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的攀附
    初识尹盛喜是在1985年，那时，老尹正是如日中天。一个街道服务公司的经理，以卖大碗茶起家，在前门一带掀起了“三产“热，真的是个人物。老尹聪明，他的起家是因为结识了名流和权贵，出名的第一步是“老舍茶馆”。这是老尹的一个英明决策，不仅由此使得大碗茶公司企业化，还使得大碗茶成为一种文化，而且还借此结交了一大群上层人物。而这关键的一环是结识胡洁青。想到大碗茶和老舍的茶馆的关系，并由此想到结识胡洁青是老尹的英明一着。老舍茶馆不仅成了一个茶馆还成了一标志，三产的旗帜，成了老尹结交达官贵人的场所。
　　1985年，我去采访老尹，那时老尹已经是名人，忙，匆匆两句话后，服务公司的副经理张占英来说是乔木同志下午要来，老尹布置完接待，就便开始不断地强调大碗茶的成功与中央首长的支持的分不开，尤其多次提到“乔木”。可不知怎的，这亲切的“乔木”，总让我感到不舒服。早听说，老舍茶馆经常不公开开业，只供文艺界和政治界娱乐之用。但是，结交权贵这种事在文革中我们见多了，不攀附权贵不可能升官，可文革中攀附权贵的，有一个坚持到生命的终点了吗？
　　这么浅显的道理，老尹和他的手下竟然并不明白。
　　由于接待乔木的事情太重要，老尹简短介绍情况后，就把我交待给副经理张占英，自己亲自检查接待乔木同志的工作去了。　　 
　　张占英，一个回城知青，病退回城后，分配在前门街道办事处服务公司，却没想到因为一个老尹，她成了妇女中的精英，青年人成功的典范。接下来的采访中，张占英也是不断地大谈市、中央两级首长对大碗茶的关怀。
聪明的告密　
　　1989年，安徽的温元凯来北京，要联合北京的文化界搞一个纪念五四七十年的茶话会，他联系了社科院及各个大学的知名学者，至于茶话会的地点，就选在老舍茶馆。　　 
　　老尹一听说这么多的学界名流要来，大喜过望，但是，又听说受邀的名单中有方励之、王若水就犹豫了，当时没拒绝，但心里已打起了小九九。几天后温元凯等就接到老尹的电话说是不能接待这个会了，有关方面不同意。老舍茶馆方案流产，他们就又找了三味书屋，由于三味书屋的老板远没有老尹的政治背景也不具备老尹的政治嗅觉，听说有这么多的学界名流要来光临，自然是乐不得，就答应下来。最终，纪念五四七十年研讨会在三味书屋进行。但是，三味书屋因此付出了代价。　　 
　愤怒的声讨　 
　　谁都不会忘记1989的“暴乱”，镇压后，北京召集各界名流开会，对中央的英明决策表态。黑脸老尹在会上变成了红脸，声若洪钟愤怒声讨，而且，还把自己年初抵制自由化分子的英雄行为拿出来大肆宣扬一番。并宣布了老舍茶馆要为戒严部队捐赠若干若干物资。当时，所有采访老尹的媒体记者都对老尹嗤之以鼻，有关系亲近者还劝他要对历史负责。但聪明的老尹不以为然。　　 
　　结果，两年后，老邓南巡政治转向，袁木、袁立本等89的风云人物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乔木同志病逝。老尹稻草没捞成，又因为性格的张扬得罪了北京市政府官员，从此不得受重用，郁郁而疾，竟致中风。　　 
　　一代风云人物，野心勃勃却壮志未酬，终于在默默无闻中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