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后在珠海发生的日本游客集体嫖娼案，本来是“家丑不可外扬”的事﹐但
是一经网民渲染鼓噪﹐当局下不了台﹐外交部只好硬着头皮出面向日本“交涉”，要求日本
政府“教育”他们的嫖客。日本政府最近正为中国一系列的反日事件——例如“毒气弹”以
及索偿官司等等搞得焦头?�额﹐很担心影响经济利益﹐所以只能低声下气承认错误﹐把日本
嫖客的丑行包揽上身。于是又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小日本的威风了。
但是﹐只要稍作分析﹐丢脸的其实是中国自己。小小的珠海﹐一下子可以集合四百
人的娼妓提供给一个酒店和一个旅行团的需要﹐可见当地黄业已经泛滥到甚么程度。同某些
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绝对禁止卖淫业﹐并且经常“扫黄”，但是黄越扫越多﹐本身除
了说明中国发展经济在政策上有问题﹐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说明政府的腐败。因此
只有厚颜无耻的当局才敢把这种事情提升到外交层次﹐从而又成为国际新闻﹐连《纽约时报
》都加以报导﹐如同当年胡耀邦就周而复在日本所谓的嫖妓事件所说的﹐“丢丑丢到国外”
。
中国在处理卖淫业方面是典型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表面上挂起“马列
主义”和“正人君子”的招牌﹐经常发动“运动”，处罚得非常厉害﹐甚至不时发生枪毙人
事件﹐但是又是公安部门“创收”的主要来源。权色交易更是比比皆是。因此“性产业”这
些年来发展非常快速﹐实际上成了合法的地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前几年
每当中央领导人考察广东﹐当局就要扫黄﹐卖淫女远走高飞﹐提空银行存款﹐因此现在广东
都不敢轻易扫黄﹐以免影响经济发展。但是珠海这次成了政治事件,当局为了面子要再扫一
次﹐已经抓了五十名“丧失国格”的妓女﹐可怜其它“性工作者”也池鱼遭殃的鸡飞狗走﹐
但是却使深圳得益。
这些年来中国的“繁荣娼盛”﹐性产业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国的原始积累如果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甚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靠女人原始本钱的积累占相当大的比重。由于中
共的假革命和中国人的假道学，这个问题是学术禁区﹐但是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在1999
年出版的《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还是为读者揭示了一个基本样貌。
潘绥铭在书中试图对中国性产业的规模做一个调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被查处的
人次﹐1984年是12000多人次﹔1989年﹐也就是江泽民元年﹐就达10万人次﹔到1992年以后
﹐差不多每年25万人次左右。但是他估计的查获率只有10%，那么性工作者就有两百多万。
实际上他还是太保守了﹐也可能近年来出现“大跃进”﹐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八月份的一个
会议上表示中国官方的娼妓数字是600万，从官方一向“报喜不报忧”的立场来看﹐真正数
字应该还多﹐可能接近一千万。特别是包括向达官贵人变相卖淫的“二奶”﹑“三奶”。而
且实际上﹐不论从新闻报导﹐还是文艺作品中﹐中国的穷乡僻壤﹐乃至革命圣地﹐都充斥了
娼妓﹐可见其普遍程度。这不能不拜江泽民的“德政”。
中国在八○年代开放市场以来﹐人肉市场也随着开放。但是到了江泽民登基以后﹐
才是它的辉煌发展时期。九○年代初期﹐开始有“孔雀东南飞”之说﹐如今则是遍地开花了
。六百万人的规模﹐已经超出解放军加上公安和武警的数字而成为浩浩荡荡的“黄色娘子军
”﹐统属在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麾下。如果不是江泽民无视西部和广大农村的发展而亲自代表
特权阶层的利益大肆搜刮﹐如果不是江泽民不是拒绝政治改革而使官场和整个社会加速腐败
﹐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娼盛”的场面。
现在不但是全国各个角落遍布黄业，还大量“出口”，黄色娘子军向全球攻城略地
﹐不但是华人聚集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还远至欧美﹔而其方式不但有合法出境﹐
甚至持有“公务护照”,更有偷渡和假结婚等等﹐使这些地区的政府伤透脑筋﹐成为新形式
的“黄祸”。但是追溯她们的可怜命运﹐罪魁祸首都在江泽民身上。
在中共庆祝建政54周年之际﹐江泽民把中国建设成了全球第一的“娼妓大国”﹐全
球对江泽民的公审﹐这个帐也不能不算﹐否则愧对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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