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即便进入21世纪后，也多处于半愚昧半开放状态。人权的觉醒，也是在不断地被剥夺与压迫，强奸与蹂躏之下所取得的丝微改观。虽然这点进步并不会具有转折点意义，但任何麻木之后的醒悟所带给人巨大的希望是不可否认的。一寸一尺累积起来的小胜利就促成大成功的到来。
    孙志刚一案虽然很令人失望地拉下帷幕，其惩罚的也不过只是“小人物”，高层领导都巧妙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与追究，但在当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应该感到满意了。相对而言，孙志刚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还有那么多无辜者至今得不到惩治凶手的欣慰处理：李尚平、刘骏、张森，他们比孙志刚更加死不瞑目！
    这种幸运，代表了民间力量的不断崛起。民间舆论促使该案引起高度重视，从而得以解决。但政府官员是不可依赖的，虽然罗干和周永康先后多次批示，张德江也主持广东省政法系统的专门会议研究此案，表示严惩凶手和补偿孙志刚的家人，各类主流媒体也出现了相关的正面评论，但并不能保障人权，犹如刘晓波先生所说：“政治局常委罗干、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和张德江等高官干预此案，固然可以加快孙志刚案的解决，但是，没有独立司法的人治干预，无疑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所以，不改变以党管法和以政代法的现行制度，也就不可能建成中共所承诺的法治国，法律的程序公正也只能是空头支票，人权更无法得到制度化保障。一句话，如果不改变党权至上的现行制度，孙志刚的个案，绝非第一，更不会是最后。”
    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民间力量的鞭策尤为重要。网络名家东海一枭最先发出了《关于立即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此后，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经济学家茅于轼的道义文章，到秦晖、徐友渔等学者、法学界人士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以及网络上就此案所发表的评论、呐喊呼吁更是不计其数，这种广泛关注与巨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蔑视这种舆论力量将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在此期间，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腾彪、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的许志永这三位法学博士将一份题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 法〉的建议书》传真到了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
    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后，萧瀚还对此结论表示质疑；杨支柱、秦晖等人也就孙志刚案调查结论致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封公开信，要求对孙志刚事件进行认真、严肃的处理，并希望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起点。在这许许多多的建议与呼吁，质疑评论当中，民间人士是绝对的主导力量，这个阶层代表了正义的舆论导向，代表了良知的存在，代表了进步的追求。官方的麻木不仁，冷淡无情，刚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留给世人永远遗弃。
    民间舆论的力量越来越显现出独特的魅力与不屈的抗争。如果这能够促进更多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无疑具有更大的进步性，对于民众不断呼吁政治改革的意向同样能够起到催化作用，对于政府的压力越大，应该是一件好事。在这种温和的改革呼声中，如果政府一味地沉默与保守，坚持一贯的破旧落后制度，还继续维持既得利益集团，那对于未来就没有任何期望了，那危险与动乱所潜伏下的因素就会累积，从而导致灾难。
    官方舆论的一片正面，伟大、英明、正确，高度统一，保持一致，坚持核心领导，思想不能违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言论不得超越敏感底线，这些舆论不足以起到监督政府、政权、政策的作用，构成自身严重的限制，弊远大于利是不言而喻的。未来中国人权的保障与获取，不能从中看到希望，只看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粗暴侵犯与掠夺。只有底层阶级、弱势群体、民间团体等，对于个体的生存环境与严峻的形势，才感觉到火烧眉毛的危急。
    觉醒起来的民间，舆论成为最为妥当而安全性相对极高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舆论破案了，破了孙志刚之案，虽然不那么完美。努力仍然需要，舆论的监督更需继续实行，由此便有可能在将来起到更大的作用，构建一种更大的力量，推进更大的跨越，谋求更多的利益。民间的努力，在脱离体制与对抗体制之中，不断地壮大自身，所引导起来的觉醒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自由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由的力量也具有极大的诱惑，民间舆论力量大力参与的这些事业，同样为追求民主化，为争取人权利益，尽到了自己的个体责任。在这些努力下，乐观地预测，民间舆论在未来将是社会舆论的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