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四十，有记忆的日子三十几年，但我能记起的中秋只有一个，就是十四年前的那个中秋。十四年前那一天的情景，今天想来就如同昨日。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公元历是9月12日。十四年来，每当中秋来临，望着明月的时候，我都要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咀嚼那一天的情景。非常巧，今年的中秋是公元历9月11日，同我记忆中的那个中秋只差了一天，十四年前的中秋，也是这样的节气，也是这样的气候，也是这样秋凉的夜晚。
    十四年前的那天早上六点半，起床铃声响过，整个监室的人纷纷起床，叠被，洗漱，然后懒懒散散地各自活动，有的坐在地板上发呆，有的趴到窗下，贪婪地吸吮从窗外流进来的清新带有一丝凉意的空气。我背靠油腻腻的墙壁，坐在地上百无聊赖，旁边的赵毅强问我：“想什么呢？”
    我说：“中秋啊，还能想什么？”
    赵毅强是北京医科大学放射实验室的教师，学生绝食后，他发起组织教师声援团和救护队。整个绝食期间，他天天都在广场上，戒严后，他仍然在广场上，担任救护组织组织工作，由于事无巨细皆必躬亲，对学生关怀备至，被尊称为“婆婆”。六四凌晨，他随最后一批人员从广场撤出。他是这个监号的老号，从6月被抓，就关进这个监号，而且，由于他好管闲事，又有个运动员的般的体格，就当然成为这个监号中的组长，也就是牢头。我是6月30日在报社被公安戴上手铐抓来这里的，先被关进下西筒五号，8月15日，转号来到下北筒五号。严格意义来说，我不是八九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因为我从头至尾只是充当一个记者的角色，我甚至没有在任何的请愿书和声明上签字。但是，由于我介入的时间较早，结识人过多，终于上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单。
    一阵清脆的鸽哨从窗外传进来，我向窗外望去，透过铁栅栏，一群白色的鸽子在蓝天下翱翔。入监三个月来，鸽哨鸽群一直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音乐，悠扬的鸽哨给我很多的联想。但今天的鸽哨给我别有一番心思在心头。因为今天是中秋。
    我的心绪随着鸽哨飞，飞到很远很远，飞到我的老母亲的身边。而我无法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自由。
    小赵是个乐天派，不光有健硕的体格，而且多才多艺，我没看见他的情绪低沉过，倒是我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一言不发。每逢这时，他都要故意找我说话。我们经常的节目是晚饭后坐在角落里，低声对歌，一个人起头，另一个人接茬唱，如果接不上就算输。我们几乎把从儿童时代到现代的流行歌曲都唱了一个遍，我竟然把儿童时期的《小松树快长大》，电影《小星星闪闪亮》这种已经绝唱的歌都想起来了，他似乎更喜欢苏联歌曲《马车夫之歌》这种在大学生听来闻所未闻的歌曲，他唱来得心应手。很快，他就发现现代流行歌曲和影视歌曲我几乎没有几首能唱的，甚至一些当红的电视剧的歌曲，我都唱不上来。后来，我们相约，当代的流行歌曲和影视歌曲我们不比，很快，我也从开始对流行歌曲的不屑，慢慢承认流行歌曲在抒情上的独特之处，后来他竟成了我学唱流行歌曲的老师。一天他教我唱《星星知我心》的插曲，我没看过《星星知我心》，他就给我讲电视剧情，讲到女主角得知妈妈去世，便四处寻找到自己的弟弟妹妹，并带上他们一起到母亲的墓地去看望妈妈的情节，我忽然鼻子一酸，再也忍不住，蒙面大哭起来。他也同我一起哭，弄得整个监号的人都傻了，随之大家一起掩面而泣。这是我在监禁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落泪。
    小赵关于中秋晚会的提议，得到监号的认同，小赵开始安排各自的节目。忽然筒道里一阵慌乱，大家停止讲话，屏心静气听筒道里发生了什么。只听得，一个监号门被打开，看守叫什么人的名字，然后，门被关上，然后又一个门被打开，又叫一个名字，门又被关上。
    我们开始私下议论起来，是不是要转监了？
    转监，那时是个不吉利的预兆，因为，“转监”意味着去秦城，转去秦城就意味着要逮捕、判刑，而在看守所则尚有无罪释放的可能。
    我们的监室门被打开了。一个瘦小的看守出现在门口，大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下意识地问：“去哪？”
    “少废话。收拾东西。”
    当我站起的刹那，小赵抓了我一下。我明白他这个举动的含义。他不希望我走。
    我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监号，重重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我这才看青，筒道里已经站了八九个人，我们排成队，我轻声问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去哪？秦城吗？”他眼里满是疑惑地摇摇头，“不知道。”
    “不许说话。”看守叫着，然后，带着我们向楼上走去。上得楼，我们转个弯。来到东筒七号。原来是调房，这我才放心。
    看守一个个叫着名字，我们一个个走进屋去。同我刚刚呆过的下北五比，这个监室要小。但是干净很多。而且，我们人少。
    当大铁门“哐”地关上后，屋子里的人开始互相打量起来。我这才注意到，关进来的有10来个，都很年轻，一看就是学生，只有一个人除外。我们开始相互自我介绍。
    留板寸的是北航的陶红中，衡阳人，北航绝食团的成员，“六四”后，回家的路上在武汉街头向人们演讲，介绍六四惨案，被公安抓捕，遣送回北京。
    矮个子的赵成奇，也是北航学生，湖南株州人，也是因为演讲被捕。
    鹰钩鼻子的是清华的龙彧，清华最早发起纪念胡耀邦的学生之一，他在纪念碑上做纪念胡耀邦演讲的照片被用作争鸣的封面。
    留长髪的是北大计算机系的周宏桥，他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非政治原因入狱，他在广州街头向人出售“六四”开枪的照片，被公安抓获遣送回北京。
    光头的陈明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湘西大庸人，北师大学生绝食团成员，“六四”后与其他两个学生领袖逃回湘西家乡，被人检举而抓捕，被捕后说出了其他两个同学的行踪，致使另二人被抓，三人一同被押解回北京。这也使他在关押期间一直心情郁郁的，时有自责。
    身材纤瘦的是北京大学的许成富，浙江温岭人，因为义愤，发表一些反政府言论被举报抓捕。
    身体粗壮、上唇有抹小胡子的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崔向东，他是个理性的人，在学潮期间未有任何行动，“六四”后，给一个好友写信发表了对镇压的看法，好友将信呈交自己的党支部领导，此信又被转北京，他因此被抓捕。
    唯一一个年纪较大的、有着稀稀拉拉胡子的是政法大学的教工李子希。他是政法大教师团的发起人，组织过冲击中南海的行动。“六四”后，与一个在广场认识的女生结伴南下躲避，被抓回北京。
    身材颀长，一脸稚气，相貌很象香港演员吴启华的年轻人叫郑重。后来出狱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调号的时候，军博正举行一个《反革命暴乱展览》，那展览里有郑重的大名，说他是吾尔开希的保镖，还展览了他用过的一个三节鞭。但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帅帅的、一脸稚气的小伙，怎么可能是什么保镖。
    让我意外的是，这些人中还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小孩子，问他名字，他说，叫我小崽吧。他是江苏人，无业，来北京时不知怎么混进了广场，给清华大学学生、广场纠察队总指挥张伦当传令兵。六四后，跑到黄鹤楼上向人讲起北京的情况，被当地警察抓捕。
    大家相互自我介绍过，开始都对新环境产生好奇感，话也就显得特别多。事后，我得知这是看守所一次人道的调整，把学生教师统一集中到几个监号，同工自联、市民敢死队分开。
    中午时分，监号打开了，监狱给大家发月饼。每人五个自来红。自来红是北京最传统的月饼品种，硬硬的壳，里面放着青丝玫瑰白砂糖之类的馅料。对于监号里的人这绝对是美味佳肴了。
    五块月饼是我们监狱生涯的美味，我本打算晚上明月初上时再吃，但实在耐不住它的诱惑，吃了两块，留下三块，到月圆的时候再吃，李子希一气吃了四块，然后用马粪纸包一块向窗外扔去。大家都对他的行为不解：这是干什么，他笑着说：“这块是给我的女儿的。中秋了，不给女儿送点什么是不应该的。”
    我听了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难言的酸涩。我的思绪飞到了我的母亲身边。此时，母亲在干什么呢？入监两个半月了，我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母亲得知儿子身陷囹圄，她会怎样想呢？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心事一起，我便无言了。一个坐进墙角，一言不发。满脑子里都是母亲的模样。
    我不知道，就在此时此刻有两个人正在列车上，向我心中的目的地进发，他们是我的同事，两个《北京日报》的记者。他们代表几个同事和朋友的嘱托，给我的母亲带去月饼也带去朋友的问候，也就是在我在监号里无言遐想的时候，他们走进了我的家。
    事后才知道，我被囚后，报社没有正式通知我的家人，当我的姐姐打电话到报社找我，他们才告知我被关押的情况，姐姐找到报社要求知道我的被关押地点，报社说不知道，让找公安，公安则说，已经通知报社。姐姐和舅舅、姨妈决定为避免我妈伤心，不告知她这事，只说我工作忙不能回家。中秋到了，姐姐觉得这次必须有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儿子没有理由中秋不回家，她同舅舅姨妈商量过后，决定就在中秋的晚上通知她。也就是说，当我的同事走进我的家门时，还没人正式通知我的妈妈我被关押的事。
    同事走进家门，寒暄几句后，试探性地问：“您知道了吗？”妈妈当时漠无表情地点点头，“我猜到了。”“没人通知过您？”“没有。”
    午饭时间到了，妈妈要留他们吃饭，同事一再表示不必了，他们向妈妈告辞，妈妈送他们走下楼，走出门洞。直到分手，妈妈都没有掉一滴泪。事后多年，同事向我提及此事，仍然万般感慨：“你妈真了不起，我知道她心里难过，但就楞没掉一滴眼泪。”
    当晚，姐姐、舅舅、姨妈到了家里。他们已经研究好长时间如何开口，但当他们在妈妈的房间里坐定，妈妈拿出同事送的月饼给他们时，他们知道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您知道了？他们告诉您了？”姐姐问。
    妈妈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了。两个半月了，连个人影也没有。还能怎样？”
    没人说话，妈妈忽然抽抽泣起来。姐姐抱着妈妈，也哭。姨妈在旁边说：“别管她，让她哭。”然后，抓着妈妈的胳膊说：“哭，你哭，哭痛快了就没事了。”妈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有过坐牢经历的人都知道，只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坐牢并没什么可怕的，也不见得痛苦，适应了最初的不自由的痛苦后，心态反倒越来越平和，甚至适应那种不自由的生活。真正难受的是外面的亲人，他们要为牢中的人奔波，为牢中的人担忧，人们常常把坐牢想象得极为恐怖，所以，要承受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心灵煎熬。
    天渐渐黑了。大家开始议论，今晚中秋怎么过？我说起已经和原监号的人商量好搞一个小型晚会。李子希建议：“我们搞个击鼓传花吧。”此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监号的人做成两排，一块奥琪牌香皂暂时充当“花”，小崽坐在第一排，用筷子敲一个茶缸，敲茶缸声停止时，香皂在谁手里，谁就得表演节目。
    按监规，监号里是不允许搞这种活动的，所以，我们几次提醒小崽敲茶缸声一定要小，决不能让外面的看守听到，挨骂事小，如果搅了我们的击鼓传花晚会岂不是扫兴。
    香皂传到我的手上，茶缸声停止了，我唱了一首歌。茶缸声又起，转过两圈后，香皂再到我手上时，茶缸声又停止了，我又被罚唱。茶缸声又起，这次竟然还是我，我感觉到蹊跷，开始注意观察小崽的动作，当茶缸声再次停止时，我发现，后排的许成富用脚踢前排小崽的屁股，我明白，作弊！我拆穿了小崽和许成富的把戏，罚许成富唱歌，作弊败露的许成富哈哈笑着，揭露出主意的是李子希。这样许成富被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子希被罚唱《三套车》。
    龙彧是这些人中的歌手，他最喜欢唱英文歌曲，他最拿手的是《毕业生》主题歌。那天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旋律传导的意境让我产生许多的遐想。
    晚会持续到九点半熄灯铃声响起才算结束。大家都很尽兴，这是我们监号中的中秋晚会，它给我们的囚禁生涯带来一点生活的愉悦，也带来一点生命的色彩。
    后来我知道，那晚下北五也举行了晚会，但是，发起人小赵却没有参加，他一个人坐在墙角掉泪，后来他对我说，一是想念家人，一是为和我这个狱友分别。
    那夜，我失眠了。我倚靠在墙上，望着铁窗外的明月，坐了多半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