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馆听讲座》是傅光明先生运作成功的一个文化名牌，我在这里借用一下，只是为了介绍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听取王学泰先生和龙应台女士的两场讲座的印象和感想。文章中所介绍的讲座内容，已经经过记录整合甚至于借题发挥，好在讲座录相不久将在央视10套播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相互印证。

一、“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

2003年10月18日上午，我按照《中华读书报》的预告来到现代文学馆，直到10点半钟开始的下半场，才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王学泰先生，他的讲题是：“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游民研究的王学泰先生，身上并没有半点的江湖气，而是一位笑容可掬的谦谦君子。按照他的说法，江湖文化与龙应台将要讲的《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一样，是非常当代的问题。

有江湖人才有江湖

为什么士人和商人不构成江湖呢？王先生认为：有江湖人才有江湖。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那里就有江湖。中国的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本来应该像欧洲社会那样呈分裂状态，结果却变成大一统的超稳定形态，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游学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源于黄河沿岸的中国社会，能够把文化从先进地区带到落后地区，靠的就是千里做官为吃穿的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的流动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授权，一般不会背叛。但是这件事情并不绝对，唐代的黄巢科场不中走向造反，宋代的张元因科场不中跑到宁夏，投靠元昊与宋朝对立，就是文人造反的例证。商人虽然不受官方支持和保护，只要有利可图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与官场对抗。但是游商一旦赔了本钱，就有投入江湖变成游民的可能，《水浒传》中的石秀就是这样。江湖中人的构成主要是游民。

中国社会自周代以来都是宗法社会，秦以前是宗法制的封建诸候国，秦以后到隋唐是郡县制的宗法社会，宋代以后又形成另一种宗法社会。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共同特点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宗法共同体对宗法人既控制又保护，宗法族权的威力甚至胜过了官府。明代的朱元璋不允许官吏下乡扰民，农民直接被族长控制。失节妇女的沉潭，就是官府法律中没有的。

宗法制有残酷的一面，同时对于贫困农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安徽徽州的宗族，一年要给守节的寡妇几百斤的口粮。范仲淹搞的义庄同样是为了给同族的穷人提供福利保障。宗法人的个性是萎缩的，不用自己面对社会；就像现在的国营单位给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长期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就养成了人性的萎缩，下岗职工自己面对社会时就感到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动荡，宗法社会解体后就会有宗法人流入城镇变成游民。

无业游民并不是贬义词，是社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游民阶层，游民自己奋斗并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游民的性格特征：

第一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反社会心理，只有社会动乱才能改变游民的命运。阿Q 连宗族都没有了，连姓赵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最希望的就是“革他妈妈的命”，也就是抢东西抢人报私仇。

第二是主动进攻心理。李逵的先打后商量、不打不相识就是最好的体现。有人说李逵挺可爱如果他就坐在我身边，我就受不了他的那种可爱。

第三是只讲帮派不讲是非。同样的事情，梁山泊的人做了就是对的，别人做了就应该杀头。

智取生辰纲取的是不义之财，取来之后像官府一样大吃大喝挥霍掉。《水浒传》中真正逼上梁山的只有林冲和解家兄弟，大多数的梁山好汉偏偏是被梁山人给逼上梁山的，秦明的一家老小就是被梁山好汉杀光的。小说中对于妇女的残忍杀害最充分地体现了游民思想。

第四是忠孝节义加替天行道的江湖义气。《三国演义》的刘、关、张三结义是后人的附会，汉代并没有出现结拜风气。南北朝的颜之推在《家训》中最早提到异姓结拜，到了五代时期拜把兄弟和认义父义子的风气才开始盛行，五代十国虽然只有50多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唐、宋实际上是连不到一块的。唐代还有贵族气，五代十国的战乱把以大族为主体的宗法制度给摧毁了，五代十国的国王大都是有异族血统的兵痞和流氓，连赵匡胤也是随父亲寄居在外乡的游民。《三国演义》的前身是《三国志平话》，一开始就是桃园三结义。游民的第一要求是温饱，接下来游民还要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桃园三结义的目的就是要干大事，要上山当强盗。根据民间传说《关索的故事》，桃园三结义后刘备表态说我自己没有家眷可以上山，你们两个就干不了。关羽和张飞要杀自己的家人又下不了手，只好由张飞去杀关羽的家人，由关羽去杀张飞的家人。张飞心善，没有杀死关羽家怀孕的女人胡金定，这才有了关索。《水浒传》中病关索杨雄的绰号，就来自这样的传说。

王先生还认为：《水浒传》写的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游民的成功和失败，《水浒传》是江湖生活的百科全书。游民中有的是丧失了产业走投无路，有的是黑社会中大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他们最大的目的是迅速做大后让官方无可奈何，只有组成更大的团体才更有成功的希望。108 将的主体就是游民，根本没有谈到农民最关心的对于土地的要求。高俅也是游民，他出身太低，当的官也来路不正，不是真刀真枪挣来的，所以被梁山好汉看不起。被宋江杀死的阎婆惜也是游民。只要看一看阿Q 对于妇女的态度，游民的帮派观念和性别歧视就明白了。李自成也杀妇女，哪里像姚雪垠小说中写的那样啊。

游民与文人

欧阳修给宋仁宗上书时谈到过，社会上的杀人放火都不可怕，因为文人士子没有参与其中，一旦文人士子加入游民社会就不可收拾了。必须有游民知识分子作为中坚力量，中国的游民起义才能够发展壮大。宋江和晁盖的结交江湖好汉都是一种投资。宋代的官和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吏实际上是差役，收入很少，不能考官，几乎全都是靠贪赃枉法发家致富的，老实人做不了差役，宁愿花些钱雇人替自己当差，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大部分都是差役。《水浒传》里倡导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思想意识：江湖好汉进行造反的合理性，也就是歌词中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文革”中所说的“造反有理”。在这之前中国文献中从来没有正面肯定和歌颂过犯上作乱的事情，庄子《盗跖》中只是说儒家和盗跖一样不是好东西，而不是歌颂盗跖的造反。唐代的好汉是书剑行侠的读书人，狄仁杰是好汉，李白是好汉。到了水浒中，拦路抢劫的变成了好汉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起为后世的游民造反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天地会入门诗的前两句就是“桃园结义三柱香，有情有义名宋江”。

在结束语中，王先生明确表示说：“我一直关注的是游民社会和江湖义气的负面影响，它为中国进入法制社会和公民社会制造了许多障碍。古代的通俗小说和现代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和落后的，在很大程度上把流氓话变成了时髦话。金庸的武侠小说把江湖人文人化了……”

以上主要是转述王学泰先生的观点，在我自己看来，比起不断给中国社会提供破坏性活力的游民社会来说，利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专制和绝对天理限制和捆绑中国人的思想灵魂的儒教文人，才是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水浒传》中忠孝节义加替天行道的强盗哲学，不过是失魂落魄后流入游民社会的是中国文化人一手编造的儒教学说的江湖版，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过是《水浒传》中忠孝节义加替天行道的强盗哲学的现代儒教版一样。金庸笔下的人物既不挣钱也不花钱，除了谈情说爱就是打打杀杀，与江湖人求生存的艰难凶险是完全相反的，也是从根本上缺乏真实性的。

二、《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人的追星族，“文革”期间连毛泽东他老人家我也没有崇拜过，因为他没有能够让我吃饱饭，换言之就是剥夺了我的生存权。对于有“龙旋风”之称的龙应台，我只浏览过一些大陆报刊颇为拙劣肉麻的炒作宣传，仅有的一点好印象是大意为“幸亏我不是新加坡人”的一篇小短文，我认同的是她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的提倡。据傅光明先生介绍，龙应台1999年因马英九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力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后在香港任客座教授，当天住在友谊饭店。

一个故弄玄虚的假命题

龙应台的讲题本身就是一个故弄玄虚的假命题，“在哪里”是连没有文化的原始人和少不更事的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常识，被写一点小感觉发一点小议论的龙女士包装起来，就成了高深莫测的时髦话题。

龙女士一开始先讲述自己一天24小时的生活内容，结论是自己无论在香港、台北、柏林、纽约，所面对的都是全球化的外国品牌和外国文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看报纸是《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华尔街报》，看新闻是BBC 和CNN ，书店里反正都是《哈利。波特》，看电影又都是《泰坦尼克号》和《钢琴师》，连打版权官司找到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国际性的，送的花是荷兰的郁金香和美国的康乃馨，而没有中国的荷花、菊花和梅花。梁启超、胡适那几代人所面对的是西学东渐，现在物换星移，西方文化早已全面进入。对我们而言，24小时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全都被全球化了，其中的80% 又是被美国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商品，包括最抽象的思维。大陆还没有同化到那个程度，我确信只是时间问题。

接下来龙女士谈到自己对于外国文化的反抗思维：“1975年到美国留学之前，英文老师要求取英文名字，我是用助教奖学金去美国的，一面读书一面教书，教大一的英文写作，美国学生的头髪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总是记不住学生的名字。我就想美国学生为什么就不会另起一个外国名字呢？我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的英文名字，美国人也可以学会发龙应台的读音吗？凭什么不能呢？我第一次参加瑞士的国际笔会发现一个困难，我无法给他们谈庄子、韩非子，沟通是单向的，单一整齐的世界是很可怕的。华语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有没有四分之一的贡献？有没有八分之一也都很难说，不成比例。华语人口有责任问一下，我们做出了什么贡献，应该做出什么贡献呢？”

关于国际化和全球化

关于国际化和全球化，龙女士的说法是：“有人会问，你龙应台不是一直呼吁无论台湾还是中国都要国际化吗？我觉得国际化和全球化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拿香港、台北和北京来比较，哪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哪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最低呢？香港国际化程度最高北京最低。到台北第一感觉是观光客很少，没有外国人特别为这个城市而来，你到了香港，贴出来的图片标语一看就是观光城市。我昨天到北京国际机场，印象太深刻、太鲜明了。出关时要排队，第一没有看到商业广告，第二没有任何图片，第三没有任何一个外文字，根本就不是给外国人设计的。除了穿制服的盖章的人之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不是北京如何文化深厚、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类的广告宣传，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办法》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本来给中国官员看的不许入境和必须出境的公文。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设计者完全没有欢迎外国游客的概念，完全不知道国际化是什么意思。”

“我当文化局长时曾经召集同人看网页，我要突出的是台北的形象，希望全世界的人喜爱这个城市。纽约的网页是专门为外国游客服务的，设计得非常漂亮，美不胜收。柏林有德文网也有英文网，最便宜的旅馆，最经典的演出，全都有介绍。看上海网页时特别好玩，打开时眼睛一亮，和纽约、香港、柏林的一样漂亮，进去后全都是空的。这是半年前的事情，上海已经知道推销自己的城市，只是还在做。国际化指的是懂不懂得国际的情况，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让外国人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国际化强调的是懂得如何接轨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推广出去。是让上海的作家包装后出版英文版、芬兰版的图书，而不是如何写出中国的《哈利。

波特》，不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填充自己的火车。国际化绝对不是台湾当局所谓的让英语成为官方语言。我听说北大开始用英语讲课，这是不是有点搞错？！全球化是手段和技巧，工具和灵魂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英语语言只是工具语言，汉语才是灵魂语言。这样做是建了铁轨用火车撞自己，是拥抱外国的铁轨、火车和货物，中国人的当代到哪里去了？等到奥运会之后再看就晚了。北京全都是西方化的建筑，你原来有的很深厚的土壤呢？从艺术到建筑都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

片断的小精彩

在龙女士的这番话中，有的只是片断的小精彩，在小精彩背后却是对全球化和国际化、英语和汉语、华语世界和西方世界进行强行划分的大荒谬。马克思有“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的说法，所谓人本身就是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个人，只有精神生命体的个人才拥有主体性的精神和灵魂，只有人本身才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创造和一切价值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母语还是外国语，都只是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表情达意的工具。全球化和国际化说到底不过是每一位个人在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世界中，更加充分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实现某一个民族、某一种语言和某一个国家的价值，更不是在人为划分的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剥夺个人的自由和价值。当过文化局长的龙女士在讲座中还谈到“我所说的民族自信心和政权打针让你对民族感到骄傲不是一回事”，转眼之间她自己说出的恰恰就是一种“打针”式的官腔和官话。

在现场提问中，有人问到龙女士对于两个孩子的教育，龙女士的回答是：“我的两个孩子在德国出生，我从来不让中国文化的东西成为他们的压力。第一点是让他们认同德国，我教他们说中文只是帮他们开一扇窗。他们中文说得很好，但是不认识汉字，是文盲。我从小给他们讲《水浒传》，讲到武松砸人家的东西时就不讲了。《西游记》全部讲完了。1996年飞弹打台湾时，我的大儿子只有10岁，我和他躺在床上谈心，谈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从俄国谈到1949年再谈到德国的分裂。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长大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学中国文化也不勉强。”

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上，龙女士对于自己的孩子可以不强求为华语世界做贡献，站在文化局长和华语作家的立场上，龙女士所提倡的却不是把中国文化像西方文化那样融入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大同之中。她所说的“从艺术到建筑都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实际上是把只有个人才拥有的“自己”，强行转嫁到根本就不拥有主体性的“北京人”的“艺术”和“建筑”

之类的名词之上。一个拥有主体性的个人所创造出的一切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东西，都是有“自己”的东西，只有主体性不健全的原始人和小孩子，才会在自己头上神化出君主、上帝祖国、民族之类的鬼把戏来压倒自己，或者在摔倒后偏偏要责骂绊倒自己的没有生命的石块龙女士强行划分全球化和国际化、英语和汉语、华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正是连常识都没有弄明白的原始人和小孩子的思维方式。

龙女士的官话

龙女士最为不堪的“打针”式官话是这样的：“当代学者要打入国际，把我们民族中最糟糕的东西包装后输出去，现在是投西方所好，喜欢小脚、喜欢鸦片、喜欢‘文革’的残酷，把性描写大胆输出，把自己包装成异议分子输出去，把‘文革’中的伤痕输出去。没有中国文化的情怀的时候，哪里有中国人自己的特色的、有独立性的当代出来。‘五四’的全盘西化后来的苏化、‘文革’和改革开放，100 多年来中国人好好看看自己站在什么土壤之上没有总是不断地接收不断地接收，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做出来相当的贡献是很羞愧的。我一个美国朋友说他（她）每两年必读一次的书是《圣经》，我说是《庄子》，10岁时我父亲就让我背《古文观止》，我现在读了还能够发现新的东西来。”

稍有常识和头脑的文化人都应该明白，“五四”时期只是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而已，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骂人，从根本上就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专制遗风，连胡适、周作人当时的西方化也处于初步阶段。正像一个反腐败的国家存在着腐败，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并不稳定一样，“五四”时期提倡全盘西化，只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科学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驰。至于《庄子》，到现在为止连中国名牌大学的专业教授都没有能够完全读懂，龙女士两年读一次读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古文观止》更是古代八股文的集锦，是“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本，是中国几十年来一会儿要“共产”一会又要“代表”的党八股的根源所在，龙女士要是能够从这里面找出比民主宪政的西方文明更加科学人道的新东西来，简直是比中国大陆当局所认定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真理还要伟大、光荣和正确了。

在谈到从政3 年3 月3 天的经历时，龙女士介绍说：“从政是理念的实现。1999年是带着疑问进去的，非常困难。做完了之后竟然还得到普遍的好评。古语说危邦不居，我能够全身而退，证明台北市民的文化水平已经可以接受文化批判者的进入，允许我冲撞原有的体制而且接受我，证明台北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进去就是要铺那个轨，铺完以后可以让别人去做，我要是再做四年可以更稳固一些，我是比较自私的，我需要自己的自由空间，我对写作的渴望更强烈，再做4 年对个人损失太大。”

针对“《野火集》已经出版20多年了，20多年来你有什么变化？”的提问，龙女士回答说：“我并不是头上都是刺的人，2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人，我是很好的母亲，我是很温柔的，我带孩子的毅力是朋友们很惊奇的。我喜欢朋友，我喜欢游山玩水。我写作的时候就是一个头脑在写作，感性就不见了。写《野火集》时我非常非常天真，现在依然天真，没有那个天真根本就不要写作了，我是看到了光明的一面才会写作的。台湾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野火集》是最早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一本书，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短打的东西而是核心的东西我的《50年来家国》和《面对大海的时候》在台湾引起了30年来的大辩论，同样的文章在台湾和大陆的解读真是南辕北辙的。”

当第二外语学院的一位学生请龙女士题赠一句话时，她回答说：“我是能够用英语写作的人英语是工具的语言，汉语是灵魂的语言。工具后面都跟着一个灵魂，把英语机械地学习就太呆了，一定要清楚知识就是权力，这就是我送给你的一句话。”

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正是“知识就是权力”的最好体现，而中国大陆现在通行的却还是另一种权力，也就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绝对剥夺公民权利的一党专制。打从宋代以后，已经失去最低限度的创造活力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在一个又一个野蛮民族的征服和杀戮中延续下来的，至今依然在现代世界中最为野蛮落后的苏俄社会主义的统治和主宰之下，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使由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先进最民主的西化文明所同化、所征服，又有什么不好呢？！

精彩的最后声明

在我看来，龙应台最为精彩的谈话，是她在讲座结束时的最后声明：“在大陆上所有买到的我的书都不是原貌，我还在网上看到挂在我的名字下面的文章根本不是我写的，但愿有一天能够以原貌在大陆出版我的书籍。但我知道许多大陆朋友的书稿只能锁在书桌里时，又感到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比起龙女士的遭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莉的传记被改头换面，已经成为更加全球化的文化事件；而我和与我一样不自由的大陆文化人的著作，大都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阉割轮奸之后才得以出版的。在这篇文章结尾，我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希望有一天，中国与台湾之间并不只是实现所谓的“三通”，而是全面开放到能够让在台湾经过民主选举的真正合法的陈水扁总统，到中国大陆竞选全中国的真正合法的总统；希望中国公民能够打破政府当局人为的信息封锁和新闻欺诈，随时随地可以像美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一样，在中国人自己的领土上看到美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电视信息和报刊新闻；希望已经被毛泽东宣判为“阎王殿”的专门监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灵魂创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能够早日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希望已经充分全球化的文化名人龙应台所享受到的全球化的自由和人权，能够早已落实到所有中国文化人和中国公民的身上。

一个国家的国境线总是在不断地分裂和改变着，一个民族的血统总是在杂交混血中遗传和变异着，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每一个精神生命体的个人，所拥有的只能是更加自主也更加充分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信仰、国籍、语种、异性及其他所有生存方式的自由和人权而不是利用祖国、民族、阶级、宗教、主义、思想、理论、代表之类“存天理灭人欲”的鬼把戏剥夺和牺牲公民权利的专制强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够成立；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所有个人的主体性的大同人性，才会在普世性的民主宪政的切实保障之下，不被专制强权所分裂和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