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思想改造总结

       

     一 点 说 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
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式两份，一
份供监狱存盘，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
    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4月
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我在20岁之前，读了一些鲁迅。20岁之后，读得很少。关于鲁迅，有一件事我
记得极清楚：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与几个甚为相知的同学作过一个自问自答，即
鲁迅倘若活到现在，会不会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
，会。30年过去了。公开出版的报章终於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1957年7月7
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席间罗稷南问毛泽东，“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幺样？”毛泽东答道，“鲁迅幺，要幺被关在牢里继
续写他的，要幺一句话也不说”（《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我相信“毛罗
对话”确有其事。这件事的意义不在於它的震撼力，而在於它的发人深省。梁漱溟
先生曾认为自己不能见容于毛泽东，乃在於后者缺乏雅量。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些道
理：对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识相，毛说翻脸也就翻脸了。而鲁迅则不同。在现代中
国的历史人物中，鲁迅是毛泽东给予最高褒扬的顶尖人杰，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
只能忍受鲁迅带来的不快。毛对这样的国宝断然容不得，看来不是什幺容人雅量大
小的问题。我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制度与鲁迅所崇尚的价值
观是不兼容的。为了维护不容异见、不存异端的制度，一代枭雄如毛泽东者，也不
敢让鲁迅享有特别豁免权：有话直说，不予追究。只是毛泽东未免小看了鲁迅，认
为鲁迅这位“没有丝毫媚骨”的汉子，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会呆在家里“一句话
也不说”。依我看，倘若二者择一，鲁迅的选择只能是：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立国以来，炎黄子孙中因说真话而以言招祸、以言获罪者，
可谓大有人在，不绝如缕。首先我想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997年后改
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处决的，高达数十万之众当是保
守的估计。1957年，则有57万人被以言治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万言书说真话
的“彭大将军”被罢官，跟着就整肃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到19
76年间，因私下议论被揭发而惨遭专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横遭批斗者，因无限上纲
而受文字狱迫害者，更是司空见惯，不计其数。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当年叫常
熟县中）的一位青年语文教师张振宁，因口无遮拦说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泽东给刘胡兰的题词）有语法错误，就被斗得死去活来，险些送命。张老师当时
的痛楚绝望之情让我刻骨铭心，以至37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1979
年，当西单民主墙开始说出更多的真话时，就遭到封杀和取缔。1980年代，以方励
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当局整肃。1989年春，中国大
地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局除了将其诬指为“动乱”并谎称演变为
“暴乱”而加以血腥镇压外，还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名在全国判了一批人。
一大批八九民运中的呐喊者则被打入另册，视为异类。1990年代至今，当局继续以
《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标志来维持言禁，惩治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此外，
其它敢说真话的人也继续受到权势者的打击报复。1995年，时任河北省卢龙县法院
院长的贾庭润，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绝按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职务
，贬为县司法局一般干部；后又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级别和职务工资分
别降两级（《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记者因为忠实于自己认为的新闻
的真实而被单位开除（《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
代表的曾建余，因仗义执言为出租车司机争取合法权益，而被以“诈骗罪”之名判
刑一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说：“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
，北京记者都不敢对我进行报导”（《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吴青教授是敢
於实话实说的，因此就有很强的力量在阻遏她。这种力量能使别人心怀恐惧，从而
“不敢签名”和“不敢报导”。
    不过，应当公道地说，言禁不是中国的专利；在中国，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
。作为人类蒙昧时期产物的言禁，它源于对有限理性原理的无知，对拒绝谎言说出
真话的人类天性的漠视，和对人类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权化的拒斥。在帝王专制时
代，说了皇帝不爱听的实话，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脑袋搬家亦是常事。这里仅举两
例。明世宗年间，大臣杨继盛向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
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后，又下狱3年。最后还把他杀了。他死后20年，左光斗出
生了。在左光斗51岁时，由於说真话，被廷杖、被下狱、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
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体无完肤。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死在
明熹宗年间（资料引自李敖所着《法源寺》一书）。所幸中国的言禁在民国时期曾
经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沈从文等大师级人物。民国之
后，中国本该取消言禁、实行民主，以消解“毛黄对话”中黄炎培袒露之担心。然
而，历史的真实却是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纪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言禁还在中国、朝鲜、古巴、越南
和伊拉克等少数国家中存在着。作为一名因挑战言禁而锒铛下狱的良心犯，我心情
沉重。四年的牢狱之灾当然不可能让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
愿坐牢的行为视作人生的骄傲。我只是痛苦地觉得，丑陋和恶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国
之国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要被以言治罪，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将走出大墙重获自由之际，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没有言禁的制
度优越于实行言禁的制度。后者不符合人类的天性，在容纳、适配和促进人类生活
的多样性和生气勃勃，在激发人的创造性和人的善意，并形成宽容、友谊和信任的
社会氛围上，远不能望前者之项背。在此，我真诚地呼吁：渴望尊严地生存和发展
的公民们，企盼中华民族复兴的同胞们，让我们尽快在神州大地上确立那样一种良
好的制度，她能够容得下鲁迅，容得下每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                
                                           
    
    一生说真话：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
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
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
《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幺“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
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
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
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於是就有人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
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
这幺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第一，说真话是
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
个什幺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
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
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
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
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
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
不亚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
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我的人类
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
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天发誓以
明心迹：
    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