我们和村民同步通着电话几乎类似于“现场
直播”,但直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1:20离开。最终村民只远远依稀看到检查团里面
有外国人,谁也没能近前看得更真切,更无法向检查团直接申诉情况。
遭扣押的其中一位近40岁的女性村民叫杨妮旦,26日下午我们特别询问了她当
时的情况。她的艾滋病本来就已经发病,这次又受了惊吓,当时刚刚从县医院检查
回来。她激动地讲述了当时的经过。18日上午她到村医务室去取药,因为平时这里
经常缺医少药,所以她听说上边要来大官检查,就执意要等在医务室门口反映情况
。干部“劝阻”无效后,县委书记亲自下命令让4个警察拧胳膊拽腿粗暴把她抬上警
车,抓她到几公里外刑警队楼上关押起来,直到下午16:00警察才允许她回家。杨
尼旦不肯离开刑警队,一定要对方说清楚凭什幺抓她,她犯了哪条法律。刑警的回
答是“(想知道)你犯啥法啦,一脚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甚至坦言“
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其无耻态度令人发指。随后又
是4个刑警把她从楼上抬下来。当天下午17:00她才回到村中。
我们确实想要搞清楚她犯了哪条王法。而我们只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
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
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
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
杨尼旦胳膊上有被扭伤瘀血的痕迹,直到今天仍没有消退,而且腰部也有伤。
作为普通农妇的杨妮旦平时在文楼村并不突出,不是所谓活跃分子。她的老公公已
经七八十岁,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参加革命。家里穷,房子坍塌了政府也从未
过问过,而老公公借钱也要交党费。老人家听说儿媳妇被抓走了,平时很少下床的
他拄着拐杖要去说理,但被警方挡在村委会外面不让近前,作为共产党员,老人家
愤怒地质问“现在的共产党难道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吗”。杨尼旦的丈夫一直没有
勇气做HIV检查,但他平时经常生病,与艾滋病感染者的症状极为相似,他说如果北
京能有人来法律援助,他要控告县委书记。夫妇两人育有两儿一女,大女儿15岁已
经出去打工了。在满目疮痍的艾滋病村类似杨妮旦的情况非常普遍,她想要反映的
也是普遍的民声。这几天杨尼旦蹒跚地前往县城找县领导评理,但怎幺也找不到县
委书记和县长,她只是反复说“屈死了也找不到喊冤的地方!”
综合来自不同村庄村民的反映,我们可以描述出上蔡乃至河南其他艾滋病地区
在SARS防治中的特点。
虚假隔离
让我们向前追溯。上蔡县十里铺村,全国尤其是华北SARS疫情大范围爆发的几
周来,先后50余名从山西、北京、广东返乡的民工,没有经过任何有效隔离措施就
回到村里,5月15日在检查的前一天仍然有民工从SARS重灾区山西返回直接进入村里
。很多返乡者回到家里后还到处串门,引起村庄里不少乡民恐慌。虽然上蔡县村级
政府部门知道应当隔离12天,并且也了解山西、北京等地SARS疫情非常严重。但他
们不愿严格管理,普通乡民也没有办法,只有每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长期病弱
的艾滋病感染者及他们的家人,多少推测出如果感染上烈性传染病SARS是怎样的后
果。
十里铺村北边路边地头的隔离蓬荒草萋萋。村里的干部上午8点多上班,傍晚6
点之前下班,工作时间会设置一南一北两个进村的检查站,但其他时间检查站就名
不副实了。4月底开始阶段还有几个返乡民工在此隔离了三、五天,但他们只是白天
聚集,晚上回家睡觉,一般三、四天就草草了事。那幺这算什幺隔离呢。5月16日省
里市里上级来打头阵检查,隔离蓬里有人驻留,但当天下午,所有人就回家了。当
天检查组出现的那一刻,有人喊“他们过来了”,然后在路边喷洒消毒液,检查组
一走消毒的一群就散伙了。但此前从来没有并且此后可能也再也不会有人做消毒工
作了。又是演给检查团的戏。而省检查团也只待了不到半小时。十里铺村民愤愤的
说“咱们共产党的官搞其他工作不行,但搞表面文章的能耐确实厉害”。当我问道
他们是否认为政府在其他村庄也会这样愚弄检查组,村民的回答直截了当:“天下
乌鸦一般黑!”
相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毗邻的后杨村和两公里外的文楼村。后杨已经回来了100多
人,大多数在山西搞室内装修。文楼村近两个多月来不时有人返乡,最近三夏麦收
将至,背着背包的返乡者更是集中回到村里,这其中大部分来自山西、广东、北京
等地,保守估计也要超过50人。他们只在村口量一下体温就可以直接回家,没有其
他任何隔离或防治措施。村民的印象是,那些进村检查站与其说是为了检测SARS,
不如说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
河南睢县感染者反映当地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即使在华北SARS最严重的时期也
大部分人不戴口罩,发烧门诊也是如此。眼下SARS疫情正在逐渐消退,传染病专家
说呼吸道传染病通常到了炎热的夏季就会自然衰减。SARS肆虐,不幸中的大幸是没
有在国内的广大农村大面积爆发,北京、广东、香港医疗条件如此之好但医务人员
仍然是感染者中最集中的群体之一,而医疗设施和人员素质都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的
内陆农村,如果SARS蔓延会带来基层医疗系统的崩溃。经济发展水平与河南类似的
山西已经是SARS重灾区,河南没有大面积爆发我们一来要感谢其他省市SARS工作的
到位,以及河南本地实施了一定预防措施,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只能归结为幸运
了。
搭台唱戏
今年此前早些时候河南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的来上蔡检查,县里把通往乡村
的残破道路上大小坑洼都修垫好。并且给乡村中有名的艾滋病“活跃分子”各200元
封口,不让他们“乱说”。
绍店乡后杨行政村下辖5个自然村,17个村组,共计3864人。90年代中期有180
0多人受政府号召参与卖血,这些16岁--55岁男女占青壮年人口的95%。由上蔡县防疫
站化验出的HIV携带者为450人。实际上,通过其他HIV检测渠道(例如武汉的桂希恩
教授、郑州防疫站、北京地坛医院等)化验确诊为HIV携带者的村民共670人。而受
经济状况、心理承受力等因素影响,近65%曾经参与卖血的乡民没有化验。不少人只
有发病了以后才去化验。整个后杨行政村中只有后杨自然村的4个村组化验的人相对
多一些。98年至今确定死于艾滋病的是260人。但我们不能忽略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
自己和家人遭到歧视,干脆不去化验或者隐匿化验结果,致死也没有承认自己是艾
滋病感染者。
芦岗乡文楼村自从被媒体报导出来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就开始闻名海内
外,全村人口共计3170人,高峰时有1400余人卖血,持有县防疫站确诊化验单的是
550多人,还有近60%曾参与卖血的村民没有化验。上蔡县还有几十个重点村庄的情
况与此类似。
实际上文楼村并不是最严重的地区。我们可以任意举出更典型的例子。芦岗乡
程老村委郭庄自然村,2000年初统计全村有308名村民,94-96年共188人参与卖血,
包括因为婚嫁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及从别村娶来的媳妇,但不包括此后因为母婴传播
而患有艾滋病的儿童。经过化验仅有14个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有化验单确诊为艾
滋病的比例高达93%,从2000年-2003年,共30人发病死亡。2000年死亡5人,2002年
年内又去世16人,数量上显然有加速的趋势,特别是今后三年肯定会成为死亡高峰
。现时完全失去双亲的18岁以下孤儿7人。父母双亡,但孩子超过18岁的5家。父母
皆感染艾滋病,父亲已亡仅剩母亲的单亲孤儿13人。失去母亲后和父亲一起生活的
是11人。这个村庄每家每户都卖过血,通常夫妇二人都是感染者,未来潜在孤儿难
以计算。
我们再来看看当地政府如何“照顾”这些病弱的乡民。各项苛捐杂税从未减免
,如果某户迟迟交不上,立即取消给这户感染者100元/月的代金券。如果各项苛捐
杂税缴纳以后,每人每月100元的代金券才得以发放。代金券用来购买一些基本药物
,不可兑换现金,也往往不能足额购买药物。老百姓必须拿出货真价实的血汗钱“
人民币”才能换回政府用于救死扶伤“照顾”百姓的代金券。而孩子的学费除父母
双亡的孤儿免去以外,其他的孩子学费必须如数缴纳,否则孩子将领不到课本,不
能读书。
对於此次世界卫生组织视察艾滋病村庄的SARS防治情况,河南省、卫生部都对
世界卫生组织既考察SARS又考察AIDS的目的心知肚明。河南省省委书记李克强本来
曾经致电中央请示不让世卫专家来河南,但我国政府在SARS方面已经洞开的大门不
可能关上,所以河南省只有接受世卫组织和卫生部的联合检查。
省上的倾向于不让报艾滋病感染者实际数字。上蔡县卫生防疫站曹站长坚持要
报,因为“如果你不让报数目,连个数据都没有,那我在此地是怎幺工作的。”但
曹站长也告诉后杨村医务工作人员,要报就说450名感染者,而不是实际上的至少6
70人。文楼村得到县里指令是规定可以报306人,而不是村民们自己统计的700人以
上,如果算上没有化验过的那部分村民,已确诊加上潜在感染者决不低于1000人。
那幺我们都知道,早在4月20日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已经明确禁止对S
ARS疫情的瞒报、缓报、漏报,此猛药确实针对了各级卫生部门的痼疾,那幺人为编
造艾滋病疫情数字,是否就合法呢。
18日文楼村医务室轻病号全部赶走,只剩下被县政府安排好的几个,世界卫生
组织专家见到的只是不到1%的听话感染者,而且所有负责接待的村医等人都是挑选
出来受过训练的,上级让他们把艾滋病和SARS方面的防护知识及政策背熟。涉及统
计数据都按县里规定说。
世卫专家走后,文楼村民去找进村时接待考察团的乡领导岳巧芸,嘲讽地问“
伪装得过火了吧,有点儿不象了”。乡领导也苦笑起来“你们也清楚,没有办法”
。不过岳主任实际上也感觉因为全程排演可能是有点令人怀疑。而且岳巧芸提到她
可能“捅了漏子”,县里给的上限文楼村最多报300多人,但是她说漏嘴,讲是600多
人,她很担忧下一步县里找她麻烦,也感慨“共产党就擅长秋后算账”。
由於其他村民的言词相当激烈,我仅选择文楼村一位60岁老者的言语记录以下
,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本身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所以观点相对缓和得多,但问题
的严重性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来(考察文楼村)的是什幺人。整个文楼戒严,上蔡县的
公检法全部出动。医务室里一个病号和医生都没有,都不让(村民)进。我们也不
知道政府搞得什幺名堂。共产党的事情应该公开。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一再讲要相信
群众,实事求是。但现在不让群众说话了,你要敢说一句话他(政府)就揍你。上
蔡县公检法、领导层超过200人全都出动了,警察全穿著便衣,可能有不下30辆车。
有些车没进村,而是躲在背阴的地方藏起来。”
当我告诉老者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访,问村民有否看清他们的样貌。他的
回答是“(村民)都没能上前说话。(如果)人家问病号哪里去了,这一问无话可
答了,(政府让)说300多实际700还多。现在的干部太腐化,啥都保密。世界卫生
组织人家就是想到这里来看看,文楼村如果不是这个(艾滋)病,那人家来这里干
嘛。他们(官员)就不理解(世卫组织要了解实情的目的),我认为这(官员)不
是共产党的干部,这象什幺啊!今天他们唱了空城计给世界卫生组织。”
“政府维持维持秩序可以,比如说今天不要乱,外面来人了,遵守纪律。但他
们(县政府官员)谁也不让进(医务室),医院没有病号那你给谁看病啊。等世界
卫生组织的人一走,医务室马上就开门了。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
“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正直的人反而受陷害受迫
害。这样弄,共产党就没有一点威信了。”
“上蔡县所有官员出动,昨天晚上都没走,忙活两天了,打扫卫生做这做那。
我希望他们(世界卫生组织)再来时,不动枪不动刀的来,自己来才对。要是你通
知好了(政府),老百姓别说见人(世界卫生组织)了,鬼都见不到。这不符合共
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咱不知道胡锦涛的电话,咱要知道咱给
胡锦涛打电话(反映问题)。因为这影响共产党的形像。”
“你们能否(帮忙)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再来一趟,不要(跟当地政府)说
,你跟他们一说他们就要戒严,老百姓一想上前他就要抓你。”
“你们在北京,你们不了解当地情况,他(当地政府)汇报得可好,这也好,
那也好,都好,实际上老百姓的苦处谁也不知道。老百姓吃的啥,老百姓怎幺受他
们难的。(现在当地政府)比过去的国民党没有一点啥区别,比它还要坏。”
“我认为共产党还是好的,但让共产党的干部搞坏了!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喊喊
冤……。你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电视台、焦点访谈来
一趟,偷偷来一趟。看看文楼作了啥,去年一年只给了(每个艾滋病感染者)58元
。那(国家宣布拨款500余万,孩子学费和感染者医药费全部免费)净是瞎话。他们
(政府)汇报得好得很,实际上你应该反过来(看)。要是我有胡锦涛电话,我一
定联系。如果这样(下去),这(天)能不变,(共产党)能不垮吗。人能对共产
党有信心吗。”
“他们(政府干部)出来都坐小轿车,你(老百姓)看着寒心哪。他们拿出一
辆车或者半辆车来就好(解决文楼村的问题),但恐怕一个车轱辘他们也不会拿出
来。”
“我们见不到,更接不到他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轮不到老百姓说话。我
认为最辛苦,最听话的就是老百姓。尽量让中央知道,(基层官员)正给中央丢脸
,给我们国家丢脸,把民心都丢光了,让共产党没有一点民心了。”
“我们(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来过,有一次没下车,有一次下了车但5分钟就
跑了,根本就不见老百姓。我们还想着他能找老百姓聊聊天呢。谁也杀不了你(官
员),谁也吃不了你。跟老百姓去问寒问暖,人念你共产党好啊。共产党的大干部
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不是好事吗。为什幺不敢见老百姓,我认为(他们知道)对不
起老百姓。知道老百姓怎幺过的吗!?一天一天这幺熬过来的!”
“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老百姓
都死完了,还要你们(地方官员)干什幺!你领导谁去呀!”
严防死守
不可否认,河南省确实为防治SARS投入了空前的力量,曾经下达过内部指令,
如果有SARS传播进艾滋村,县级领导就地免职。医疗人员遇到发烧等可能SARS症状
的疑似人员也基本予以必要的流行病处理。但某些基层领导的主要着力点却并非针
对SARS本身,十里铺村和文楼村村民都见识了政府出动大批人力暂时封闭村庄以隔
绝村民与外来检查者接触的措施。便衣警察围成铜墙铁壁,好多村民即便试图围过
去,但最终也只是被强制性驱赶开。看起来他们严防的是村民和检查组,而不是冠
状病毒。如果该地政府有此准备和投入来防治SARS,那幺工作肯定到位,乡民也会
稳定放心。
基层官员的思维方式是扭曲的,他们思考和行动的目的是如何欺上瞒下蒙混过
关,自己好政绩彰显,官运亨通。
区别对待
4月底上蔡县花了50万元购置了呼吸机等治疗SARS的装备,暂且不提是否有懂业
务的人会使用它们,但相对於长期在艾滋病方面措施不力的困境,这样一个国家级
扶贫县在某一疫病上的投入确实是空前的。国内有句官员的行话“领导重视就是生
产力”,如果不是北京的疫情爆发为全球NO.1,惊动了中央下大力气,各级地方政
府难以行动如此迅速,难以达到所谓“全国一盘棋”。艾滋病何时能拥有这份“幸
运”呢。
几周之前,从山西返乡的一位打工者本身是艾滋病人,他出现了发烧症状,政
府接到报告立即赶到绍店乡集南村委附近抓到他进行检测和医学观察,发现他不是
SARS感染者而是艾滋病人就悻悻然放掉了。艾滋病人不是人吗,艾滋病不是病吗,
同样是乙类传染病,为什幺对他们一脚踢开置之不管。
5月中旬后杨村委又接走了两个打工返乡的发烧者,他们本来就是在册的艾滋病
人,发烧这类症状在发病的艾滋病患者身上常有,很有可能他们又在确认不是SARS
病人后被赶回家。艾滋病人发烧的现象太普遍了,以后这样的事情不知还会发生多
少。
5月24日,一位从山西打工回来28岁艾滋病感染者病危,症状是拉肚子发高烧,
气喘呼吸困难。我们实在无法想像他是如何层层闯关回到河南家里,难道一路之上
山西与河南的检查站都形同虚设?!这个年轻人是父母的独子,24晚上到家,25日
早上就因为艾滋病并发症死亡。
这些年来,不得已外出谋生的艾滋病感染者境遇凄惨,因收容而死在看守所里
,奔波劳碌死在火车上的,回到家第二天就亡故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一个公共卫
生政策给予贫苦的艾滋病人像SARS感染者一样特别减免医疗费用的照顾。
河南睢县的感染者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代金券了,乡村医务室的常备药品也已
告罄。政府的解释是所有资源都已经用到SARS上面去了。但两个月里及今后的一段
时间睢县数以千计的部分艾滋病感染者就只能自己忍着病痛了。两位感染者代表到
县城去找县领导反映困境,他们是在劝阻住很多乡民要冲击政府大院的情绪后去为
民请命的。但县政府借口SARS而严防任何人进入县委大院,超过10名保安站在门口
,也不肯给通报。两个感染者就这样在外面一天一天等待,饥渴劳累就顾不上了,
有时也到卫生局去碰碰运气,或许县领导会在某一刻去那里开会……。这些草民每
天往返20里就是为了能等着见知县大人一面。
从长计议
还有一个现象上蔡县村民已经察觉出某种问题。那就是给村民的HIV检测结果是
否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检测出感染HIV病毒,河南郑州防疫站的化验结果会注明为“
HIV阳性”,而上蔡县防疫站化验单上只写上“加强营养,注意休息。”,然后盖上
防疫站的化验章。他们并不给确诊的感染者注明“HIV”这几个字。艾滋病感染者怀
疑,将来如果法律允许追究以前政府血站的责任,那幺即使他们想打官司,但许多
人已经死了,化验单上又没有任何写明“HIV”的字样,所以可能根本就无法作为有
效证据。我核实了几位不同村庄感染者手中的化验单,他们都证实自己的单子上写
明的是“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决无任何与“艾滋病”相关的字样。有些感染者
希望能到郑州去做检查,但苦于路费和检测费远非一贫如洗的乡民们所能承受,所
以无法如愿。村民甚至用保留南京大屠杀证据来做比喻,一定要留下有效的证据,
铁证如山任何官员都无法抵赖。
另外,上蔡县每次大规模检测都会发现大批新的感染者,这些数据令政府十分
头疼。最近有村民甚至发觉上蔡县防疫站可能会在今后的检测中作假,否认一些确
诊病例。因为偶有已经发病的艾滋病患者到防疫站去检查,居然被告知不是艾滋病
。那幺也有感染者希望能在郑州确诊后再到上蔡县防疫站检测,如果本已确定的10
例中他们说其中只有几例是艾滋病感染者,那幺就更加有证据肯定上蔡县政府部门
在逃避责任,弄虚作假。下一步我们计划要采取一些措施求证。
每年政府针对西方推出的《中国人权报告》大加鞭挞,同时我国的人权政策中
特别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但实际上这两项正是基层农村所最稀缺的公民
权利,多少贫苦乡民从生到死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拥有或应当拥有这份权利,恐怕他
们即使知道有这样的政策,也从未奢望那能成为现实。
相关事件
我们继续引述一些相关的实情:
3月初就全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孤儿问题,爱知行研究所撰写了人大政协提案建议
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此河南省政府方面大为紧张,请曾与我们有过几
面之缘的河南省卫生厅防疫站的副站长王哲带领省疾控中心的单新国副处长一起来
找我商议。河南政府非常担忧我们的工作会再次影响河南的形像,他们的意思很明
确,就是要我们不要揭河南政府的伤疤,有什幺事情先与河南当地卫生部门沟通,
看他们究竟是否解决问题。由於王哲站长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基层,而且说话也比
较坦率,所以我认为不妨在此之后遇事先与他们进行沟通,毕竟当地的问题还得在
当地解决。
3月5日全国人大开会,我们正在等待上蔡县十里铺村艾滋病村民关于联名请求
减免学费负担的信件,一位村民收集完成所有签名到上蔡县邮政局去给北京发特快
专递。门口遇到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冯世鹏。冯主任盘问该村民来邮局做
什幺,并且警告他两会这个阶段不要滋事,否则就严厉处理。村民敢怒不敢言。之
后我们也从未收到过这位村民寄出的特快专递,他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被冯主任
扣留了。如果真是如此,那幺该村民应当如何讨回公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是“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没法治。
”
4月16日,上蔡县十里铺村的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女儿陈月和4岁外孙女一起到
北京来上访,这母女俩都是艾滋病感染者,陈月的丈夫因艾滋病刚刚去世。乡村中
党支部干部殴打了陈月,该干部因管理着全村感染者代金券的发放,所以非常跋扈
。陈月去公安局上告,警察和该干部熟识,所以允许其用属於集体的代金券支付给
陈月1500元赔偿。那幺警察等同渎职,村干部等同贪污。陈月觉得不公道,仍然咽
不下那口气,所以来北京讨个说法。一位去过当地的摄影师让这祖孙三代来找我们
爱知行研究所。但作为民间机构,我们尚且生存在夹缝中,更难以给她们有效的帮
助。
面对这一次来京上访的老老少少,我也只好求助于王哲。电话里我告诉王哲他
们的遭遇,王哲的建议也是当地的事情只能在当地解决,请爱知行提供帮助支付老
少三口的返乡路费。虽然当时北京市政府仍然在隐瞒SARS疫情,但由於我们经常涉
及传染病方面的工作,所以深知疫情早在3月份已相当严重,我也成为那时北京为数
不多戴口罩者中的一员。我们非常担忧这三位体质很差的老幼妇孺在北京漂泊时感
染上SARS,而为了上访,他们已经决定通过要饭在北京待些时日。
我得知到他们一路颠簸却24小时水米未进,几番嚎啕痛哭更令其精疲力尽,如
遇SARS那幺他们几乎无法逃过这一劫。假若在浑然不知中回返乡间,那又会把急性
传染病带回给成百上千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他乡民。所以我们力主促其立即返乡。
依据是各地的SARS死亡病例多伴有其他病症,比如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而那些已经发病的艾滋病人也都伴有各种其他疾病,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症”,那幺免疫力可想而知。虽然国内也有偶有医生说可能艾滋病感染者反
而感染SARS的几率低,但我们认为无论SARS还是艾滋病,还有诸多复杂性不为人知
,下此论断还缺乏广泛的医学证据。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当SARS来袭击,唯一可能的
结果就是艾滋病感染者会一个个加速死亡。
当时我认为这祖孙三代回到上蔡县去找王哲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但陈月还
是不肯离开爱知行办公室,那时已经是晚上20:30。当我认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准备
告别的时候,她突然跪下给我磕头,原来他们没有信心河南当地的官员能为最底层
的乡民解决问题。29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下跪请求为其作主,我不知所措,
也担当不起这样的寄托。我和梁艳艳反复向他们强调SARS的危险,但从艾滋病炼狱
里出来的村民见过太多死亡,受过太多病痛折磨,所以他们已经对死亡的威胁不以
为然。
21:00以前我们必须离开办公室,所以情急之下,我把她抱出来出了办公室走廊
到柏林寺的院子里。她几十次的跪下,我只有几十次地扶起她。那几天我也在感冒
,不一会儿就精疲力尽了。陈月的老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树下默默的抽着烟,不时无
声无息地摸一把泪,叹一口气。而4岁的小姑娘茫然的看着她母亲的悲伤,小孩子除
了长得很可爱眼睛很亮,从头至尾她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一天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们作路费,我只留下3元人民币好能坐公交车
回家,确实没有其他可给予三人的。在最后道别时我能做的唯一事情只是摘下口罩
,向三人道了一句“一路平安!”
之后几天,我曾让十里铺村的其他村民去打听陈月的情况。后来得知我们给她
的任何希望都落空了。真的对不起她,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还有比绝望更绝望的
状态吗,那他们向前主动寻觅的可能就只剩下死亡。只有一点我问心无愧,就是当
时送你们即刻离开北京,我想他们现在多少知道了,SARS确实很利害,我并不是哄
他们离开。
4月20日由於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恰好在上蔡县,我通知上蔡县十里铺
村村民为了全村艾滋家庭儿童学费减免问题前往县城请求他帮助解决。王哲站长转
给当时在场的上蔡县主管艾滋病的副县长聂勇去处理。聂副县长告诉乡民,学费的
事情要等等。“你们当年卖血还得了钱呢。”乡民说如果不是政府号召,谁也不会
去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可能聂县长感到在省里记者和卫生部门人士面前丢了面子
,后来他在私下安排准备抓捕教训十里铺村的这位艾滋病感染者。该村民和他的家
人都很害怕。我们也想问,那位村民犯了什幺法。
5月16日上午10点,省内的SARS考察先遣队检查了上蔡县十里铺村,上蔡县领导
实现安排“妥贴”,村委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恭迎检查组成员。各检查站和诊
所都有人表演。村北能隔离4-6人的棚子里也有人当班。一切顺利。
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执行机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SAR
S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5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郑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声明
河南的SARS防治工作有效。而他们是否知道在河南的数日里实际上有一群群基层官
员粉墨登场,按同一个本子排演的一出出闹剧。
“著名”论断
去年圣诞节我们带着北京市民的嘱托去上蔡县为艾滋孤儿捐助过冬衣物,其间
与当地政府发生一些理念上的摩擦。我们听到了几个关于艾滋病的特别论断:
上蔡县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县委办公室张副主任:“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
”试想如此心态,何以能对乡民有善举呢。由於我们此前亲眼见到了后杨村几位卧
病在床病入膏肓的发病者,他们与我们确实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给张
主任的回应是“如果你指的是感染者们都生活在人间地狱里,那幺他们确实与鬼差
不多了。”
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冯世鹏:“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且不说后
来我们查阅《传染病防治法》和卫生部系统艾滋病疫情相关法规,明文规定艾滋病
不属於秘密。就是单从公民享有知情权角度上,这样的呓语就让人怒发冲冠。这次
SARS疫情也曾是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秘密,最后的结果是北京很快成为蒙受SARS
攻击最严重的地区。而4月20日卫生部发布的北京疫情从37例一下子升为339例,几
乎增长十倍,立即引发了老百姓的恐慌,抢购商品、离开北京势如潮水。而实际上
疫情本身不是最令人慌乱的,而关键是隐瞒疫情造成政府几乎丧失老百姓的信任,
而且百姓、当然也包括不少医院和政府部门本身同样没能做好充分准备。大家因此
错失了最佳的预防时机,北京从未在一个公共卫生的失误上付出如此明显而惨重的
代价。让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国家机密”论断见鬼去吧。而实际上,艾滋病做为隐
形的传染病,更具破坏力,隐匿疫情的方式却已经让我们中国错失了最佳的机会,
我们整个国家将面临十倍百倍于SARS的冲击,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谁来承担这个
责任,谁敢来承担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冯世鹏主任的另一个论断是“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像的口
实”。不错,这次SARS作为急性传染病,已经令海外有隔离中国的呼声,但首先我
们不得不承认因为国家卫生系统及广东省政府的信息发布限制,造成SARS全球性的
传播,对我国香港、台湾造成的公共卫生压力是空前的,令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我很诧异为什幺我们在政治、人权、环境、宗教、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有这幺多
“口实”可被人抓,谁造成了我们如此孤立的困境。作为中国公民我和整个国家一
样脸上无光。另一方面,这能算是“口实”吗,这桩桩件件哪个不是真的呢?!那
些“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公民,往往是那些最
弱势的父老乡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於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
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於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於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
官员们得清醒首先是我们国内被侵害最深的公众在批评你。而国内的新闻管制
造成下情不能上达,所以海外的报导很多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次蒋彦永医生也
曾发信给CCTV和凤凰卫视,但如石沈大海。而《时代周刊》4月8日让全世界都知道
了北京的实情,我们才有后来政府的亡羊补牢,空前的全民动员。这算是反华吗,
我倒认为贻害我中华的恰恰是基层那些一手遮天视民为草芥的酷吏。
数字游戏
再来对比这样一组数据
2002年8月份河南省卫生厅给省政府递交的所谓“机密”报告(万延海因说实话
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国家安全部拘押28天,引用此数据之后在此我也做好准
备随时恭候国家安全部“盛情之邀”)中写明“我省有偿献血员艾滋病感染者总数
为2.31-3.35万人。”“2002年8月,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为4.8万,重点村庄
22个,估计艾滋病感染者1.44万人。”而2002年12月2日河南省通过“中国新闻社”
发布的消息称“河南省199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年9月累计发现并报
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65例,其中发病335例,死亡238例。”那幺我们深感疑惑,
难道疫情数据也可以变戏法,可以内外有别、任意删减、粉饰太平。河南的官员们
,知道你该当何罪吗!
逆耳忠言
这里再次提醒官员们注意,当你开始编造谎言时,你的灵魂已经在扭曲,大错由
此铸成,人民能宽恕你吗,总有一天你要为此承担后果。
听着村民的诉说,我担心上蔡县还能见到阳光吗,那里给艾滋病感染者和外来
访问者人间地狱般的感觉,那里是不是在天天下六月雪啊。别老埋怨我们为什幺老
跟河南政府过不去,因为你们对不起河南的老百姓,对不起因你们的过失而身患绝
症的父老乡亲,所以除非我们良心泯灭或是耳聋眼瞎,否则我们没法和你们过得去
。我们支持村民把他们所见世界卫生组织在上蔡考察的经过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帮
助他们转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公室。我已经给艾滋病感染者和村民中愿意为民
请命的骨干安电话,支持他们学习上网,培养失去双亲的孤儿们成才,我们还提供
照相机,甚至摄像机、电脑,让他们纪录下身边发生的悲剧,鉴证历史,让真相大
白于天下,让官员们的劣迹无所遁形。
我们的短期建议:
(A)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重返河南艾滋病区域(上蔡县等地)检查SARS防治。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河南当地乡村艾滋病感染者的互助组织作为民间力量,愿意组
织、协助和引领世界卫生组织进入艾滋病村庄,与村民直接沟通。了解SARS和AIDS
的真实情况。
(B)若难以安排行程前往河南,则可以请河南艾滋病村民到北京世界卫生组织
办公室和国家卫生部作证,上蔡县后杨村、十里铺村、文楼村我们都可以选择到亲
历的证人,包括因此曾被拘押的村民。
(C)中央政府撤销渎职或刻意隐瞒疫情及并对多年来艾滋病危机负有直接责任
的河南官员。包括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前任厅长刘全
喜、副厅长刘学周、上蔡县县委书记杨松泉、副县长聂勇、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
冯世鹏等。
我们的长期建议:
(A)SARS给我国的经济、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又一件令我国国际声望跌至谷底的国家危机。而六四事件属我国内部事务,没有对
国际社会造成直接侵害。但SARS是无国界的疫病,其初期“中国政府对这场疫情的
严重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吴
仪语)” ,殃及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人也因此蒙受不公平待遇。北京
大面积爆发SARS后,老军医蒋彦永揭露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隐瞒疫情,国际社会纷
纷谴责我国不负责任的态度,政府被迫公开疫情采取必要措施全力投入防治,撤销
主要责任人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务,全面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我们用高昂的代价
换来的政策转变必须保持下去。中国公众、研究机构、海内外媒体、国际社会都需
要对政府加强监督,以使该政策保持延续,并不断完善。
(B)SARS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但大多数患者可治愈。而艾滋病比较隐性,现
阶段仍不可治愈,其影响深远性和持久性实际上远远高于SARS。我们在处理SARS上
所采用的全民动员和社会救助方式应当继续用于艾滋病工作。
(C)以SARS打开艾滋病的突破口。公共卫生直接联系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需要
社会各阶层都投入力量,主动监督和制衡。给予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在此领域的空
间尤为重要。建议中央政府立即解除对民间组织(NGO)或非营利组织(NPO)的注
册限制,开放注册体系,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取缔阻塞言路臭名昭著的新闻
管制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媒体充分的自主权利揭露社会问题,反映民众呼
声。以尽量避免更多社会、公共卫生、生态等危机发生。
冰山一角
当SARS过去,我们一定再赴上蔡,将直接质问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冯世鹏“
谁还敢说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吗!?”
河南的官员们,我愿意为此番记录与你们对质,如果证明我错了,那第一个高
兴的是我自己,如有任何失实之处,我愿意承担责任。
蒋彦永医生把北京的实情告诉世界,实际上起到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的作用。
卫生部的张文康和北京市政府的孟学农因渎职和隐瞒疫情而落马,由此而换来了我
国SARS防治工作真正开始进入实质阶段。否则无法估量社会还要付出多少生命代价
。那幺此时河南上蔡呢,是不是它太小了,太不重要了,民众的呼声太远了,太微
弱了,所以没有官员将受到严惩。实际上,单单上蔡县这一类艾滋病人相对集中的
地方,长期以来每天死于艾滋病的乡民人数,就高于时下北京、全中国、或全球每
日死于SARS的人数之和。上蔡数年来累计感染艾滋病及已经死亡的人数也超过全球
累计感染SARS和已经死亡的人数之和。很多村庄一天就有几位艾滋病患者去世,单
单上蔡县的一个十里铺村,有时一天死三位,这一户还尸骨未寒,又听闻从其他邻
里间传来了凄惨的恸哭。去年年底我们探访后杨村见到的感染者,从5岁到60岁的几
位,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先后命赴黄泉。那个5岁的小男孩周猫(“猫”写法为“不信
”二字)从生下来就一直被病痛折磨,今年2月15日元宵节他的父母陪他在房顶看了
远处县城的烟花,几个小时后他就结束了短暂的人生。我们无法评判离开人世对他
来讲是痛苦还是解脱了痛苦。
去年夏天联合国出版了报告《中国艾滋病问题---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我们
预计,当7月份盛夏来临,全球SARS基本上会被控制住,人们会在压抑之后的自由舒
展中渐渐淡忘冠状病毒最为肆虐的2003年春夏,但我们仍将长期与艾滋病搏斗。要
知道艾滋病所波及的国家或地区是SARS的6-7倍,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感染SAR
S人数的5000倍。相比之下,对於人类的整体威胁,SARS象被蜜蜂蜇到,而艾滋病象
被眼镜王蛇咬中。看看国内的如下数据
死亡率 感染者数量 分
布地
艾滋病 100% 超过1000000人(2002年卫生部发布数字) 全国
所有省市
SARS 5%-15% 5322例(2003年5月27日卫生部发布) 2
6个省
看着媒体上铺天盖地关于SARS的报导,卫生部每天下午4点发布的全国SARS疫情
通告。我们企盼艾滋病也能有此待遇。如果能有一个公开的疫情统计和发布机制,
把中国艾滋病数据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那幺会大大加强公众在艾滋病领域的公共
卫生意识,遏制AIDS的传播。
我以上所言确很杂乱无章。但仍希望朋友们能告诉更多公众,能转达给更高层
的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使他们了解我们的基层官员在做什幺。这几天每每与村民
通电话记录下真实情况时,电话线那一段乡亲们的情绪也传递给我,令人时而不寒
而栗,激动地不能自抑,时而仰天长叹唏嘘不已。我们的基层有这样的官员,民能
聊生吗,国能昌隆吗。如果这样的官员是共和国身上的毒瘤,那幺我们就必须成为
柳叶刀,根除病灶,挽国运于艰危,起沈屙于霍然。
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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