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说梁漱溟是“杀人犯”、“野心家”、“伪君子”、“
反动透顶”，“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所搞的乡村建设“是地
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他一生一世对人民一丝一毫的功也没有”等等
。“伟大领袖”的这些发言是以插话的形式出现的，今天读来依然杀气腾腾，何况
是在1953年。
    大约这就是1949年以后梁漱溟留给国人的最初印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文
化热”中，梁漱溟的著作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
人生》等陆续出版，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梁
漱溟随后被看作中国文化的象征，当代最后一位大儒，他的书和有关他的书开始大
量出版，他以垂暮之年到处宣讲中国文化救世界，宣讲东方精神第一，西方物质第
一。90年代初他的8卷本全集也出版了。人们逐渐从毛选的认识局限中走出来，了解
到梁漱溟不仅是思想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一位一心担负起民族自救责任的儒者
，他多次说过自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立志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才追根
追到中国的文化、历史。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年轻时参加过
辛亥革命，当过记者、司法总长的秘书。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
蔡元培却请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孔子哲学，从1917年到1924年他一直在北大任教
，1921年因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名声大噪。离开北大的讲坛后，他致
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毛选第五卷所说的乡村建设），先后在山东、河南等地搞
试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参政员，
奔赴国难。在此后的10年间，他曾身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是“统一建国同志
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主办《光明报》
（即《光明日报》前身）。他曾两次去延安，在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担任民盟秘书长
，参加过著名的政协会议和国共和谈。
    1946年秋，在国共和谈即将破裂前他辞去民盟的职务（后声明脱离民盟）、退
出和谈和一切现实政治，隐居重庆，着书立说，《中国文化要义》就是这时候写的
。虽然蛰居山城，退出了实际政治，但他依然胸怀天下，热切地关注着中国问题，
从1947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他还是写了不少政论，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
法，并在上海《观察》周刊和重庆《大公报》等很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
    1949年，共产党即将战胜国民党、大局将定之时，他所写的那些文章，1953年
被周恩来称之为“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其实
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情况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我想透过19
49年政权易手前夕梁漱溟所写的几封公开信和不公开的信，分析一下他在重大历史
转折关头所持的态度。1949年1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
的信》，声明今后三年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他的这
一立场早在政协会议前后就多次表示过。他说自己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以来“对於
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他认为自己最好是专心做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他的
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对时局只是必要时才说几句话，但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之前他有两封信，分别是写给民盟主席张澜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时
间是1月5日和1月6日。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曾有借重民盟来和谈之意。梁漱溟致
信张澜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当时还有民盟的人拘押未放，这
一点不解决，对政府就无话可谈；二是政府谈和平，我们也可以和它谈和平，但一
切违背政协决议的必须取消，则自然和平。同时提出了他“只发言，不行动；只是
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阐述了他坚持这一原则的三条理由。声称他所能贡献于
国人的是思想、见解。再次表明自己脱盟。在另一封给毛、周的信中，他首先表明
自己不参加中共政治上所号召的新政协等，请他们原谅；其次是他今后几年对国事
所持的上述原则。还强调了他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抗战如同救
火，为争取团结、民主，他只能与在野各方保持一致行动，对言论是有保留的。他
自信他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在思想、见解方面（这一点他给张澜等的信和好多文章中
一再表示过），在《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他还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
由於1949后始料不及的大变局，这本书终於没有完成）。
    本着这一立场，1949年2月13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了《论和谈中的一
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第一封就
是所谓“敬告中国国民党”的那封信，其实题目不是这样的。第二封是原题如此。
那时共产党的八项和谈条件已经发表，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邵力子发愁不好
办，孙科表示不能接受。针对这些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
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他
要求讲清楚内战的责任，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负责任。提出了他解决和
谈中“一个难题”的具体方案：
    一、凡是国民党在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
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二、 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於人民所遭
受的损害表示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
题，绝不用兵，以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三、 在国、共之外推出信誉卓著的公正人士（5-7人），调查事实，确定究竟
是哪些人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惨剧。再经过公开审判、辩论，作出历史定论。对
有负于国、有负于民的人也不用什幺刑罚，只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字作谥。
    我们今天读他的这些主张，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似的。在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过
大江时候，梁漱溟还在那里呼吁和平，岂不是书生气太重了吗？他是研究中国文化
的，竟如此天真，好像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几千年成王败寇的历史，和“打天下，坐
天下”的政治文化，但他也因此有了几分可爱之处，毕竟他只是一介书生，不是什
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
    同一封信中还提到他谢绝李宗仁召他入京时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是请李宗仁邀
请“一个爱国家更爱民主的人”李任仁出来策划和平；二是说国民党党内党外有资
望的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的人足以领导。只有“国民党元老中唯一人
品学问最好之人”顾孟余够资格；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他的这些话
，国民党听了不高兴，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人去听他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但他认为
这是应负的责任，他虽然不再奔走和平，却还是要为和平呼吁，不管有没有人听。

    同时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今天大约不可能有人用这种语气了）一开始
就重申了他的一贯原则“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他说过去拿
这句话责望于国民党，今天就要拿这句话责望于共产党，他认为“谁的力量大，谁
对於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他说他的话从正面说
，就是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容许一
切异己的存在。他指出：“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
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未曾宣称一党专政），我就
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
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
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
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
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於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
革命理论的。”“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於
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最后他重提旧事，十年前他曾当面对毛泽东
说：“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
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泽东是“笑颜以谢”，感谢他的好意。这位书生希望十年后
的毛泽东也能如此。作为政治人物，梁漱溟是蹩脚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脚下的这
块土地，除了以暴易暴，任何社会变动都是难乎其难，指望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枭雄“不要滥用武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在政治上的见解也不怎幺高明，
有时甚至有点“可笑”，如同他的这两封信。
    但梁漱溟也不是一点先见之明都没有，1949年3月10日，他发表《答香港骂我的
朋友》中就断言：“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
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今天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
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
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言论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
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梁漱溟居住的重庆也于这一年12月解放。在毛
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下，1950年1月，他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他试图远离政治中
心，仅仅做一个着书立说的观察者的生涯也就告终了。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政府
的工作，被他谢绝，他要求留在政府外面，后来就安排在政协。1953年，就发生了
那次与“伟大领袖”的当面冲突。如果不是这个梁漱溟书生气发作，也不会有本文
开头“伟大领袖”破口骂他的话。
    1949年，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公开信里还有一段话：“我再恳切地说两句
要审慎的话：第一、武力虽然可能带来统一，但到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
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力统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联合、不要
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同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
。”
    由此来看，梁漱溟所追求的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共
产党一旦以武力实现了“统一稳定”，他对共产党是衷心的佩服，他的拥护完全是
发自内心的。直到晚年他对1953年那一段是非也没有什幺异议，在他的心中毛泽东
始终是一位伟人。
    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
的统一、稳定，他和当时民盟的其他领袖有着很深的分歧。这一点，他在1949年给
张澜、给毛泽东等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 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大一统的事
业，1951年，他在给林伯渠的信中说：“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
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从1949年的“和而不同”到1951的“一切听从”，
 并不是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
子。他属於那种书生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对自
己的理想、见解颇为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
那样的不合时宜。1949年的梁漱溟如此， 1953年的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