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思想的人首先要做战士，然後才是做学者。战士，那就是要明辨是非，认清方向，认清问题所在，然後要敢于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奋进。

农民工无奈跳楼，拆迁户被逼自焚，偷渡客悲惨溺毙，孙志刚等被执法部门打死，黄静案主犯公然逍遥法外，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孙大午、新青年、不锈钢老鼠、“民主与自由网站”诸青年求自由讲真理谈正义被蹲大牢……，伤痛总是一个接一个，看不出止息的日子。

日本毒气弹继续伤人，抗议日本游行居然被阻，黑心医院高价药，电信宰你没商量，铁路提价没脾气，民航降价不允许，对黑社会老大突然讲人权（不是不该讲，为什么偏偏只对他讲而且“反黑法”不知什么时候被搁置起来了，依该法黑社会头子当为其组织所有行为负全部责任），学校丑闻不断，农民当二等公民理所应当，外逃的黑钱超过辛辛苦苦吸引的外资…

…，屈辱总是一场接一场，远不知如何收场。

社会不幸，个人不顺。周鸿陵先生曾把在中国生存主要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一是“恐惧”

（任何人什么事都得考虑不要越过“敏感”界线），二是“贫乏”（不说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数以亿计的底层人士，既使是所谓的中国亿万富翁——我就接触一些上富布斯排行榜的，他们的实际财富和美国富人相比，其实和中国的农民跟美国的农民相比一样的可怜）。而我近日来一个强烈的感觉，生在中国，还有两个主题词，一个是“沉重”，一个是“无奈”。

中国专制的力量太强大，恶的力量太猖狂，以致对强权屈服、退让、委曲求生，对同类不择手段，在公共场合极端唯我中心（比如，抢公交车位、闯红灯），对弱者豪无同情尊重之心棗这些典型的“灾民理性”，已经深深地成了国民的生存本能，成了遗传不已的文化基因。

这些基因，这些本能，共同打造着这块高度盐碱化的大地，然后恶性循环不已地制造出一代代的“灾民”。

寄望于渐进改良固然不错，我也相信如此终有日清月朗的一天。可是改良不等于等待，更不等于作壁上观，更不等于可以曲意迎合明显的谬误与公然的恶。就凭国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在恶世中亦然安之若怡、在黑白颠倒中亦然歌功颂德、在险象环生中亦然歌舞升平的“太平”

性格，我看这只百年转型的大船，恐怕等不到驶出这充满陷阱的“历史三峡”就随着“江水（追求正义、促进社会良性化、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断流而搁浅甚至触礁了。

冲闯乏力，欲进无路。绞尽脑汁，不得其解。就在我又陷入了孤独、无助、消沉、沮丧的时候，另一种声音渐渐明晰而强烈起来。

首先是我一位导师在对青年人提出的三点希望中说，一个有思想的人首先要做战士，然后才是做学者。战士，那就是要明辨是非，认清方向，认清问题所在，然后要敢于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奋进。而且，真正的战士，要敢于在必要的时候拼剌刀（其他另外两点希望是：先把人做好，再力求把事做好；做人要首先考虑自己的付出、创造与贡献，然后才是回报、获取；导师是一位开明的、讲奉献的、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近是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权力人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

其次是王富仁先生“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一文留下的冲击力。他说“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之在同样黑暗残酷的环境里保持卓越而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文化基因，其中关于战士精神的论述尤其让我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先生说，“在中国，文与武是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而在俄国，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思想情感与斗争精神是同体的。普希金和十二月党的诗人们，都是士官学校的学生，他们是文人，也是战士，战士的精神同样贯穿在他们的文化活动中。在俄国战士是一个荣誉的称号，是一个高贵的职位，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标志。战士的意志支持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丰富着战士的精神意志。它成就的是思想的战士、精神的战士，而不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俄国的知识分子总在追求着甚麽，总在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在作品中所追求的，也就是在社会上所追求的。我们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产生大量被冤枉的好人，而俄国产生反抗专制主义统治的战士。他们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支撑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中仍有世界级的文化成就。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产生伊始，就与战士是分体的，知识分子是出主意的人，战士是为皇帝卖命的人。知识分子把战士视为没有头脑的傻瓜，战士视文人为胆小怕事的懦夫。战士的勇敢，战士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战士的顽强的意志力量，都不是中国文化中自然具有的基本精神内涵。我们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可以写上十几本乃至几十本书，但我们却无法在其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从这些文化产品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的、人生的知识，但却没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知道得很多很多，中国古代的我们知道，外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的比任何一个外国的知识分子都更多更细，‘科学’、‘民主’、‘自由’、‘法治’，这种学说与那种学说、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但有的仍然有，没有的仍然没有，我们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把知道的转化为拥有的，把不知道的转化为知道的，我们面对自我的处境仍然感到束手无策。我们从我们自我的内部生长不出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没劲仍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感觉。人格的魅力，精神的力量，不论在我们的主观的世界上，还是在我们面对的客观的世界上，仍然是最最缺乏的东西。”

还有昔年的鲁迅曾大声疾呼，精神界之战士安在哉？前不久余杰、摩罗诸君也发出这一呐喊。

再有就是有幸读到已经身患癌症的这位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记者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有一种好书能够让人产生力量，甚至能够让萎靡不振的人都振作起来，法拉奇的书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是一本抗议、谴责意大利等在“9.11”灾难后冷漠的态度、骑墙派的作风、甚至不辩是非拍手叫好的卑劣作法的书。固然她斥落后地区来的人为“肮脏、下流、野蛮”，并呼吁严格限制他们进入欧洲，以及她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未免偏激，但她鲜明的爱憎，明晰的语言，强烈的情感，执着的信念，无不让那些中和派感到惭愧！她的言行都让我感到，既使是保守现有的文明成果，都必须要有战士那坚定不移、爱憎分明、奋不顾身的精神，何况我们当今面临的远不是需要保守什么，而是需要向那猖狂之恶抗争，却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格、人权、尊严，去争取自己正常发展、健康生活的基本环境！

对我们这个被阉割文化、奴性文化深深浸淫的老大民族，“战士”精神战士品质的缺失，无疑是最致命的要害。固然我们的先人也曾历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敢于并善于在不易的处境中寻求变易，刚强自重，直至汉唐，那时的知识分子和平民，都不失强健刚烈的气派风格，甚至我们看清末明初那一代辛亥志士，仍“大多光明俊伟，敝展尊荣，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其高出寻常万万之胸襟气度，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伍立扬：《铁血黄花——清初民初暗杀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 版）

然而我们这几代不肖子孙，已经很彻底的走到了它的反面，非但萎靡不振，而且厚黑坑人，于恶行非理之事，不但不能抗议一声，反倒唯恐没有跟着腐败分利的机会；纵偶有刘军宁、杜导斌等这样钻石品质的精英，但总体上不成气候，甚至往往得不到必要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之民，欲待何为？又能何为！

我性温和，素不喜激烈之事。而今我终于认定，战争作为人类解决纷争最野蛮的手段和文明所不应突破的底线，绝对需要反对（任何一方挑起战争），但战士的精神和人格气质，确是永远也不能遗弃的基因。于社会、于外在环境，一个健康而刚强的人，需要永远坚持反抗一切不义和恶行；于自我、于生命，需要永远敢于向命运、向环境挑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生命不息，永不放弃！更重要的是，在再大的压力、再大的诱惑、再大的险阻下，都不背叛自己的灵魂，不向命运和恶势力屈服，不停止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抗争意志，这才是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高贵生命的肯定和选择！

盲目自大的狂热者们，等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基因都变得真正高贵起来的时候，再考虑什么怎么去宣扬“中国文化”吧！在此之前，不妨对照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做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