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共亲朋故友的沟通


简历
    1949年4月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活跃于学生运动；1957年从外交学院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周恩来亲自定的性；右派改正后在外交学院教授外国政治制度，重点研究苏联问题，以尖锐批判斯大林社会主义带出政治改革闻名；1987年被吸收进入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8年秋到美国，长期在伯克莱加大的东亚研究所当访问学者，以真名和陆学仁等笔名在《时报周刊》、《知识分子》、《北京之春》和多维网上等发表过上几十万字的文章（大多为中文），到十几所大学演讲过，多次访问白和国务院。《未来中国学会》成员。1997年应体改委朋友邀请回国搞托管模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失败重返美国。


六十年效忠后的诀别

    我正在写一部回忆录，题名初步定为《六十年效忠后的诀别——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心博动》，我已经写了六十万字，何频先生看了初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同时初步答应由明镜出版。我为充实内容，征求意见，把初稿按照时间分段寄给当年的同志和亲朋，我寄的部分尚未涉及我最后同共产党目前的“诀别”,而是我参加革命的那些岁月，但是我的书名引起了振撼，而且一听说将由明镜出版，也成了与书名一致的反共的标签，他们对我这个他们的至亲好友从老共产党员变成这样一个公开反共的变化，感到遗憾和恐惧，他们说他们非常爱我，希望我千万别真的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让我别以个人的怨恨来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告诉我，中国的情况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说大家都在享受目前的繁荣，比如我们家的下一代都成了“有车族”，所以，千万别做不利这种大好形势的事，从而使亲人都恨我，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右派”。
    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不愿出现在书中，哪怕描写他们成长成为全国劳模等正面形象，也不愿在我这个“真正右派”的书中作为我的至亲故友出现他们的真名实姓。我对这一点表示理解，承诺改用假姓名。但是我发现连他们这样吃过苦头，经历了各种运动折磨的中老年人其实也不了解中国的大好形势是怎么得到的，要真正达到光明的未来，还需要如何努力和尚有多大风险，他们简直是生活得像“盲人摸象”一般，极其闭塞，这一切反而被激起了我必须把回忆录写好的决心，并告诉了我如何把它写好的改进方案，因为我的书毕竟是为中国人写的，我希望能接受我的书的人越多越好。于是我耐心地一再写信同他们沟通。希望我的书出版时他们不是害怕，而愿意读它。我的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致亲友信（一）

娟、和素：
    谢谢你们写了这么长和恳切的信，接到你们这样的信非常出乎意外，感到很难同你们沟通。你们一开头就让我退出火热的生活，说“世界上好多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恐怕已经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了，生活实在应该现实一点才好。”更别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借写书发泄“抱怨共产党”。我的亲哥哥让我小心，别变成“真正的右派反党分子”，而你们解读我写的内容是“举起同共产党告别的旗帜”。我觉得，早年引我走上革命路的哥哥，一个我生活中的朱赫来，他自己早已经告别了为美好未来奉献一生的生活目标，而追随过我的当过全国劳模的你，我的小妹，也已经来劝我退出潮流了。你们都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尽善尽美的无暇可击的，已经是一个有独善其身机制，只靠他自己自我完善的共产菩萨正在造福人类，可千万别作孽，别惹得爱你的人倒霉，被迫也来批判我这个真正的右派。于是我回想起我1957年后的遭遇。目前同当年一样，你们将被迫站在反右立场上对待我。

右派比党觉悟得早

    我告诉你们，1957年后，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外交学院的女同学许雪玲，当年两江纵队的游击队女指导员，年龄同我们相仿，她在反右高潮中偷偷对我说，“在什么地方倒下，还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几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连死都不怕，怕什么右派帽子？”还有就是张某，当年同在富同时去了公安系统的，比我们高一年的育才同学。他也说了类似的同情与鼓励我的话。而我到育才去看你们时，你们正忙于搞学校的反右运动，对我当然不可能丧失立场。后来我去看沈书记，她当然也同你们一样对我很客气，没有批判我，但是讲起右派来，也是咬牙切齿！请想象一下，如果我在56-57年把我独立思考中开列的问题告诉你们，你们会承认下面这条真理吗？——一个命题的提出是科学创造的三分之一！你们是不会鼓励我闯禁区的。而且我看你们谁也没有注意，当右派改正时，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李锐说过，“右派对极左错误比我们党觉悟得早！”（此话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左下角）当宣布我被改正时，外交学院主持该工作的一位很好的人却把反右运动说成是对人民内部的“错误意见”处理不当，我马上在会上顶了他一句，我说，“不对，不是对右派错误处理不当，而是如果共产党听取右派意见，党就不会犯这二十多年左倾错误！”
    现在我并没有把我可能够上真正右派的观点奉告诸位，你们就群起而攻击我，说什么，中共的错误从来都是他自己克服的，什么目前的状况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佳状态，应该有目共睹，好像我是瞎子，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发现我无端攻击目前的大好形势，或者在回忆录中有哪一句或哪一点是颠倒是非的？
    关于人名，我用真实姓名完全是写作过程的方便，否则我得随时记下某假名字是谁，到最后完稿前，我会开张名单：某人用某假名字。我知道连小说都有这个问题，读者总喜欢猜想某角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所以作家缺乏亲密朋友，因为人们怕成为书中的角色。你们的心态既然如此，我就答应不用阁下真的姓名，哪怕涉及你们的，还都是你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闪光的纪录。不过我发现，包括你们两位在内，是吃暴政的苦较少，目前也没有家属沦为下岗工人等不幸，总的讲，你们均属受益于现政权的人群之内、是既得利益者，是比较顺利而苦头吃得少的人们之中。我却写得你们吃苦过分了一点。你们提供的有关素的先辈的资料有助于我准确描述；娟的老父亲的事我描述的过程和公安局的想法是准确的，我同淑的感情，连她的妹妹娟，你也不知其祥，我写下我们的初恋，是一种歉疚，因为我们的爱完全是被我的当外交官的梦毁掉的，我终身遗憾！

要形成一种能纠正错误的体制

    我现在同你们入党时一样，做事行文的动机均出于忧国忧民，而不是发泄怨恨。请你们考虑，为什么中央特别强调“稳定”，这岂非证明实际上包含着不稳定因素吗？用我的语言，可称为“改革开放成就不可估量，但是，行百里半九十，不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前功尽弃。”我认为成功或失败全取决于中央的抉择。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目前的党和社会制度，你们怎么看？我看已经“党非党，主义非主义，都在摸索变化之中；而变化中难道只有在西方的人“右”吗？我看国内最高层的有些东西也右得可以了，比如否定有剥削，能讲得通吗？比较一下，反而是美国决不允许资本家拖欠，不发工资给工人，在中国却是到处都有资本家肆无忌惮地拖延不发工资而没有严惩他们。至于社会发展前途，我倾向于认为是非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其实，马恩当年对资本主义分析很透，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憧憬和不完全合理的原则（如认为应该没有商品），到了列宁那里，则除了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外，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同圣西门几乎一样，仍然是乌托邦（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还有什么扫了盲的工人即可管理企业和国家云云，所以仍然是生产力极度低下的二十世纪初的生产力水平下的空想），列宁死前设想，并从余粮征集制改为粮食税，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他并要求在下次党代会上争论党的路线方针。但是就是他死后马上召开的苏共十四大，发生了尖锐分歧的结果是，从党代表到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杀死了。所以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准确的定义。所谓社会主义的特点只有一个就是国家所有的公有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公有制，和列宁的全国是一个工厂完全是两回事。更严重的是，左倾思潮和政策始终把消灭私有制混同为消灭个人所有制。但是当中国否定这种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时，却不得不一切从西方，主要从美国引进体制，缺乏创造，所以邓小平最后一次答复江泽民的问题时说，“初级阶段要拖长到二、三十代人'，一代以25年计就是上千年，你们去查一下江泽民十五大报告，他虽然没有把邓小平的话作为直接引语，却用了邓小平的这个时间概念。从目前到千年之内，怎么才能有创造性？怎样才能使矛盾在体制调整的范围内以最小代价解决，而不仅仅是等党觉悟那一天由他自己解决？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自己解决”哪次不是一拖几十年，而且损失惨重，从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这种自己解决就使中国丧失了几十年时间。被台湾日本赶在前面了。目前完全可以追回失去的时间，但是不能再犯大错误，不能仅仅靠党自己来纠正了。怎么办？要形成一种体制！有人称民主制为“纠错机制”，实行民主制的目的就在这里。
    从政治哲学来讲，要从拥有和依靠“绝对正确”走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强调的“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长河所构成”，那就是在不断修正中最后走向最佳方案。办法还是尊重多数的选择，多数不一定代表正确，只代表一种选择，既然只是选择，那么多数就有权和比较容易修改选择，缩短错误延续的时间和损失的程度。而你们可能不完全知道，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是怎样受党内极左思潮压制的。就在十六大前，很多人给中央上书，要求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毛泽东的原秘书和水利部长、李锐和中央党校的杜光教授，李锐的上书，国内全文发表了，而且还发表了他的解释等，看来主管意识形态的当局有了松动，使新的中央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但是马上有人出来干预了，报被封，人被质问。我认识的杜光被再三追究文章如何传到西方（先后被法新社和多维网）的。本来我开始同杜光与其它中央党校的改革派合作要到美国来考察被杜光描述成“更社会主义”的职工所有制，因为我非常熟悉美国的这帮左派，一批把一切奉献给职工所有制，且具有丰富的如何管理职工所有制企业经验的专家，但是，由于杜光自身被责难，他们不敢动了，就告诉我，条件不成熟。杜光和王钰教授都认为真正的公有制是职工拥有企业所有权，我和美国的职工所有制专家想告诉中国，不仅要为职工的利益奋斗，而且要依靠职工参与管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是职工所有制，却经营得不好，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依靠职工来改善经营管理。
    你们可能感到我太吹牛皮了。不，我们这辈子是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条件来完成这一切课题的研究，即意识形态和改革方案准备了。我能做的是要把中国是怎样从社会革命胜利走向发展停滞，又如何走向改革开放，前景如何等用回忆录形式生动地介绍给后代。从你们这些过来人都那么消极来衡量，就可以想象后代更缺乏了解了。所以我更加得把这本书写好了，否则就是犯罪。

关于同共产党诀别

    关于同共产党诀别，是我的特殊遭遇下不得不这样做的。我1997年放弃了很多利益回国，到前几年申请平反，很简单，我拿出当时国内主管部门要求我继续在美国做研究的书面材料要求平反。我从上书江泽民、中组部、人事部、安全部，从上访到托人，托那些有门路的朋友，包括周恩来的前秘书、康生的养子，王沪宁的学生等等，结果是没有任何回答，只回答我“主管你的案子的人出差了”，这时，好心朋友帮我走后门，得到某部长助理批示要用我，（在美国为他们这种那种情报部门搞“研究”），他们要我答应此事，以此为条件来争取平反，但是连这样也不能越过障碍，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所以我不得不宣告，我宁肯放弃平反也不会当“线人”的。这就是我的不得不做出的，也完全有权做出的诀别。
    至于对哲学的重新思考，那完全是探讨性的，说实话，目前有我所具备的这样的条件，即本身矢志改革，有改革和革命阅历，又懂得那么多最新高科技成果的人，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人，如我认为最有水平的苏绍智，原马列所所长，是我向他介绍什么是纳米科学，他只知道量子力学的发明对哲学振动极大，而我也只是刚开始从社会变化一般，开始触及整个客观存在的一般，即开始研究普遍规律，即整个哲学对象-“存在”的规律，至于对神学的探索也还没有到虔诚的程度，就已经对美国的一个最原始教旨主义的教会采取了尖锐批判的态度。我确实在研究唯心主义，方法就是买了几本英文书，带着字典开始在“啃”。难道你们仍认为我应该终止这样的探索吗？
    说实在话，所有你们这些朋友和同志对我上了大学后的情况，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情况知道的太少，而对我卷入改革，当过邓小平亲自领导下的中央智囊班子人物，对我在那里的闯荡（我作了一些针对极左派和彭真的批判揭发性的危险研究，）也毫无所闻，对目前的我更无法理解和获得信息。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让人们知道我的一生是一种途径，一种把比较有把握的历史材料（全社会的材料不得不等到几十年后所有或多数档案解密后才会面世，所以世界上几乎没有当代史书）记录下来，权作人们了解当代史的一个途径，也当作有朝一日撰写中国当代史时，给史学家参考的一个改革参与者的“良心搏动的记录”。我坦白告诉你们，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比如，至今很少有“天安门英雄”敢写一本有关1989年的回忆录，因为谁都不是完人，很多人要充英雄，就不敢面对事实。而我对诸如1957年后的下跪，特别是同其它右派划清界线以自保，是坦白认错和忏悔的。
    至于让谁出版，我力争在中国出版，我找的第一个看我初稿的人是一位中国作家协会干部，他鼓励我写成小说，答应帮助我润色，但是他认为在国内很难出版，同时还有朋友让我别死心，说她相信总有办法在国内同12亿同胞见面的，她有些路子帮我如愿。而《明镜》是我求他们，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谈不上我被利用的任何迹象。明镜有个多维网（chinesenewsnet.com），如果你们能每天读多维网消息，我想你们也会发现它的政治态度是不是反华反共。
    我们都近70岁了，但是我的思想和脑袋犹如四五十岁，还敢想敢干，同年轻人一起上课学英语，另外一个班上，同美国人一起交换各自的用英文写的回忆录片断，开始时我的蹩脚的英语受到歧视，而现在大家对我非常热情了，每次读两页，同学（这个班全是60岁以上美国老人）都关心我的命运。
    请相信你们尊重我的那些东西只是更加成熟了，毫无逊色，但是你们不知道的东西肯定会使你们钦佩和愿意一读，可惜，我等来的回信是反对和批判，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帮助，即不是帮助补充材料等等。

我的信很快得到回信，内容如下：

回信

圣葆：
    来信收到。我们上封信使你感到不快，深为抱歉，但也是意料之中的。本来我们觉得国梁已经说得够多够好了，不想再写什么，但他还是希望我们说点意见。出于几十年真挚的情谊，我们才坦诚地说了几句心里话。只想供你参考，不希望对你有任何伤害。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不等于也不该视为感情的隔阂。我们实在是很爱你、很想念你的。也正是出于“爱”才产生“担心”。你说，你发现我们同你已经“很难沟通”，此话不假。以前我们还是很愿意听你说说话的，可是，渐渐发现听不懂你的话了。我们是小老百姓，对一些有关上层的内幕，是不得而知；对有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理论问题，也没有特别探讨过。但是，嗅觉还是有一点。所以，我们总想劝劝你，身为几十年前的老党员，尽管自己受过迫害、受过委屈，但总不能让自己在与党离心离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说，与党已经“诀别”，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此，我们深感遗憾。你说得对，我们对你这几十年的具体情况（中学阶段除外）并不十分了解，你的全部的系统的观点我们也不尽了解，因此，也不便同你讨论什么问题。在这里，我们想仅就你信上提到的几个观点说点不同的看法，供你参考：
    1，你说我们“属受益于现政权的人群之内”，这一点不假。难道中国人民不都是受益的一群吗？尽管有过困难、受过迫害（一部分），终究还是“受益的一群“。但这不等于“既得利益者”。我们是小小百姓，既没当过官，也没发过财，同样也受过委屈、吃过苦（咱姐妹俩受的苦还少吗？）但我们毕竟看到社会在一天天前进，国家在一天天富强，民族在一天天兴旺，因此尽管个人的遭遇不尽如人意，但也无怨无悔。至于你最后的不幸遭遇，我们深感不解和难过。
    2，你说我们似乎认为现实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党也成了“共产菩萨”。这未免太不符合我们的实际了吧。“一分为二”，主流是好的，这些基本观点，难道能够忘记吗？
    3，什么“党非党，主义非主义，都在摸索变化之中”，真叫人难以理解，不知你想说明什么。党和主义，都在变化之中，这是不错的。但“党还是党，主义还是主义”，并没变。党和主义都在进步，都要“与时俱进”，这一点想必你是能看到的。
4，什么“更社会主义”，我们真是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我们还是不要讨论美国的一套为好。美国的实力强，并不等于什么都好，你身在美国，更要警惕啊！尤其是现在的美国，危险啊！你是搞外交专业的，美国现在搞的是什么外交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5，顺便再说一句，57年反右时，我们并不在育才，而是在东北。我们有很多朋友曾经错划过右派，都早已平反，不计较个人的恩怨（素在清华的舅舅、在宁波的姑姑都错划过右派），现在生活得很好。希望你也能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还有一些话就不多说了，希望你多多保重身体，并向老赵和孩子们问好。
素娟
    
    我当即回了电子邮件说，我会写一封信进一步沟通，不是生气，没有意气用事，我写的很长，涉及面很宽阔。大意如下：

致亲友信（二）

娟、素：
    如果你们爱我，就听我再啰嗦几次.
    我说的“党非党，主义非主义，”前一个党和主义是我们入党时，马列毛创建时的那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那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一对是现在的现实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现实，你们说它们都一样吗？这个不一样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却尚未完成。所以我这个判断不是贬低这种变化。而是用未完成体来表达这种变化，和指出“凡我真正同志务必继续抛头颅洒热血努力到底”。这里“真正同志”很难界定，可能是我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所以我要耐心给你们讲解，你们不像当年那样把我当作新鲜事物来接受，而已经有了成见，这样沟通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大家多一点耐心，多费点力气吧。
    我信里说的不能把共产党当作菩萨，就是说，为了使决策正确，不能把党当作菩萨那样天然正确，不是像菩萨那样，要求凡人只需要服从。我们当年努力争取入党，作为共产党人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奉献，而不是对菩萨的奉献和信仰。因此我们早已要求自己不能苟同教条主义，而要求党和勉励本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议和判断，我就是从这里开始独立思考的，问题是共产党允许独立思考吗，可以反对教条主义到什么程度？一旦把“同中央保持一致”规定为必须服从的义务，个人便无权采取灵活态度了！我则走得远了一点，所以就当了右派。现在又走得更远了，更独立了。以至我们之间都有分歧了。

坚持独立思考

    那么，我得承认，独立思考的范围到什么程度，原本就是很复杂的，可不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去假存真呢？马列的基本原理是不是需要及时重新思考？说实话，我在人民大学学习马列时，老师水平很高，他们教给我的不是条条，而是原理，包括必须发展的绝对必要性，比如，在讲法共的和平过渡的党纲时，老师马上说，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是不一致的，但是多列士总书记在党纲发表前在苏联住了很久，所以肯定是他同斯大林商量请示过的；又如他讲了在民族问题上当时列宁与斯大林有分歧，而不是绝对一致。可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非铁板一块。而我学《自然辩证法》是在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李惠川指导下自学的，李水平很高，是外交部在核武等问题上的一把手，是在自然科学上有创造发现的物理学家，他指出马恩当时写在该书里的热学知识是错误的，当他们在世时已经过时必须更正了，那么，他们创立唯物论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是十九世纪奠定自然科学的三大成就，而且马恩自己说了，等自然科学有了新的大发展时，后人应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新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唯物论的一般结论。一般同学学习时忙于记忆结论，我则着重于理解原理原则，所以，我边学习就边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命题，认为当时应当研究后得出新结论的问题已经很多。这是1955-56年，1956年发生了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你们大概也不知道后来中国苏联东欧学界对二十大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没有过头，而是不足，这一点中央是认可的）当时中共逆其道行之，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逆向而行，暴露了毛泽东学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局限性，而且毛泽东还摒弃了斯大林的一些合理的东西，就是毛泽东反对物质利益原则，要求代之以思想挂帅；斯大林主张首长负责制，毛泽东则主张以群众路线取而代之，等等；同时毛泽东把斯大林的反对唯生产力论贯彻到实际，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我从以上这些更得出了要独立思考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的结论，不是说我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而是说应该持这种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努力的方向。而当时反右，批判我自命为第六，排在马恩列斯毛之后，太狂妄自大，其实这是诬蔑。
    我到美国后向着名学者邹谠教授（他是西山会议国民党右派邹鲁之子，本人在西南联大时是共产党员，长期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学习了一个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最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出现种种可能性或发展的趋向，但是任何可能性变成现实都没有必然性，发展的结局取决于做出政治行动的人们，首先是政治集团的选择或抉择。这就是政治学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和可能发挥作用的所在。从实际生活看，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可能循华国峰的两个凡是走，也可以选择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承认这两种可能性，和可以选择，就是承认人和政党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当八十年代初提出改革概念时，党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人极其顽固，因此当时的中宣部把任务交给苏联东欧学者，我们正在黄山开研讨会，中宣部来电祝贺，同时布置了这一任务。是我们借鉴苏联新宪法提出了体制改革概念，就是改革将不触动制度system，而是restructure的说法，似乎只涉及结构structure,　这才绕过了保守派的障碍。黄山会议责成我向中央写报告，可是我不善于此类文字，后来别人完成了，被中央和社会沿用至今。

民主集中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

    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意识形态了，即在政治哲学上要履行怎样的准则？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特别中国的孔孟之道，独尊儒学，是服从正确；而西欧文化鼻祖如孟得斯鸠则要求做到如果你能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就了不起。所以，我们到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就更加追求绝对正确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什么都有了，否则什么都完蛋。可是不仅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连毛泽东的《矛盾论》里都讲了绝对真理仅存在于相对真理的长河之中，可是政治实践背道而行，只依靠绝对正确，不是靠有利于或者容易改正错误决策的体制，追求绝对正确（即偶像）必然走向个人崇拜和迷信领袖（因为群众是靠懂得意识形态的先锋队去灌输的）。表面上看，我似乎主张摈弃正确，是多么荒谬啊？其实，不是不要求正确，而是承认只可能尽可能正确，并使之能更易于修改得更好，并且更及时改正错误，那么要选择什么呢？只有选择少数服从多数，即民主制和法制，民主制使错误易于改正，法制使社会有个准则，不是一哄而起，搞无政府主义。
    但是共产党自吹已经很民主，其实它的民主集中制不是真的实行民主制，而是强调集中，最后归结到中央的指导和决策，而其根据还是依靠“正确”，正确了就不需要别人来过问和纠正了，这是同“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不与任何人分享的专政”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所谓坚持只承认正确路线的认识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所以，表面上看坚持正确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这就是你们承认和坚持不渝的信念。但是它与民主背道而驰。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

    再回到我们共同认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上来。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1）和它同生产资料所（私人）有制（2）的矛盾，使生产力必然要突破私有的生产数据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走向生产数据所有制的公有化（3）。（我这里表述不准确，因为我手头上没有可抄写的版本，）这三点我可以逐点分析。
    （1）,什么是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曾说，生产发展的社会化是很难成熟的，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发生时，或苏联垮台前，或今天中国生产发展的社会化程度有多高?是不是，有那么一些大企业，它们为社会而不是为一家一户的需要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就是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如果是，那么，为什么有足够全社会需要，或还不够满足全社会需要的产品，却发生供过于求，同时大量人忍饥挨冻？为什么存在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社会化大生产能像列宁设想的把全国当作一个工厂，就可以统计和统一分配的吗？
    对这个问题，我到美国后慢慢有一点感性知识。比如，几十年前发明了商品的条形码，一过机器就输入信息，于是，西方的连锁店开始取消至少减少仓储了，他们把仓库卖掉，另作他用，并减少仓储量和等待出售的商品的积压。因为从条形码输出的信号一次汇总到总部，并且直接同购买该商品的各种渠道的收购站联系上了，而进货渠道随时都知道应该向何处发货，不必有仓库过渡，更不必有大量备货。再进一步看特许连锁点franchise，如麦当劳、肯塔基、各种旅馆等同一个招牌，一种作风，同样的产品，却不一定是一个资本集团在经营。每年开所谓franchise的会议，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与会得到付费信息，如果你愿意在深圳开一家肯塔基，你可以付费得到技术和经营信息，他们会告诉你，在你所选地点的周围几多方圆内已经有肯塔基，那么你周围的人口分布和消费能力是否值得你投入几多资金，并大概会有多大盈利，如果不远已经有同类，有了肯塔基，他们就会不赞成自我恶性竞争。所以每家肯塔基都必然是盈利的，否则肯塔基招牌就会做臭。更不要说出租汽车了，比如，我在旧金山机场租一辆汽车，我开2小时，到ＤＡＶＩＳ，到了家，我不必把车还到旧金山去，在附近就可以还掉；又如集装箱，在旧金山装满货，运到上海，卸了货，就归上海的有关单位使用和调配，不是说要把空箱运回旧金山归原所有主调配和使用．．．．．．这些是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到了全国联系成产运销售一条线，甚至全世界都连成一条线，并加以合理调动和指挥时才逐步形成的，绝不是随领袖意志或任何政府或英明政党的指挥就可达到的。那么到了这种程度了，如何消灭私有制，使之相适应呢？
    这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他们去世后一百多年并没形成；同时他们又说过，每种生产方式在它所能提供的发展生产的潜力充分发挥之前它是不可能被取代的。所以，十月革命后，或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早产儿”。等这种早产的革命“胜利”后，列宁通过国家所有制，全国一盘棋地指挥生产，谅必可以统一计划全苏维埃的经济了。几十年建设的结果却是，苏联全国生产的日用品鞋、帽子、服装、小汽车等大量积压，而人民的需求却不得满足，比如日用品就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汽车等就要从西方进口，一方面，品种和产量都不敷需要，一方面不需要的产品仍然继续不断地生产，只是增加仓库的负担而已。

国家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

    再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象来分析，改革开放伊始，马上死滞的市场开始了货畅其流的过程，比如东北有些商品积压得伤害农业和农民，有头子灵活的人把货源运到长期缺乏该商品的安徽等南方各省，他马上发了财，而两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皆大欢喜，靠什么？靠商品交流，靠利益调动，发挥了掌握这种信息，并善于抓住这种机会，敢于冒风险的人们，这样的人士往往是个体户的商贩。每个省市几乎都可以找到这样发财的个体户。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所谓国家所有制原来所有者从没到位，企业里不但职工不是主人，经理也不是主人，而要求以其上级资格来分沾利益的单位，有人统计过，可以达到几十家，而对其经营管理承担责任的却找不到一家，天下只有国家财政不得不每年向这个无底洞输血。而且工人用任何手段也调动不起持久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既没有管理的参与权，也没有利益分享权。追究到底，马克思说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剥夺个人所有制的结果，那么在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时却没有让劳动者享有个人所有权，劳动者仍然一无所有，既不分享“公有制”的所有权，也不参与管理，更不分享盈利，而在留存名义下扣留的公积金（即马克思在《哥德纲领批判》中承认的应为劳动者所有，只是扣留下来，计划通过集体渠道统一使用来分配给每个劳动者的）多半也被挤占或挪用，在中国就是被政治运动所浪费掉了。因此“国家主人”劳动者日子越来越难过，越来越穷极潦倒，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八十年代，苏联西伯利亚的矿工大罢工要求的居然还是可怜的多发几块肥皂，几条毛巾。所以，近年来，中央党校的王钰教授带头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建立在劳动者个人所有基础上的社会公有制。
    那么社会公有制是什么呢？当股份制出世时，马克思曾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而且现在西方世界，如美国已经几乎占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拥有股票了，它却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只要握有企业百分之五的股票的大的所有人就可以支配企业的一切，他们和主要的管理人员如CEO等才是真正的老板。那么怎样的社会所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呢？中央党校的杜光教授认为，个人持股的社会所有的职工所有制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称颂在美国的这种所有制具有更多的社主义性质，他不是称颂美国的资本主义，而专指企业的职工所有制。最近中央党校前科研部主任杜光教授写了“十万言上书”给十六大的筹备班子，后来发表在多维网上，他发现美国实行这种职工所有制做得很成功，含有更多的社会主义，而你们一听说“在美国实现的”，就说是我中了毒，迷信美国，实际是你们自己孤陋寡闻。

关于美国“职工所有制全国中心”

    我非常熟悉美国“职工所有制全国中心”(NCEO)，有一位竭力向中国推荐职工所有制的朋友，她原来就是西欧的共产党员，现在美国职工所有制全国中心负责人Rosen，也是地道的美国工人阶级代表，真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勇士，另外一朋友，他原来在杜勒斯从政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地位和利益可想而知多么优异，但是他到中国介绍经验后，专职搞职工所有制了。我帮助他们翻译了他们的NCEO手册，并同Rosen讨论了杜光的过高的评价，他说，不能讲美国他们的做法已经非常社会主义了，我在评论杜光上书时指出了这一点，也转告了杜光教授。但是这说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虽然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可是，连所有制应该是怎样的目前还在探讨之中，绝对不可以高枕无忧啊!我这里只是讲了一些就我点出的三点，均有待重新分析和探讨，从理论上看也应当反对高枕无忧，而不是说，我讲的都一定对，更不是说这些问题在西方都已经解决。我只是说，除了你们也会承认的西方高科技和生产力之外，西方的大生产的社会化也比苏联垮台前和今天的中国发达得多，我和其它在探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可能更好的形式时提到美国的某些经验，均丝毫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些本身包含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东西，是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战士斗争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杜光才称颂，并打算把它更多地介绍给中国。几年前，大约是1997或1998年，我同中国体改委生产司长，起草职工《企业集体所有制条例》的人讨论过，他承认条例有很多问题，有待改进。最近Rosen送给我一本美国的职工所有制的管理经验的书，待中国出现真的需要时，我准备自己或组织别人翻译这本书，同时我已经同中央党校的朋友和全国科协管理学院当年接待过美国职工所有制全国中心的同志商量，拟组织中国有兴趣的人们组织代表团来考察和学习美国的有关经验，但杜光上书在美国发表后受某些人批评，所以杜光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暂时搁下了。这些事，你们也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吗？
总之，我认为目前之所以有很大成绩，就是因为已经做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但是这种做法，还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清楚地上升到应有的自觉的高度，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上中央还顽固不化，并且不予承认，这是很危险的。要求稳定，不能通过捂和压来得到，只有通过改革来实现，我也不赞成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但是捂着盖着，并镇压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努力的人必遭到历史唾弃！

共产党不政治改革没有出路

    中国共产党是大有成绩和大有希望的，我不赞成它的必然灭亡论，更不赞成它的必然和自然成功论。前者极右，为什么说它极右呢？我在六四后是谴责镇压的，同时我公开表态指出，从世界近代史到当代史的经验看，类似的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很多，但是没有一例是像民运人士说的那样，一镇压整个社会就不work,就停摆了，在南美诸如阿根庭、巴西，在亚洲，诸如菲律宾和缅甸，1905年的俄罗斯，都杀过工人或学生，镇压过示威群众，但没有一例在镇压后，镇压的当局就垮台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慈禧太后镇压康梁维新，她杀了谭词同，但是她在清朝末年实际上执行着康梁改革方案，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奴隶主执行被镇压的奴隶的遗志，”我从六四后在伯克莱举行的在美国讨论六四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说了两点，除了上述规律外，还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有接管政权的准备，我说了，“中国除了中共外最大的政党是国民党，但是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只具有岛国心态，你请它来接管大陆都没有勇气，更甭说准备了，咱们别看西德能顺利统一东德，要晓得，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每个部门都设有东德分支，就开始了以后接管东德的各种对口准备，更甭说西德的经济实力了”所以，妄想接受大陆政权完全是立足于反共的政治集团的极右纲领的暴露，而根本不是对中国前途作客观分析后的冷静的结论。目前也有类似的观点，即人们在分析中国大陆尚有不稳定因素时，有些人武断地认定，中共无法解决，因此它必然垮台。这种观点的立足点仍然在于只看到中国的腐朽、腐败的方面，而根本看不到中共内部仍然拥有强大的追求改革开放的上进的政治动力，所以，这种分析也是极右的近视眼。
    极左的一方则从六四起，像何新那样就认为镇压天经地义，更多人认为镇压后中国共产党天然地懂得如何继续改革开放，所谓它能像历史上每一次那样“自己解决”一切难题，而不需要民主，不必要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也已经没有什么制度性的改革难点必须突破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实际上把体制和党都理想化了，从政治上分野的角度说，它是一种极左，即比它的实际情况想象得过好的表现。但是对中国的政治前途的影响，很难说极左和极右两者中，哪个危害更大，依我看，前一种方针最大可能仅仅是民运本身一败涂地，不会有其它恶果，而按后一种方针，倒反而会导致大陆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丧失殆尽，出于无端维护中共的主观愿望反而引起共产党自取灭亡的后果。你们肯定不能同意我这种危言耸听，我则劝你们别只看到中共的貌似强大，就按传统的观点分析，路线和方针错了，一切强大都是纸老虎，滑下去会树倒猢狲散的。
    我相信你们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我希望你们更坚持追求真理无穷尽，在这个意义上思考我的荒诞无忌。

后记

    我为了写一部回忆录，请亲朋故友提意见和补充材料，引起很多担心和非议，我认为这些意见充分反映了很多并不是贪污腐化的老实人的心态，我需要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也有责任帮助他们前进，所以写了很多回信，同他们进一步沟通。我认为我们的交流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为文，并希望发表出来，特别供国内的朋友们参考。也供国外的朋友们切实理解国内的人们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