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十四周年感言
2002年10月中旬，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某研究中心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那部
电视片，我仿佛一个人独坐在那里，泪水一直旁若无人的流着……我吃惊地看到了
我自己，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在晨光朦胧、硝烟弥漫的长安街六部口附近，我
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伸手拦着学生以使他们离开街道，当时一辆坦克绕过来，压倒
了十几个学生……
我常常感慨，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它留下了我的生命，却指明了
一条离开“北京”的道路，一条和“十载寒窗”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道路；多年
来，这条道路充满了想象不到的苦难和艰辛，它剥夺了我很多人生的乐趣，甚至几
乎导致我亲人离散──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1999年欧洲某国的一家新闻媒体采访
我的时候，问我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否后悔，我这样告诉他：我常常想这个问
题，但每次答案都是一个──如果我不参加，我会后悔的。
我相信很多人的命运都从那一年发生了变化，他们以不同的姿势告别了“北京
”。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应该这样确认，这些变化也和一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这个人叫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从这一天开始，胡耀邦如同一个
殉难的使徒一样启动了中国抵抗“灾民理性”的事业。今天，中国仍然生活在“耀
邦之后”的巨大影响之下，无论是“反政治”的恐怖和反恐怖的自由多少都从这耀
邦之死找到某些文化上的根据。
今年4月是胡耀邦逝世十四周年。我不能以回忆录的名义谬托知己，他去世的时
候，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不可能与他相识。因此我只能从一个民间知识分子
的角度谈谈这位“党内异端人士”在中国当下政治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胡耀
邦在两方面给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一，他试图（或客观上）终结权
术型政治，以使中国的反政治的政治回归政治文明。这种努力一方面和文革的苦难
记忆有关，一方面和他本人的道德品质有关。事实上对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给予应有
的评价。即使胡耀邦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也对此缺乏意识，他们往往把胡耀邦的这些
努力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感到惋惜，这一点和胡耀邦的政治对手们的评价几乎不
谋而合，尽管后者主要用此来进行攻击和引为反面教材。对政治史的研究使我们相
信，中国式的政治成熟，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那些政治机会主义和政治精明根本不
是政治，而是反政治的灾民统治，是文明的敌人。胡耀邦启动了这样一条政治的道
路，但遗憾的是，1989年以后并没有人到这条路上来打扫。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是
，不通过这样一条道路，不摆脱“精明”和军事的统治，中国永远是一个野蛮国家
。第二、胡耀邦之死及身后的寂寞。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悲观主义内
容。胡耀邦这个文字符号在“新时代”的消失（这一点赵紫阳尤其有代表性）象征
着国家对个人的绝对胜利，也象征着力量对上帝、权力对正义的绝对胜利。或者说
，他说明着胡耀邦开启的“政治事业”在灾民社会的勉为其难，象征着在体制内超
越体制精神的失败，象征着期待体制的力量对这一失败进行话语复述或政治记忆的
失败。
胡耀邦去世后，原来一大批追随胡耀邦政治理念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同样陷入了
文化两难。事实上他们在观念上已经彻底脱离斯大林主义的精神监狱，其中很多人
成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李慎之、胡绩伟、李普等人，甚至还可以包括
杜润生、朱厚泽、于光远、 李锐、秦川、孙长江、戴煌等党内开明人士。这些
著名知识分子1989年后被排挤出政坛，但他们在文化思想界拥有巨大的影响。
他们是90年代中国的精神领袖，但由于他们没有办法完全彻底脱离体制的外在束缚
，也无法摆脱文革灾难和胡耀邦悲剧的某些影响，因此他们往往有很多无奈感。这
种力不从心，这种试图通过体制来超越体制的精神的努力，这种欲说还休、欲罢不
能的沧桑感，和胡耀邦去世前的心境是一脉相承的。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向他们的努力表达敬意。1999年之后，从李慎之先生的《风
雨仓黄五十年》，到2001年李锐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以及2003年《关于政
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我们能发现这些文化老人的时间紧迫感和精神上的深化与勇
毅。事实上这些前辈大多数人我都相熟，他们在道德人品上、在治学精神上都是非
常了不起的，他们代表着文革炼狱之后幸存的中国良知，也代表着中共历经80 多年
的“择劣”运动之后道德感在党内的残存。这个党应该向他们致敬，但这个他们本
应该受到尊重的理由，那个新的“秩序党”却视为水火。排挤和压制这些人是权贵
集团的精神自杀，这些人是90年代执政的年轻的名利之徒在学问人品上难以望其项
背的。不过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种政治排挤对这些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有帮助
的，它为他们逐步离开胡耀邦式政治悲剧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祈祷能给他们更多
的时间，以使他们避免更多的胡耀邦一样的生前无奈和身后寂寞。我清楚，2002年
王若望的去世和2003年秦川的去世在他们心灵中产生的震动。我相信，他们中的更
多人晚年会从胡耀邦的悲剧模式中走出来，这需要中国更多知识分子和他们一起努
力。
1999年春天，我和步鑫生先生曾去胡耀邦家中探望李昭夫人。那一年是胡耀邦
逝世十周年。在一片鲜花和绿树中，胡耀邦在墙上看着前来追悼的人。我看到的不
是一个政治家或伟人，我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这个普通个人的命运和很
多普通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活着的人有责任给他的灵魂一个安慰。
十四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更有责任给我们自己一个安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