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掌控着一部宣传机器，这就使它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制造出为形势所需
要的宣传品。这部机器的绝妙之处在於它能化黑为白。我多年以前看过这样一幅漫
画，一个人在一场事故中受了伤，他的血落在一个扇子面上，一个画家在这滩血的
旁边画了几个绿叶，扇子上就出现了一朵花。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在很多时候做的就
是那个画家所做的事。
    共产党的一次过失造成了一场灾难之后，它的宣传机器不认真地反思、批判那
个过失，却不遗余力地讲述自己如何走出困境的过程，这场宣传的落脚点被他们选
在这里：我们是伟大的，所以我们能克服困难，克服困难之后，我们的前途会更加
光明。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现在的防治非典性肺炎。中共经历过许多那样的事情
，它的宣传机器总能把一场灾难转化成一剂延年益寿的补药。许多人迷迷糊糊地相
信了这种宣传。
    一个稍微有一点理性的人都能看到其中的破绽。一个人能改正错误固然可喜，
但不犯错误不是更好吗？一个人不可能总是遇到机会，关键时刻犯了错误失去几次
机会，其前途就会被自己葬送。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并没意识到那种宣传的害处
，现在应该清楚地告诉它，以前它没被灾难搞垮是因为灾难的破坏力还不够。
    一九五七年反右是中共制造的第一个灾难，它是由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
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不和造成的。右派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很难坚持自
己的主张，另外这场灾难并没波及到物质层面，所以它对统治力量的影响是很小的
。
    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前三年里，由於粮食短缺，数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这是一
次波及到物质层面的灾难，但此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的根基还没动摇，所
以中共又度过了这场灾难。
    中国的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之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
在中国，政治运动总能影响到物质生产，可是在文革的中期却出现了“抓革命、促
生产”的口号。文革后期，邓小平又将物质生产当成一件很紧要的事情来做，以致
于丢掉了官职。文革初期，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共高层，下层民众对主流
意识形态还是比较认同的，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民众中才出现了分歧，主流意识形
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降低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是由意识形态分歧引起的。这时国家的物质储备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多的。
    这时我们已经看到，历次重大灾难不是出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出现在物质
层面，而且多数是出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一次灾难是同时出现在物质和意识形
态两个层面，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逐渐减弱的。
    一个政权需要来自意识形态的支持，也需要来自物质力量的支持。在汉民族这
个重物质、轻意识的时空存在中，物质力量对政权的支持也许会更大一些。林彪说
的老百姓只知道柴米油盐的结论和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都是一种读透
了国民性之后的见解。中国的物质层面不出问题，意识形态层面也说得过去，这个
社会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时那部宣传机器就可以尽其所能地将每一次灾难转化
成一剂延年益寿的补药。
    粗略地说，人类历史上有两种经济制度：公有制和私有制，还有两种政治制度
：集权制和民主制。统治者可以据此制造出多种制度组合。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
阶层经过一番所谓的探索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出发地，他们又拾起私有集权这个被
历史证明为无效的制度组合。这套制度组合的别扭之处在於集权统治能高效地收集
起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却又低效地运用这些财富，它还不反对私人积聚财富。国家
与权势者之间存在着规则之外的财富通道，权势者总能从那个通道中取得大量的财
富。私有--集权制社会在物质层面上不出问题是很难的。
    这样的问题正出现在中国，一方面官员的腐败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
面社会保障体系缺乏资金、公共卫生体系缺乏资金、公共教育体系也缺乏资金。社
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关系到一些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教育关系到社会的未来
发展，一个国家既照顾不到现在，又管不了未来，可见它的生产和分配出现了问题
。
    一九八九年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法轮功为代表的一大批
气功流派的兴起、家庭教会的活动以及自由主义的传播，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
空间受到了压缩。共产党政权为了发展经济，鼓励资本增殖，这又引起了党内不同
观点的争论。
    至此，意识形态层面的危机和物质层面危机同时出现了，非典性肺炎的蔓延则
加剧了业已出现的危机。非典性肺炎爆发之后，共产党沿用了过去处理此类事件的
做法，只是在外国政府对中国的非典性肺炎疫情蔓延到外国表示不满之后，中国政
府才略微改变了传统的行为方式；这之后，共产党在防治非典性肺炎时的组织方式
、宣传方式又回复到过去的模式。我们所处的情景已彻底改变了，可是共产党的行
为方式还没变，这种以不变应万变将会使当代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力学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物体在惯性状态下继续运动是因为它没受到阻力，当
今共产党就象这样一个惯性中的运动物体，负责任的中国人应对它施加一种作用，
使它发生一种合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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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除了对本刊的编务给以指导和关怀外， 最近又捐助了200美元， 以缓解本刊燃
眉之急，在此特向金尧如老先生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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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B Zhang 10 美元， 康州官平非医师$200美元，加州朱无名1，000美元，英国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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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本刊还要特别感谢德国柏林的陈三幼女士,她牺牲了业余休息时间帮助本
刊打字,成了我们不可多得又不可缺少的义务工作者。
    
    北京之春编辑部
    2003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