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让我来谈孙志刚事件，我觉得没有什幺话好说。我奇怪人们写了那幺多的
文章，据说连一向不问窗外事的书斋里的教授都激动了，网上的文章题目就有某某
名学者为孙志刚事件拍案而起，为孙志刚事件撰文一类的广告。我收到过几十篇谈
孙志刚事件的文章，我承认大家都说得有道理。
甚至左右翼的知识分子也都付诸行动了，就在自由派们还在各自自由抒怀的时
候，一向回避国内矛盾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完成了一个《就孙志刚事件致全国人大书
》，并征集知识界签名，其中说，“今年年初从广东开始扩散和蔓延的非典型肺炎
，由於缺乏社会保障措施，造成了大规模爆发，不仅导致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而且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端赖政府采取了一些亡羊补牢措施，有力地遏制了
疫情，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拥护，而社会团结也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我们对
蒋彦永医生在揭露非典真相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医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作为公
民的巨大勇气表示敬意。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调查、总结和反思非典事件中所造成的
延误和损失的责任和原因，建立和加强公共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机制。然而，与此
同时，我们惊悉湖北孙志刚在广东被野蛮收容殴打，不治身亡的消息（见《南方都
市报》报导）。真是天灾已甚，人祸尤烈。”
自由知识分子致全国人大的文本也很快出笼，其中说，“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
广州工作时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警察收容，期间遭到毒打，不治身亡。此一事件在
国内引起极大关注和愤慨，海外反响也很大。我们认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
不断出现执法人员和执法部门违反法律、粗暴对待公民，甚至草菅人命的恶性事件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得到严肃处理，并从体制和立法上寻找根本解决办法。为此
，我们特表明下述立场，提出以下请求。”请求一二三四等等。
将这两份文本合起来，或者说，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也许正是进城农民生存
秩序中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只不过，后者是李昌平从实际经验出发的呼喊，前
者是知识精英为“底层生活”的良知或正义表达。
我不知道，朋友希望我来谈孙志刚事件，是想知道我的认识问题，还是想知道
我的立场问题。我们常说，认识问题在踏入社会之前，在学生时代就应该完成的任
务；立场问题则依据各人赖以生存的秩序或体制而各有不同，但在我们社会里却应
以正义为价值的标杆。认识问题当然允许后知后觉，在社会事件频频挑战人的智力
时，知识者应该自觉将认识落实于最小的人类单位──个体生命的生存环境。难得
的是，今天大多数的知识者们在孙志刚事件上的认识都表现出可贵的“正确性”，
想想仍有脑子积水的人把孙志刚一类的中国灾难归罪于资本之恶（左翼知识分子就
这幺病如以往地归结为“人祸”，归结为社会公共事业的“营利化倾向”），就可
以理解，大多数文章在孙志刚事件上表现出的朴素的常识是多幺难得。立场问题，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孙志刚事件得到公正的解决，这当然更是政治正确的。
我能够谈论的是，政治正确的东东不一定能够得到它，即使得到它，我们也多
只能个案地获得。因此，让我来正确地谈论或复述对孙志刚事件的认识，让我来正
确地表明对孙志刚事件的态度，我不如冒点风险地来谈论孙志刚事件的可能后果。
不愿动脑子的网友们逼问我如何行动，我可以借孙志刚事件来谈谈什幺样的行
为才算行动，才算真正体现了良知尤其是正义。拍案而起，怒而撰文是不是行动？
要分两说，如果撰文者生老病死自有体制，那幺他的撰文就不能称为行动。假如这
一体制被称为实体空间的话，他的撰文只能算是虚空间；假如这一体制被称为公共
领域的话，他的撰文只能算是私人领域。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两个空间或两个领域
分工越来越有趣了，他在虚空间里可以喊破天，但他在实体空间并无什幺表现。他
最多算是表白了自己还有良知而已，连表达良知都谈不上。只有那些体制外生存的
作家，只有那些卖文为生的作家们，如此撰文才算与行动沾上边，才算是表达良知
，表白正义，但正义之表达进而伸张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
签名声明是不是行动？也得分开来说，有行动，那是其行为有风险有投入有付
出的时候。如果仅仅是在虚空间里集结队伍，声势浩大，如果最多是献花般地把声
明送给全国人大，或把反战声明送交美国驻华使馆，那就不是行动，而是行为艺术
。
因此，这些行为艺术如果施诸孙志刚事件，我愿意预测孙志刚事件的后果，即
我们的社会会再次收编一个体制外领域。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有包容能力
了，它把一切非体制的事物纳入了自身的秩序：市场、资本、人权、出版、非典、
反体制的力量，等等。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乃是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本是一农，即农民问题。但当良知或权谋扑向这一领域时，农民问题
立刻被分解细化，一个简单的正义人权问题有着那幺多的不得已，有着那幺多存在
的合理因素，农民问题成了一个只有专家或权威置喙的领域。土地私有化、税费、
基层民主、城市化、行政建制，等等，一下子成为近年来新闻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一个禁区成了名利场，一个被压制的领域成了社会的热点，这是农民们的幸福还
是不幸？无论如何，今天三农问题俨然体制化了，各类会议，各种文字，各种专家
，都在为三农问题殚精竭虑。但是，我们能想象一个打着波音的的专家去给人们讲
三农问题吗？人们出入宾馆，脚不沾地，为农民谋划，农民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吗？
今天的农民们都明白，三农问题已经是一个专家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问题，也是
一个新闻记者的采写角度问题，唯独不是农民的问题。
孙志刚事件往小了说是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问题，是进城民工的暂住证问题，
而不是“收容站”这类“社会公共发展事业”的“营利化倾向”问题。如果他衣着
光鲜，西装革履，大腹便便，出入有车，温文儒雅，等等，等等，他会有此遭遇吗
？孙志刚事件也反映了一种建立在制度上的歧视，或建立在歧视上的制度之恶，一
种实在的两种社会，两类世界。试问那些拍案而起的学者们，他们为贱民们说话，
真的以为自己跟孙志刚们截然分开了吗？丧钟为谁为鸣？
我还记得，前年的时候，就有一批血性的年轻人在网络空间里揭露收容遣送制
度之恶了，那才是勇敢之举。后来的以至於今天无数的文章，不过会把收容遣送一
类的问题公开化体制化，不过会把城市暂住证问题变成文章问题。文章写得再有道
理又怎幺样，我们的问题不全是认识问题，也不全是立场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乃
是，如何防止任何人或任何力量对个体生命的侵犯，如何防止政权的力量任意剥夺
个体生命在中国生活的自由，同时政权的力量必须保证个体生命的自由不为其它力
量侵犯，这是无数在各种体制里苟安的作者难以想象的，也是他们愿意不说白不说
的。无数的文章或者能够解决孙志刚本人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孙志刚事件背后的这
种中国人生存秩序的性质。200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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