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 子
　　1932年3月28日，南京，对话的双方，一方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为“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的一介书生王造时。
　　汪精卫：“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 “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分，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盛名赫赫“七君子”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先是“慷慨成一死”的少年英雄，英姿勃发、文采斐然。后是遗臭万年的汉奸，而有了这番对话。1932年的他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视天下为私有，何等嚣张、自私、不可一世！王造时虽年仅而立，却曾是清华学生领袖，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此坐过牢，又是留美的政治学博士，面对居高临下的汪精卫，他不亢不卑，针锋相对，几句大白话就将这位堂堂政府首脑驳得体无完肤。蒋介石使出他惯用的拿手好戏，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先是通过王造时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 “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蓝衣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新亚旅馆的一番对话棗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 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有了这两番掷地有声的对话，王造时的名字就足以载入史册。何况他是盛名赫赫的 “七君子”之一，与他熟悉的徐铸成回首前尘，写了一篇《记王造时》，首先提到“王是当年为坚持抗战而下狱的‘七君子’之一，而且决不是‘凑数’的。”“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文章的，主要是王造时。在苏州法庭上，侃侃而谈，据法据理，质问得法官目瞪口呆的，也是王造时。现在如翻阅当时的报刊，还可以看到他的演词和文章，虎虎有声，闪闪发光。”后人往往只知道他作为“七君子”之一下狱这段历史，其实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在办刊、办报、写政论，在以“文人论政”为根本特征的中国言论史上，他当然有一席之地。从1925年到1930年，王造时留学美英5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追随拉斯基教授研究过“费边主义”。回国之初，他不顾老同学、老师的劝说，拒绝到南京做官，而是选择到私立的上海光华大学当教授。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在《东方杂志》、《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触和中国问题的发生》、《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等系列论文，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于1935年曾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果说这些论文体现了王造时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那还只是学院中的学理分析、学术探索，他很快就要破墙而出了。
　　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在王造时回国之前，胡适、罗隆基等就在《新月》这个平台上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史称“人权运动”（或“新月人权运动”）。在罗隆基、胡适遭到迫害、相继北上之后，王造时成为《新月》后期的一员大将，发表了一系列政论。1931年8月，他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成就了《新月》最后的辉煌：“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这样痛快淋漓、锋芒毕露的文章，矛头所向，“流氓皇帝”蒋介石几乎已呼之欲出，这篇文章成了他在《新月》的最后一篇文章，“几乎使新月书店被反动当局勒令关门大吉。”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玩弄“下野”游戏，王造时才幸而未遭什么迫害。10月10日，王造时写出了《救亡两大政策》，提出第一项救亡政策是“对日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第二项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这本小册子由新月书店出版，并向上海和全国发行，产生了巨大影响，王造时迅速成为民间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人物。
　　在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的同时，他和大批有声望、有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一道发起了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针对汪精卫、于右任（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所谓“要实行真正的宪政，一定要经过训政时期”等论点，1932年5月13日、14日，这位“手无寸铁的教书匠”在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三大报上同时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棗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逐一反驳了汪、于“反对结束训政”的那些理由，他的论证可谓鞭辟入里，既有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又浸透着现实批评精神。6月19日，他又在《时事新报》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的长文，以带有感情的笔墨，从宪政能避免革命和内战、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宪政是法治的基础和民治的条件等方面阐述了他主张实行宪政的理由，他接着写下这样一段话：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人家陷害；我们的财产，随便可以被贪官充公；我们的住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搜查；我们的名誉，随时可以被人家毁诬。我们不能安全的耕种，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经商，甚至于不能安全的教书。……我们有的是无限的义务与剥削；我们无的是任何的权利与保障。……现在各国宪法，大概都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之所以主张实行宪政的重要理由。他认为，如果不能和平方法达成宪政，就“没有理由否认人民革命的权利”。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所参与的这场民主宪政运动也得到了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40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匿名信、带子弹的包裹邮件都没有让王造时屈服。1932年11月，他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执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国家“不应为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所垄断”，“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在其居何地位，有何权势，皆应受同等的制裁”等主张。 同一期还发表他的《国民党怎么办？》一文，一口气向当权的国民党问了13个“怎么办？”其中还提出了足以与罗隆基在《益世报》的“一国三公”社评相媲美的要命一问，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这三个“中央政治会议常委”各居一地，“各有怀抱，不能合作，中枢久悬，负责无人， 请问当权的国民党怎么办？”
　　‘言论荒谬’的《荒谬集》
　　《主张与批评》是王造时自行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早在清华求学时期，他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主编，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负责编辑北京学联办的《上海惨剧》日刊，得到邵飘萍、孙伏园的赏识，请他主编《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共出了12 期。这是王造时早年与报刊结下的因缘。留学时代，他在留美同学中建议每月省些钱， “作为将来回国办刊物的基金”，得到许多学子的热烈响应，创办《主张与批评》以及之后《自由言论》的经费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基金”。12月，王造时接连发表《怎样打倒贪污》等文，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一个时代找不出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世界各国政府里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们这样贪污的政治”，“贪官污吏简直是一群屠夫。”国民党政府成了“有组织的强盗机关”。他提出五条肃清贪污的办法，包括选举和监督、文官制度、高薪养廉、严厉刑罚、开放新闻等。
　　这样尖锐的言论自然为国民党所不容，《主张与批评》只办了四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不服，向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抗议。仅仅过了一个半月，1933年2月，他又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他说：“去年我们办了一种《主张与批评》半月刊，……我们自信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所以早就向政府提出取消该项禁令的请求，交涉至今，仍无结果，而外患的严重与国势的危急，已至千钧一发的地位，再不容许我们再事缄默，因此我们决定出版本刊，来继续说我们应该说的、并且不能不说的话。”杂志一出版，“四日内”就销售一空。由于经费匮乏，《自由言论》从撰写文章、约稿、审稿到编辑、校对，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期间，他发表了《安内必先攘外》等与当局唱反调的政论，还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自由言论》上为人权大声疾呼，发表了《自由之战争棗民权保障运动》、《对内的平等》、《泛论爱国的功罪》等，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指控当局 “没有法律根据”的“任意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捕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习惯。拘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手段。杀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威风。”他无比痛心地说：“只有在野蛮老不长进的中国，民权还要我们来争。”高官厚禄没能收买他，装了炸弹和子弹的包裹也没有吓倒他，6月18日，中国民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王造时也名列蓝衣社的黑名单，这是李烈钧特地给他看的，他将黑名单交给《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公开发表（这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当局恼羞成怒，7月，他就失去了光华大学的教职，国民党还通令各大学不准聘他，他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一家九口一时生计无着。8月，在章士钊等的支持下，他开始挂牌做起律师，并应王云五之约替商务印书馆翻译《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等著作。哪怕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办《自由言论》，直到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一年后，他把自己“九一八”以来发表的25篇文章编成《荒谬集》，以“自由言论社”的名义发行。他自述：“‘九一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事变。因为受了这种不可言喻的刺激，我才开始我的政论。起初是出了一本小册子；后来是在报上发表文字；又其后是先后办了《主张与批评》及《自由言论》两种刊物。而结果是：刊物被禁了，书也教不成。为什么叫做‘荒谬集’呢？因为我在言论上所得到的罪名是‘言论荒谬’，其实内容是否‘荒谬’，只有请读者来判决。”
　　1936年3月、5月，作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王造时先后参与创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周刊）和《救亡情报》。1938年5月，他在江西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惨淡经营，终于将这份资金、人才匮乏的地方小报办成不仅在江西、而且在东南地区、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1939年及1943年秋天，以重庆为中心曾两次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王造时也挥动如椽大笔在《前方日报》发表了《什么是宪政？》、《宪政与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政治家与政客》等一系列文章，与大西南遥相呼应。他和冯英子等浸透着热血和智慧的国际评论也让人刮目相看。1942年6月，他在《前方日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以其远见卓识而被全国许多报纸转载，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战胜利后，他一心想把《前方日报》迁到上海，尽管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李惟果、上海市长吴国桢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吴为了敷衍他解决了一些房子，但许可证始终办不下来，这一计划只能化为泡影。1946年8月，王造时在上海办了“自由出版社”门市部， 并积极筹办一个“不接受任何党派资助”的“完全独立的民间刊物”《自由周刊》。直至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卅七）安三字第16128号公函以节约用纸的理由：“不予登记”。这年12月，《观察》周刊被查封，笪移今等8位工作人员被捕，他以“自由出版社”的名义保释出其中六人。1949年春天，他自己也上了上海特务、警察机关准备捕杀的“黑名单”。（1953年，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王造时与邵循夫合作，自由出版社曾出版过《鲁迅生平思想代表作》、《成吉思汗》、《新编世界史》等学术著作。1956年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自由出版社消失，房屋改作新华书店的一个门市部。）
《前方日报》在偏僻的吉安坚持到1949年。1948年5月9日，《前方日报》在创刊十周年的社评中自称“站在超党派的人民的立场”，“今日中国，实在太需要民主了！”这一天，王造时也发表了给报社全体同仁的公开信，他说，《前方日报》“虽是一张地方报纸，但在抗战当中，被文化界誉之为一张新兴的报纸，我们的社论被列为全国八九种重要报纸之一，我们的专论常被别报转载。到了现在我们更觉得骄傲，因为我们环顾国中，深信这是一张比较自由的报纸。”“这张报纸没有背景，经济能力非常薄弱”，能维持十年以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首先来自他本人的人格担当、他身上坚定的道义理想。
　　国民党特务不断的恐吓、当局的“警告”乃至“暂行停刊”都未能改变其争民主的基本态度，十年间，三位总编辑遭到迫害：被迫离开、被逮捕、被通缉。另有两位编辑、一位记者被捕，《前方日报》从来没有屈服。1949年5月，国民党当局出动武装强令停刊。 “文人论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那个曾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王造时将被渐渐遗忘。
人呼我为牛,我应之为牛
　　王造时曾几度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加入过什么政党，青年党的曾、左、李以中央委员相许拉他入党，他拒绝了。张君劢筹组国家社会党，拉他作为共同发起人，他拒绝了。李济深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请他当中央委员，他不参加。
　　1938年至1940，国民党要人孙科、陈诚、张群、陈立夫、陈果夫等曾多次拉他入党 “都被拒绝”。甚至以他不是国民党员的理由不准其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可他宁愿不当院长，也不上国民党这条船。1943年冬天，国民党通过他的老同学、教育部次长顾毓秀要他起草一部“适合最高当局身裁的，切合国情的宪法”，被他拒绝。除了民族危机关头，他热心参与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连民盟等民主党派他也没有加入过，他只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在《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一文中说：“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我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应之为马’。”1949年后，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与“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共产党对他1941 年致斯大林的公开信问题“存有误会”。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正好他从江西到重庆，他受救国会委托，执笔起草了那封措辞、语气都很友好的、相当克制的公开信，共有沈钧儒、史良等九人签名，“反苏”这顶帽子却落到他一人的头上，其实他在1947至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几乎当时在《大公报》发表的联名信都有他的签名。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并透露因为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共产党对他有误会”。因此，他只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他之成为右派，也与此有关。
　　“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狱。1971年8月5日，这位曾以其热忱、言论、活动书写过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病逝于狱中，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后（1978年2月31日），他获得平反，接着，“右派”也“改正”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后世的人们早已忘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一个曾深刻影响了历史的人。1999年，《爱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在他故乡的江西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他生平的传记。一部象样的《王造时文集》至今尚未出现，更不用说他的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