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

北京 刘晓波

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大起大落，至今仍然被层层迷雾所笼罩。在毛泽东死后，林与四人帮一起成为“文革的替罪羊”，即便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都有欠公允。

林彪的两面性在文革之初，林彪固然主导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全国性狂热，并由此窜升为毛的钦定接班人，但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过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却说明林彪对文革颇有不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大都知道，林之死对毛是巨大打击，从此之后毛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其中的一些提法也颇得民心，比如，“五七道路等于变相劳改”和“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林彪之死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的正确性也遭到了怀疑，人们隐隐约约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林彪没有被控以企图暗杀毛的罪名，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之后，凡是能得到毛的宠幸的高官，大都谙熟于违心奉承的两面术，延安时期如此，1949年后亦如此。刘少奇因鼓吹“毛泽东思想”而荣耀，林彪因首提“四个伟大”而接班，周恩来因对毛的百依百顺而坐稳终生宰相。对此，林彪曾有过惊人的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棗服从棗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棗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独裁官场的秘诀之一，便是“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我相信，看透这类把戏的高官，绝非林彪一人；但能够像林这样坦白的高官，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林的个性中还有倔犟和坦率的一面，对自己的两面派手法供认不讳，而不像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官那样只作不说。

在此意义上，林彪从毛的钦定接班人到企图谋杀毛的罪人，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林比周坦率，也不像周那样迁就毛，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毛，以自我羞辱来满足毛的虐待狂。这样的判断，也被历史记载中的毛林之间的几次冲突所证实。

毛林之间历史上几次冲突第一次毛、林冲突发生于1935年4 －5 月间。当时，正是中共疲于奔命、以求自保的艰难岁月。中共高层的许多人对重掌军权的毛泽东有意见，不同意毛的打仗方法，林彪就是反毛的高级将领中的代表。他曾上书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

在打仗的策略上公开反对毛。当时，毛的权势在党内已占上风，针对党内军内对他的置疑，毛于5 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批判林彪等人的“右倾”和“动摇”，而林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未作什么自我检讨。这也是1970年毛决定倒林之后，批判林“形左而实右”的历史根源。（见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棗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86 －87）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国共内战初期。据《雪白血红》一书的记载，在如何筹划东北战场的问题上，林与毛之间有过数封电报往来，二人之间常有分歧，而后来的东北战局证明：凡是林彪坚持己见的决策大都正确，而远在后方的毛泽东发出的命令大都有误。比如，林彪率部刚刚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管了东北的主要大城市。但国军调集七个精锐师向林彪部集中的四平进攻，林的战略是不宜死守城市，而应该主动撤离并展开运动战，毛则命令林死守四平，期间二人有多封电报往来。共军坚守四平一个多月，伤亡近万人之后，陷于完全被动。这才在林彪等东北将领的坚决要求下，毛不得不同意撤退，也同时放弃了长春，国军在东北战场夺得了除哈尔滨之外的几乎所有城镇。要不是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亲临沈阳阻止了国军的乘胜追击，并与中共鉴定停战协议，东北战局乃至整个内战的胜负，就很难确定。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批林批孔，列出的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在东北拒不执行毛的正确命令。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1950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林与毛有分歧。当林的反对意见无法推翻毛的出兵决定时，他宁愿以身体欠佳为由留在苏联治病，也决不接受毛的任命，赴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之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出兵朝鲜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决策毛泽东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宁愿拿百废待兴的中国去冒险，不仅让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物质和国土（台湾）的代价，而且使中国外交步入歧途，最后才在四面楚歌的孤立中联美抗苏。

第四次冲突发生在1970年8 月，林刚刚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后不久，理应继续紧跟老毛，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就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与毛发生冲突，尽管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的替罪羊。但林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对毛随后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在劝说林彪出面主持批陈会议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亲自出场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正因为林的不合作，毛才愈发怀疑林的忠诚开始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陈述以上史实，并非是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林对毛的吹捧乃众所周知。而且，我在李锐先生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见过的林彪在毛面前自贬的史料。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难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是被毛钦点上山的。林当然知道毛召他上山的用意，所以，林在批彭会上的发言，也循着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路数，借历史旧帐陷害彭，故意以贬低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战役”来抬高毛而贬低彭。

说不定林彪能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时代众所周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之后，“平型关大捷”

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之一，也是共军对日作战的几大成就之一。虽然，这次战役不像中共史书上吹嘘的那么重大，但毕竟还是一场少见的胜仗，对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颇有鼓舞。这场胜仗的指挥者之一正是林彪，他的常胜将军的之名，也是由此开始。林彪当然知道，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百团大战”，皆是朱德和彭德怀基于民族大义的决策，在为朱、彭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为中共军队赢得了民心。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彭林的抗日义举，因为毛只想让国军去打正面战场，而共军以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为主，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为此，毛骂过林“不懂政治”，彭德怀也在延安受到毛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呵斥。

据李锐先生记载：在庐山会议上，毛又重提这两笔历史旧帐，意在证明他与彭的矛盾绝非一时的义气之争和一事的观点分歧，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冲突历史。林为了讨好毛，在发言中贬低彭的历史功绩：彭的抗日，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同时，林还主动自我作贱，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云云。

林如此表演与周的多次自我作贱一样，只为博得暴君一笑而害人而自贬，其人格之恶劣下作令人作呕。区别只在于，林没有周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作贱的韧性。如果在1970年的毛林冲突中，林象周一样积极表态，对陈伯达“落井下石”，并以极端谦卑的姿态用历史错误来自贬，乞求毛的原谅和拯救，相信毛决不会对他警惕有加并施以毒手。说不定，林真能熬到毛的自然死亡，并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执政纲领，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林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