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其时 生逢其地

直呼“毛贼”的吴祖光

    2003年4月9日，吴祖光先生去了。我和先生素昧平生，缘分仅限於20多年前曾
看过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风雪夜归人》，以及关于他的不算多的新闻报导。相对
於另外一些名人，吴老先生从未当红过。而先生逝世之后，却突然成为新闻热点，
媒体的宠儿，或许是人们终於意识到了先生的浩然正气？但愿！
    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是余杰和舒乙。余杰在《吴祖光的铁骨柔肠》中写到：记
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
─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
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是毛贼！”这一句话讲得真是荡气回肠，直指要害。先生逝世未满七日，“神童
”、“著名”或“大师级戏剧家”不绝于耳，这些或许不假，但是世界上“神童”
以及“大师级戏剧家”何其多也，特别是在中国，这些头衔早已贬值。而公开指出
“毛贼是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直呼“毛贼”却只有一个吴祖光。
    舒乙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吴祖光是中国的大师级的戏剧家，在现代
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倒退几十年，舒先生能否如此kind地对待吴先生
？且不说吴祖光了，当年其父老舍自沈于太平湖，时已成年的舒乙以及其母之所作
所为已广为人知。那个时代受蒙蔽的人比比皆是，浩劫之后，忏悔与否端在个人良
心，
    但是若改写历史，甚或利用父亲扬名就太过分了吧。这样的人有何资格评价先
生呢？
    先生病重之时，中共喉舌和耳目的头子丁某居然猫哭耗子前去探望。这真是对
先生最大的亵渎。新闻记者仍然毫无例外地无耻，依此再造出党对知识分子“关心
”的狗屁文章。最让我不解的是，吴先生的子女居然和那党棍打手合影，除了长叹
一声，还能说些什么？难道丁某人是因为赞赏吴先生直呼毛贼的胆气而去看望他吗
？
    因为从未与吴老先生谋面，历经劫难之后，他是否真如余文所说仍然保持着一
颗童心，则不得知。想来，余文中提及吴祖光客厅里“生正逢时”的条幅以及拍案
痛骂“毛贼”应该不是杜撰，而这个中的心境只有经过炼狱的人才能体会。

炼狱并非只对名人而设

    从吴老先生的劫难，我想起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普通百姓，完全不懂政治，也
非作学问之人，勉强够得上专业人士。我在此提起他们，只希望告诉人们专制的炼
狱并非只对名人和知识精英而设。
    我幼年时，父亲也被打成右派，这一去就是将近30年。在这期间，60年代的饥
饿，重体力劳动后的伤病，以及文革中再次被揪斗的毒打，父亲曾三度被死神光顾
，又三度从死神手中逃脱。记得父亲曾经告诉我，当反右运动结束之际，他被工作
组召去向党交心。在极为“诚恳”的鼓励和劝诱之下，我父亲提了一点和领导工作
作风有关的意见。第二天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当时他还天真地想犯了错误改了就
是。什么错误，从当右派起，他根本就是一个罪人了，不但其罪永远不得赦免，还
要殃及后代。我母亲更呆，她只知抱怨父亲不听她的话，喜欢在人前讲话臭显，可
她从未想到，80年代“右派改正”时，父亲打开尘封的材料，发现自己竟是一个“
无声右派”，因为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鸣放”过。
    如新凤霞一样，当时我的母亲也曾被“关心”的领导劝告与父亲离婚。因为她
拒绝离婚，右派的老婆自然就永远低人一等，尽管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甚至傻到
主动减少工资，仍然受尽欺辱。在文革的劫难中，我母亲虽然没有被打致残，可是
因她曾自杀未遂，对她的批斗更为凶残，甚至在她自杀的次日，就被拖出去批斗。
而且竟有极恶之人，无中生有地举报我母亲还要自杀，母亲又被造反派痛打。我的
一个朋友，因为后悔在文革中与父亲划清界限(她那时还不到12岁)，竟在成年之后
经不住悔恨和良心的折磨，投湖自尽。这就是炼狱。
    在毛贼的专制时代，为了控制人心，专制政权将外在的身份罪进一步扩大到思
想罪。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能在一夕之间由“人民”变为
敌人，而知识分子因拥有较其他人更多的思想和观念，首当其冲地被迫害并不奇怪
。但是，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并不说明，工人农民“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多么
地幸福”。表面上，工农的政治地位高于知识分子，比如称他们为“领导阶级”和
“依靠的基础”等，但是，1959年-1962年的天灾人祸中饿死的几千万人中多为农民
，历来有“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多被发放去当农民或工人，而不曾见“犯错误”的
工农被罚去当知识分子的，当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大众踊跃报名，如果工
农的实际地位高于知识分子，又何必如此。每“七八年来一次”就来一次的炼狱，
煎熬着不同的人，只不过专制制度缺乏多种屡次惩罚的手段，你无法再将农民下放
劳动，因为他们本来就处於最底层。

炼狱之后

    历经专制的劫难之后，人大致向几个方向转化。恐惧、躲避、驯化或反抗，胡
平先生已经在《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判》一书中对此作了极为透彻的阐述。然而，
炼狱之后的大部分人都变得畏琐和无耻，比如钱伟长、费孝通、冯友兰、周一良之
流。只有少数人才会被锻打得高尚善良，并且依然矢志不改。比如甘地、哈维尔、
曼德拉和翁山素姬，以及坚持说真话的吴祖光先生。人不经受苦难就无法成熟，受
苦也是无法由他人替代的。但是如果认为专制的苦难和残酷一定能使人变得高尚，
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鲁迅所言：奴才一旦当上主子，比主子更主子。
在专制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见过许多恐惧、躲避的例子，因为勇者毕竟少
数。恐惧和躲避本无可指责，更何况在残暴的专制之下，躲避也算一种消极的反叛
。记得吴先生的子女也曾撰文提及，当年新凤霞如何美丽，又如何勇敢地追求到了
自己的真爱。而文革之后，曾经勇敢的新凤霞变得恐惧。恐惧使这对历尽劫难，感
情极好的夫妻常起争执。新凤霞担忧刚直不阿的吴祖光又会以言获罪，不断地苦劝
其“莫谈国事”。依我看来，我母亲年轻时的美丽绝不输于新凤霞，她也曾如新凤
霞一样的担忧和恐惧。几十年都已过去，这种恐惧不但深深刻在心里，也刻在她的
脸上。恐惧令她的心里长期充满猜疑和仇恨，一张恐惧和仇恨的脸还能美丽吗？
    有些人在恐惧和躲避之后即被驯化，而且为了自保或者献媚，还不惜出卖他人
。在文革中的中国，这样的人上至周恩来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比比皆是。最近，东
德解禁了前共产党的档案，许多受害人都前去察看，希望找出当年陷害自己的告密
者。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告密者中的80%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枕边人。‘反
右’中为自保而将吴祖光揪了出来的田汉，在十年之后的文革中也死得极为悲惨。
可叹的是，无论人们怎样地百般讨好，委曲求全，昧着良心，终究逃不出毛贼专制
的绞肉机。
    从邓小平时代起，当局已经无法如毛时代那样强行地向人民灌输它的意识形态
，然而，它仍然严厉地禁止不同政见的发表和传播，以所谓“宜粗不宜细”之类的
鬼话，掩饰和篡改着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经过劫难，或没有经过劫难却绝
对知道历史真相的知识精英们不但不站出来说真话，不但不对暴政表示义愤，甚至
貌似高尚地说什么，那些受到迫害的人不过是以一己之私之恨来衡量历史，而毛时
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制度创新因素，对历史具有正面意
义。这事情真是荒缪得可笑，且不论深受迫害的人出来控诉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任何一个旁观者，如果他具有良知的话，看到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起码有不平
则鸣的正义。正如一个小孩不慎掉到井里，站在井边的人不但不去救，却冷漠地说
什么，“我也不是他妈，这不关我的事”，甚或再以高深的理论阐述掉到井里受苦
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因为其他小孩就明白了井的危险等等，这样一种道德的衰败，
无疑地是在帮助独裁政权蒙骗和吓唬青年。
    一些玩弄着最时髦词藻的“后”什么主义的学者们，明知当奴才于人所不齿，
暗地里去当个“过分聪明”的帮凶或帮闲，他们已经堕落到只会对美国说“不”的
地步。因为他们绝对知道，那些他们大声说“不”的帝国主义国家，既不会拒绝他
们前去沽名钓誉的签证，也不会阻断他们与“世界接轨”之路。但是，是谁将中国
的廉价劳动力卖给西方资本主义的？又是谁连世界劳工条约都不敢签，唯恐西方资
本主义剥削得不够顺畅？是谁污染了中国人的心灵，令今日之中国道德沦丧？这些
精英们可敢向始作俑的专制制度说“不”吗？
    在这些据说代表中国学术潮流的新左派的影响下，曾经独立的《读书》早已不
再独立，其中的某个编辑居然能够不顾基本事实口出“布什比波尔布特还坏”之类
的胡言。由於专制制度长期的愚弄和欺骗，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然在怀念毛泽
东，这样善良的民族厚道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齿寒。如果说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愚
昧也就罢了，可是在“精英”们的帮凶或帮闲之下，一些年轻人竟也认为那些历经
劫难的人是活该，专制对人的迫害和污辱都有其合理性。有人说这些“学者”起的
作用比贪官污吏还坏，这话倒并非是胡言。
    这世界上记性最好的是犹太人。二战过去已经半个多世纪，他们还在不厌其烦
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苦难。“安法兰克的日记”、“逃离索比勃”、“辛德勒名单
”、“美丽人生”和“钢琴家”等等。世界上记性最不好的是我们中国人。文革过
去不到30年，年轻人已经将此当作天方夜谭。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犹
太人的苦难可以归咎于外族，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从解放战争的歼敌几百万(那时的
共产党可没有如今的同情伊拉克人民的心怀)，到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人祸，未来还
可能“解放”台湾，中国人的苦难多半来自自身，多半是中国人打中国人。2003年
4月21日的《时报周刊》，有一篇关于SARS的报告。其中引用了一位中国大陆呼吸专
家的话：“你们外国人更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因为你们国家人少，而我们最主要的
考量是社会稳定，为了维持这种稳定而保守因传染病而死人的秘密是值得的”。谁
都明白物以稀而贵的道理，但是中共建政初期，人口不过4亿，那时人的生命被尊重
过吗？专制制度从未也永远不会重视人的生命。因为专制制度的不合法性，才会有
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可惜SAR却并不被愚弄也不惧怕暴政。

生逢其时，生逢其地

    吴祖光先生86年的生命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尝尽
。”他曾被抄家、批斗、劳改、凌辱，他经历过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下所
能经历的一切。这还不够，他所有的家人以及绝大多数亲戚都受到株连。更为不幸
的是，他的正值艺术颠峰的夫人新凤霞，就是因为不愿与右派丈夫离婚而也被打成
右派。在其后的文革中，她又被一些曾受恩于她的人折磨成终身伤残。诚然，人的
生命都是平等，被人视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应该是平等的，比如一个农
民辛勤劳动一年的收获，或一个自幼苦练而成的艺术家的舞台。然而，明年还可以
再种庄稼，艺术青春和绝代风华却永远不再。
    吴祖光先生这样的人是十分罕见的。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是少数几个经过炼狱
变得更加高尚的人。他历尽劫难，却善心不减，他自费为居住区粉刷楼房，安装灯
泡，为斗升小民做了许多好事和实事。他刚正不阿，仗义执言，74岁高龄仍然敢为
被漠视的公道和小人物挺身而出，从而被纠缠进一个官司长近5年。彼时和此时，那
些“后”什么的学者正忙於左右逢源，他们精明地算计着如何既能讨好当局，在中
国风头出尽，又可讨好西方新左派，从他们大肆攻击的资本主义那里，骗得几两银
钱。如果那些知识精英们真认为毛制度那样可取的话，何不辞去西方名牌大学的教
职，到伊拉克、北韩以及其他类似的毛泽东的好学生统治的国家去。在那里，他们
尽可以求仁得仁，一偿宿愿。
    我不知道吴先生是否曾经恐惧、躲避过。文革之后，他曾被吸收入党(不知是否
能算得上短期驯化)。不过，没几年，因反自由化，他被强迫退党，并成为自由化的
典型。六四屠城之后，他又被取消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说
实话本是稀松平常，根本无关“胆量”。而在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虚伪的专制社会中
，“敢言”就变得极不平凡，正如吴祖光先生之敢言，正如301医院揭露隐瞒SARS疫
情的医生蒋彦永之敢言(可惜中国媒体对这位真正的英雄却只字不提)。对於那些经
过漫长的炼狱仍然敢言的人们更应该给予英雄的礼赞。
    如果你是一个无耻但不必惧怕而且可以邦助专制的人，你可以在专制的制度里
取得最大利益，正如某些精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杨振宁。如果你是一个麻木或
无奈或无耻但没有勇气的人，你可以苟活在专制制度里。如果你正直、清醒但没有
勇气，如我等之辈只能活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如果你正直、清醒而又有勇气，你
可以选择活在中国，因为那样的话，你人生的意义将更为伟大。所以，吴祖光先生
说得不错，他正生逢其时，也生逢其地。□

征文比赛
题目： 以下三题任选其一
1， 从争取自由民主必须付出代价的观点，论述美伊战争之意义。
2， 由（煞滋）经验， 论述自由与民主之价值。
3， 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国家整体经营永续发展的保障。
注：煞滋全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英文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
ome, 简称SARS，即“煞滋”。
奖金： 第一名$1000, 第二名 $500, 第三名 $300,，另取佳作若干名各$100。
规则： 
1，直行打字或直行格式稿纸撰写， 字数在五千字以内。
2，已在报章杂志发表过的文章不得参与。
3，由本分盟聘请学者与专业作家为评审委员。
4，经录取者，版权即属本会。本会有权在任何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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