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训政与“现代训政”
    提个问题。假使共产党今天宣佈说，它不再坚持共产党永远的领导地位了，它也打算还政于民，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了。但是它说，由於许多的“独立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担心出现“真空”，担心出现“大乱”，担心中国的天会突然塌下来，所以共产党接受了他们的劝告，也制定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训政计划，在这十几二十年里实现共产党一党专政指导下向国家民主化循序渐进的发展。共产党这样提出来了，“爱国者”们不用说，一定欢迎；民运怎么办？接受还是反对？ 
    别人不知道。王希哲是会赞成的，就像赞成历史上孙中山先生的训政理论一样。他只是惋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被中共耽搁了近百年！ 
    就是这样也还是有人不允许。有貌似激进民运的，也来质问。他们说：“既然你们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为什么又要肯定历史上国民党的专制呢？”我回答：我们当然反对专制制度。但根本来说，我们反对的是共产党为自己法定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绝对专制制度。
    我们反对专制，就像反对毒品。当这种毒品不是为了永久毒害人民，而是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作为治病的医药的手段时，我们为什么要绝对反对它呢？
    但今天的问题是，共产党究竟什么时候承诺过，它愿意结束一党专政，向民主宪政的方向演进？共产党从来没有像国民党那样有过承诺，直到今天。它始终明确它的所谓“改革”仅是在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体制内作一些修补。所以，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一再警告“中国不能民主大跃进；民主必须循序渐进厖”，都是一些无的放矢的废话。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列车向宪政方向的开动或开动的决心，还轮不到讨论它的快慢。既然谈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训政”（李慎之说，毛泽东也曾经把它的专制称之为“训政”），趁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些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一下。
（二）中国近代三大专制形态的特征
    辛亥以来，中国出现过三大专制统治形态：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统治。我们可以大概探讨一下这三大专制统治形态的特征。
     一、北洋军阀专制
    除了袁世凯83天短命的称帝外，自民国元年到民国17年，北洋政府治下，统治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是“中华民国约法”（或它的形式变换）。这个约法是宋教仁依据西方民主宪法蓝本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绘制的。这个特征极其重要。它解释了今天的人们回过头来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所感觉和发现的，中华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竟然是近代中国人民最自由，思想文化最灿烂的时期。
    那么，北洋政府的专制表现在哪里呢？
    与后来的国民党专制、共产党专制不同，北洋政府的专制不是体制本身的专制，相反，它是军阀旧势力在民国约法体制的束缚下，不甘束缚，凭借实力扩张权力，蚕食约法，破坏约法所逐渐扩展的一种有限专制。军阀把它权力半径扩张到哪里，他们专制的边界也就延伸到哪里。也就是说，在他们有限专制力量到达的边界之外，中国人民还是能够享受到或相当程度享受到民国约法给予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实际上，北洋政府17年，各派军阀权力的争夺和拉锯较量，始终没有超出国会和政府国家机器领域（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来得及“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这样，国家机器之外的中国民间社会，它的经济，文化包括思想、教育，新闻，文学等各个领域就有了相当广阔的自由发展的机会了。这个状况直到国民党北伐军已经兵锋两湖，段祺瑞执政府下台，北京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时，出身绿林响马的张作霖（袁黎段吴都是出身贵门或知识分子的军阀），才完全不顾约法体制的任何边界，对批评奉系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等开了杀戒，舆论也不敢对他有任何批评了。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这样评论：
     “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袁克定还需要印假报纸来骗他一心作皇帝的总统老子），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
    我们特别以段祺瑞为例，来探讨北洋人物的专制特征。
    段祺瑞是北洋统治人物最典型的缩影。袁世凯为实现与民党的交换条件逼清廷下台打的第一张牌，就是他北洋军第一军总统段祺瑞。这位曾在德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支持他的首长袁世凯革清廷命“走向共和”后，便忠于共和，没有支持袁世凯称帝。更亲自带兵粉碎了张勋复辟。就像邓小平的几起几落对后来中国的影响一样，袁后北京政府十几年的动荡，几乎都围绕着段祺瑞的进退起落。而引起所有这些动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叫欧战）中，中国的参战问题。
    作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以他北洋政府中少有的国际眼光，断定协约国必胜。因此极力主张中国尽快参战，站到必胜的协约国一边，好在战后的国际和平会议上，以战胜国的资格收回清末以来所失去给德国的若干主权。同时乘机向日本借点钱，编练“参战军”，既可以用于威慑俄国平定蒙古的离心，又可以用于对南方的统一战争。
    应该说，段祺瑞这个参战决定大体是出于民族利益的公心的。历史其后的发展，也向中国人民证明了段祺瑞这个决定的伟大英明。没有段祺瑞的排除万难坚决参战，就没有了战胜国中国外交代表后来的出席巴黎和会，就没有了中国踏入现代国际会议的第一步，就没有了五四运动，就没有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最后收复。
    缺乏国际眼光的总统黎元洪和国会，却出于害怕段祺瑞（及其首席幕僚徐树铮）权力扩张的私心，反对参战。
    政治主张本来正确的段祺瑞，这时暴露了他军阀独断专行的本色。他要用非法的手段去贯彻他的意志。他竟袭用了他已死的首长袁世凯用过的在军方唆使下组织“公民团”非法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通过符合自己意志的决议方法，来对付他面对的国会。但这一来，就把连原来支持他参战的梁启超影响下的国会第二大党进步党都得罪了。国会通过决议“搁置”参战案。段祺瑞失败。黎元洪总统趁势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宣布免职令无效。因为依据约法（他像毛泽东忽然想起宪法那样想起了约法），总统令是需要国务员附署才能生效的。这是当年民党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而为袁量身定制的。段祺瑞自己没有签署，据他认为，当然免他国务总理职的总统令无效。
    他想起了军队。果然，各省军事长官组成的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宣告支持段祺瑞，反对黎元洪，要求黎辞去总统，并作出了向北京进军的态势。吓得心惊胆战的黎元洪向徐州张勋搬兵救驾。张勋带兵到了北京没有救黎元洪，倒是逼黎解散了国会，驱赶了黎，把少年宣统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龙廷。段祺瑞抓住机会，马厂誓师，率军进京打垮了张勋，粉碎了复辟，回到了国务总理办公室。但是张勋的解散国会，驱赶黎元洪制造的空白，却为段祺瑞独裁铺平了道路。他既不请国会回来批准自己，更不请黎总统复职麻烦自己。回到办公室不到一个月，1917年（民国六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就在没有国会的段祺瑞总理的绝对领导下，对德奥宣战，以非法的军阀专制方式，带领中国跨进了战胜国的大门和国际化的大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北洋军阀专制的几个显著特征：
    1.这种专制，是在民主约法体制中向外的非法权力扩张。它在道义上是窘困的，政治上是被声讨而不能得到辩护的，因而对人民自由的侵犯是有限的。
    2.这种扩张的极限，是民国约法的共和国框架。由于国内国际各种力量的牵制，它是不容易突破的。北洋政府17年，只有袁世凯一人短暂突破过而以身败名裂告终。
    3.袁以后，已经没有任何军阀野心家敢于再次尝试突破共和国的约法框架（不算张勋几天的闹剧）。因此，北洋时期，才成为了中国人民近代相对最自由的时期。
    二、国民党专制
    认识到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政治精神，要适用整个社会，它必须在那种思想和精神有效地全社会化之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革命（军政）以后，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经历训政，教会人民民主自治的能力，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个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说，虽是辛亥前孙中山就规划过的，但痛感没有训政阶段确是不行，无法建立真正的民国而下决心实行之，还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1924年，孙中山相当大程度接受列宁建党学说影响，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
    因此，很明确，国民党的这种专制，是一种既定理论指导下又基于历史教训的体制的专制。
    1928年底，在告祭香山，大体完成了国家统一后，国民党宣布开始对国家实行训政。国民党毫不讳言声明，国民政府并不是根据宪法由人民选出的最高权力。“它只是中国国民党所建立的革命政权”，“它的政权基础不是人民的选票，而是国民革命的需要”。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挥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这就是所谓的“党国”。
    但在“革命政权”训政下，人民还有没有一定的自由？自由有多大？可以获得怎样的保障？这些，一开始，国民党上层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孙中山的“凡是派”是胡汉民。他公然提出，训政期间，不需约法：
    “中山先生的全部遗教，即是训政时期的根本大法，所以无须另定约法”。胡甚至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独裁口号：“训政期间，不但是党外无党，并且是党外无政，政外无党”。
    胡的主张，获得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支持，正式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决议案。但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立即反对。在北京、太原先后召开它那一派的“国民党扩大会议”，坚决主张训政期间，必须要有约法。
    1930年7月25日发表《党政七个基础条件》国是主张，呼吁“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依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并且公布了对人民权利实行宪法直接保障主义的《太原约法草案》。 
    蒋介石在对汪精卫、阎锡山等的叛乱讨伐的同时，却在相当大程度上接受了太原派的意见，军次开封提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坚持孙中山语录就是法，因此不要约法的胡汉民为此下台。
    这就是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产生的背景。这个约法对人民权利规定间接保障主义。虽然它比《太原宪草》退后了一步，但比胡汉民的无法无天，总还是进步了。
    训政约法有了。但训政要训多久？宪政能不能提前？虽然国民党原规定了训政六年，1935年结束，但9.18事变和1.28抗战激起了全国的民气，使得国民党内革新派和社会各民主进步力量痛感必须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以便动员全国全民的力量团结抗日。
    这便是孙科发起和推动的筹备宪政，起草宪法运动的背景。
    宪政，意味着还政于民，意味着从此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一家独占，也就意味着在各党的自由竞争中，国民党就要准备自己放弃政权下台的可能（请看2000年的民进党！）。这对国民党守旧派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前景。但“国父”有过最高指示：
    “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厖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它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责任，此政党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後政治始有进步。”（民国2年1月19日在国民党茶会讲词）。
    其大如天的“总理遗教”摆在面前，他们理论上不敢否定这种前景，于右任只好问孙科：“实行宪政，国民党可能下台，在抗战期间对国家稳定有利吗？对抗战前景有利吗？”
    孙科回答：“不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实行宪政国民党只会更得到全国人民拥戴，国民党的政权只会越巩固。（大意）”
    但这只是信心，它是没有包票的。就像今天要有人劝共产党说“共产党，你们实行宪政吧。你们的共产主义全民拥护，实行宪政全国人民对你们会更拥护，共产党的政权会更稳固”。共产党会放心吗？不会放心的。
    国民党守旧派不能阻止宪政的要求，他们只能对立法院长孙科领导下的宪草会提出一些“原则”，以求宪法的规定能在实际上更多的保障国民党。孙科宪草1936年5月5日公布，被称为“五五宪草”。国民党原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依据五五宪草制宪。无奈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国民大会一延再延，倏忽就是八年。
    抗战胜利。毛泽东飞渝谈判。国共签订双十纪要，又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心推动宪政和宪法起草的运动，又一次发动开展起来。
    形势大变。四十年代中的这次宪政运动，已经不是国民党内的宪政派与守旧派的斗争，而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了。无论中共后来怎样的专制表现，四十年代的中共，俨然是民主的旗帜。不但民盟以它马首是瞻，孙科国民党宪政派和其他民主党派，虽然拒绝它的的统战，但在极力扩张宪法的民主性上，他们事实与中共站在一条阵线。为迎接二战后的新世界发布了大西洋民主宪章的美国，也对中国政治拥有了极大影响力。这一切力量的综合，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成为了一部打破国民党五五宪草窠臼，完全建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宪法草案基础上的辛亥以来第一部举国一致的民主宪法了。四月，国民党正式宣布依照宪法“结束一党政府，成立多党政府”。从此国民党也就不再称中华民国为“党国”了。
    我们听听马歇尔声明对这部宪法的评价：
    “事实上，国民大会业已制定一项民主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去年一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之原则相符合。不幸共产党未能认为可以参加此次大会。而该会通过之宪法，则似已包括他们所要求的各个主要的事项在内。”
    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虽然随之的内战和漫长的戒严淹没了这部民主宪法，但中华民国在台湾解严后，这部宪法立即发射出万丈民主的光芒。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平实现了政党轮替；民进党在这部宪法的照耀下欢天喜地把陈水扁送进了总统府的大门，今天，国亲联盟秣马厉兵又决心在这部宪法下，夺回百年的政权。
    我们希望看到那一天，中华民族在这部举国一致宪法的照耀下，实现民族的大和解，大民主，大统一，那是多么好啊！从这里我们看看国民党专制的几个显著特征：
    1.国民党专制是一种体制的专制。与北洋军阀专制刚刚相反，它是人民在这种专制体制中，力求扩展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人民事实争取到手的自由和权利的边界之外，都是国民党训政下的专制。
    2.由于这种专制，统治理论上是走向民主的短暂过渡。它在空间上不是无限扩大而是逐渐缩小的，因此，一切否定这种专制争取更多民权的斗争，都是能够得到体制内反对派的支持和辩护的。甚至共产党勾结苏俄的武装暴乱割据，都能够得到宋庆龄一派的袒护。更不必说一切和平方式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储安平很经典地描述了国民党专制特征：它是民主自由的多少问题而不是有无问题。
    3.训政必须尽快走向宪政。因此，国民党训政专制在时间向量上，更是有限的。
    三、共产党专制
    共产党专制来源于这几个方面：
    经济管理职能方面。“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党官僚是这个国家生产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它就当然掌握了专政的职能。这个专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专制的，秘密在于它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就在于它一开始就是用强制才建立了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制度。”（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
    思想控制职能方面。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消灭资本家阶级，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但社会主义思想和觉悟，不能从工人阶级中自发地产生，更不能从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要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从外部灌输。没有共产党的灌输（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共产党的领导就更是历史的必然。它与孙中山的训政略相似但大为不同。训政是有限的几年。但向工人农民“灌输”社会主义，则必须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政治控制职能方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认为，共产党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必定要引起这些“反动阶级”的反抗。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这些反抗不是越来越减弱，而是越来越激烈。国家的职能就是镇压的职能。宪法、法律和全副的国家机器都只是共产党手里行使专政任务的工具，它不能丝毫束缚共产党而必须服从共产党，听命共产党。共产党必须坚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种共产党专制有它最严厉的时期，也有它相对宽松时期。文革是它最严厉时期。那时“宪法”和一切法律荡然无存。“毛泽东思想”就是法律；“毛主席语录”就是法律，“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重演了胡汉民“总理全部遗教就是约法”故事。包括王希哲在内的李一哲反对这种疯狂，他们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复辟封建专制的共产党“新的礼治”，天真地要求共产党确立一种“保护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他们进了监狱。监狱保护了他们，万幸没有与16年后天安门广场要求自由的学生一起被解放军的坦克辗成肉饼。
    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是它相对宽松时期。这个时期，甚至连党政分开，“共产党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口号都能提出来了。但是，只要“共产党的领导”这丹书铁券在宪法里不变，就道不变天亦不变。一切都是虚幻。江泽民上台，“党领导制定宪法；党领导执行宪法”，一句话，把人民的全部幻想推翻。
    从这里我们再看看共产党专制的几个显著特征：
    1.共产党专制也是一种体制的专制。完全不同的是，它用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神话把自己武装起来。它的精髓，它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不许人民对它有丝毫的批评反抗甚至不许有丝毫的怀疑。任何的批评反抗和怀疑都是“右派”、“反革命”、“敌对势力”或“颠覆势力”。它也不允许来自任何方面对这些“敌对势力”给以任何的怜悯、同情和辩护。因此“敌对势力”在它居然有幸获得“平反”前，永远是孤立的，丑化的。
    2.这个体制的专制在中国空间的向量上是无限的。
    3.这个体制的专制在中国时间的向量上也是无限的。
    （三）对三大专制形态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代三大专制形态特征的集中陈述，我们可以结论：
    建立在一种乌托邦社会理想基础上的，空间无限、时间无限的共产主义专制，是一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的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
    我们必须推翻它或彻底改变它。在这个专制制度本质上得到彻底改造之前，无论任何对它的花言巧语的辩护，中国人民都不能丝毫松懈对它的斗争。
    今天最大的花言巧语就是，“共产党已经不共产了。不能再用旧的眼光去看共产党了。今天不但不应该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共产党，相反，应该号召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太平盛世下作顺民了。”共产党已经不共产了？不共产你还叫共产党干什么！为什么不改名字？只要你不改名字，只要你还叫共产党，你的不共产就极可能是虚伪的，是一种韬光养晦以图再逞的战略策略调整，是随时可以翻案的。
    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和南京的共产党代表们就曾极力给美国人一个强烈印象甚至直接告诉美国人，中国的共产党实际不是共产党，它服膺三民主义，根本不主张共产。人们要求共产党改名，名正言顺。共产党解释说，共产党名字是历史的误会，符号而已，不必改了。
    马歇尔根据共产党给他的这些印象向白宫作了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批民族民主主义者。迷惑了美国人，共产党赢得了外交的胜利，随之在内战中赢得了政权。但共产党迷惑了美国人的同时也迷惑了斯大林，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用百万中国青年农民鲜血生命的代价出兵朝鲜告诉斯大林，“过去不过是迷惑美国人的诡计。中国共产党不是铁托式的民族民主主义者，而是正牌正统的共产党。”60年代后它甚至告诉全世界，它是比苏联共产党更正牌正统的共产党。
    这就是共产党只要还叫“共产党”，就意味着它坚持不愿改变自己本质的历史前科。
    另外，既然你不共产了，不搞社会主义了，也就不需要你再执行“历史的使命”向中国人民灌输“社会主义觉悟”了，支撑你共产党特权领导地位“正当性”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溃了，你凭什么还要坚持你的一党专政？你忽然又“三代表”了，谁给了你“三代表”的权利呢？因为中国今天的“太平盛世”？也许今天中国人民属于“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但中国人民不是奴隶。
    因此，只要共产党还把中国人民视为只配接受它的“领导”的奴隶，无论它怎样声言“改革”，“修宪”，它的本质就没有改变。
    （四）袁伟时辈的错误
    在讨论北洋军阀专制的特征时，我们曾经结论：北洋时期，成为了中国人民近代相对最自由的时期。这么说来，二次革命发其端，国民革命军北伐克其成的打到军阀统一国家的革命，应该是错误的了？不。
    辛亥革命的成功，太轻易了。历史一定要求中国各阶级力量事后补课。北方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军阀旧势力与南方孙中山、蒋介石民主新势力，在国家的民主和统一两大问题上，或迟或早不可避免还要有一场决战作为补课。
    袁伟时说，“二次革命”搞糟了。袁世凯后来的倒行逆施，都是孙中山国民党造成的罪过。据他说，如果宋案后，国民党与袁世凯坚持玩现代民主规则游戏，中国的共和就不会走弯路，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从那个时候就“开端”了。迂腐而又大言的令人瞠目结舌。
    袁世凯拒绝南下，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新旧两大政治势力的较量是围绕着什么基本问题进行的？是袁世凯的实际权力定位问题，对袁世凯来说，是必须与他对辛亥革命的“投资”相匹配的问题。
    我们站在袁世凯的立场，审视一下第一届国会成立前后到消灭的形势，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民党为轻巧地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挟政治军事压倒优势的袁世凯交易，以他逼迫清廷退位为条件，把临时大总统席位给他。袁办到了，他真金白银的投资了。但民党挖空心思想给他的，是一个空头大总统，若是袁伟时，你会干吗？你不认为这是民党在蒙哄你吗？
    但国民党年轻天真的宋教仁们，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和造势，要把袁架空为一个端拱无为的虚位总统，实权却留在国民党的内阁手里。有这么美的事？袁世凯白投资了？袁总统就只有请他吃子弹。
    玩民主游戏吗？国会的反对党国民党一直在玩，玩的就是修改约法，起草宪法继续打抽空袁世凯权力的主意。袁世凯弹指之间就把他们收拾了。
    国会原来的御用党是进步党，没有了国民党总要有人承担国会的职责，御用党也就鬼使神差成了“反对党”，这下袁世凯明白了，他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国会。只要有国会，哪怕他的奴才当了议员，也会自然地站到限制他的立场上去。他干脆解散国会。直到这时，他的“终身大总统”的权力，才与他的实力，他的“投资”相匹配了。
    这就是社会新旧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在新的国家政权权力结构中的客观反映问题。
    这时的孙中山也才明白，要在千年专制的旧中国建立起民主的制度，不依靠自己的实力压倒旧势力，企图侥幸成功是绝无可能的。这才有了他南方的革命党、革命根据地和党军的建设，准备再次决战。
    我们上面说，“袁以后，已经没有任何军阀野心家敢于再次尝试突破共和国的约法框架”了。为什么？那正是因为始终有南方的革命军事力量在！
    蒋介石扫荡军阀北伐的成功，从历史宏观来看，不过是清还了民党辛亥年借袁世凯实力逼退清廷的那笔历史债务。
    看历史，要从大处着眼。如果北方旧势力与南方新势力必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战，而中国的民主统一进步又端赖于新势力的胜利，那么我们全部的历史辩护，都在新势力的身上。那些“教授们新发现的”的细节史事噱头，根本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历史大是大非的判断。
    现在海内外袁伟时辈颇为走红的对孙中山、蒋介石扫荡军阀完成统一的革命的否定，其错误，就在这里。
    袁伟时辈好像是在挑战共产党（袁本人也秀出一副准备坐牢的样子），因为共产党传统上是肯定孙中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为袁伟时的“历史新发现”喝彩的嗅觉灵敏的“独立知识分子”们，他们喝彩的最后落脚点，总是不约而同又非常准确的出现在这样一个结论上：过去的共产党不管怎么坏，现在已经好了。告别革命吧。再革命，就要孙文的错误了！
    所以对袁伟时辈的功用，共产党心里是很明白的。
    （五）中国民主运动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作本质的改革，这是可能的吗？我们不绝望。在国际国内多种改革因素日益沉重的压力和中共统治阶层自身求存的欲望下，这种根本变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中共愿意作本质改变的标志是什么？
    一，共产党改名，或
    二，修宪，去除“党领导”序言。
    这就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
    “假使共产党今天宣布说，它不再坚持共产党永远的领导地位垄断了，它也打算还政于民，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了,民运怎么办？接受还是反对？”
    其实，2000年元旦《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民主的步骤问题一章里早已写明：
    “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为中国的民主转型设计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方案，这个方案曾经为激烈地要求立即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否定。近百年了，这个三步走方案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如果中共并非为一党之私不愿实行民主，而真是担心民主过速给中国带来的动荡，它就应该拿出一个从当前的共产党训政走向多党宪政的可行的时间表来，以表示诚意。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三十四十年总可以了吧！当然，这个“时间表”还需要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批准。”
    实话说，六十多年前就极力反对对人民训政，要求立即宪政的共产党，执政50多年后，还有资格对中国人民“训政”吗？没有任何资格了。
    但是，如果共产党不愿根本改变，或它的顽固势力极力拖延改变，怎么办？
     1、坚持百花齐放。海内外一切能够对推动中国变革有益的，有利的哪怕最温和的方式，只要你实际去作，都是我们鼓励和欢迎的。
    2、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放弃激进的选择。要革命的，只要他不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放手让他准备革命的条件去。对专制政府革命，是人民的天赋人权。
    3、说服中国国民党，请他们记住自己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不仅对台湾也对全中国负有责任。请他们准备好，在大陆出现大变局，甚至出现“独立知识分子”今天极力渲染吓唬人民的“真空”恐怖时，登陆大陆，填补“真空”。百年的国民党决不缺任何治国的人才和资源。
    要打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妖魔化。要让大陆人民醒悟，1949年播迁台湾的国民党与1989年流亡海外的民运，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和判然界限，他们有同等的回到大陆从事民主政治竞争的权利！
    4、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骨干，海内外一定要努力组织起和建设起一个或几个有明确纲领，又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政党，哪怕她今天作为火种存在。
    有人批评，说这是列宁式的政党，现代民主社会不应该再建设这样的党。但现在中国不是民主社会，而是争取民主的专制社会。
    民进党就是现代成功的列宁式民主政党。它是学习国民党建设起来的。
    有人经常象李敖当年骂民进党那样骂民运：“你们现在搞列宁毛共一套，你们上台了，不是一样专制吗？”我们反问，列宁－毛泽东革命成功的经验，有用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定要用！
    历史已经表明，国民党，共产党革命后的专制，不是它们的组织特征和革命手段（“那一套”）决定的，而是他们准备革命前的理论就制定下来的。即便这样，它能不能实际实现，也还决定于国际国内现实社会的条件。
    民进党除了自身的列宁主义式结构外，没有任何上台后实行专制的既定理论，台湾内外国际环境也没有允许它实行专制的任何条件，决定了这个列宁式政党上台后还是民主政党，也只能是民主政党。
    同理，共产党1949年上台后若没有苏联支持的国际条件，它也只能真搞“联合政府”不可能搞“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没有苏联的支持，它上台都没有可能。
    再同理，辛亥革命后没有出现革命党的专制，而是袁世凯的专制。革命党信奉天下为公，很民主地把总统宝座让给了他。袁世凯与革命有什么关系？它的专制是旧势力的专制，不是革命的专制。他能这样作，也是因为有列强支持他的国际条件。
我们希望了解了历史，就能更深刻地了解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