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批判: 历史条件与概念系统


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就学术意义言，是建构中国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社会意义言，则是当代中国思想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职责。
　　本文将首先阐明中国现代批判理论的难产与中国现代专制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从
这种联系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成长中的批判理论何以必然聚焦于中国专制主义现实、
并从中摄取“养分”的历史合理性。其次，鉴于系统地、反思性地理解、把握中国现代专制
主义是一项迄今为止尚很少人做的工作，更没有相对成熟、已形成学界共识的批判性话语系
统，本文打算用较大篇幅讨论专制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相信，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理解
、阐释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制度扭曲中专制主义演变的独特的概念系统，而这样做的
前提，是要对我们使用的方法有一个清楚的省查。

（一）中国批判学术产生的历史条件

如果我们把批判学术定义为以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批判为目标，以哲学、社会学、
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或以上学科之综合为学术支撑的理论体系，且该理论体系满足反省性
、科学性、原创性和实践性这样四个本质特征，那么，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中国没有产
生符合上述界定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批判学术。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又是一个对思想者而言充满刺激、诱惑的国度。在这100年中，这
个古老民族经历的变革、痛苦，面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挣扎，仿佛如喷薄欲出的红日
般给人以希望的新生，以及乌托邦工程破产后重构现代制度体系的反复，把历史进程的复杂
、多变和历史逻辑内在的狡黠演绎得淋漓至尽。这样一个巨大的、丰富的、活生生的从前现
代专制主义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场域，为思想者生产“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又不
可穷尽的原始素材。

民主建设的失败是中国人在20世纪最大的失败

　　中国人在20世纪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认为，这个百年记录中最大的失败乃是中国民主
政治建设的失败。诚然，从1912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民国”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
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民主”；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对中国民主未来的渴望。
但北洋政府和把孙中山尊为“国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却没能兑现民国庄严的民主承诺。列
强干涉，外敌侵入，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救亡形势之急迫亦在客观上强
化极权体制的同时，使民主进程的内在要求退居幕后——这些当然都是民国时代中国民主政
治遭遇挫折的现实原因。正因为此，人们有理由期望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
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得到民众支持的合法性
基础上，有效而实际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然而，这个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政治建构方面，“新政协”所呈示的多党协商、合作建
国的格局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对外掩饰工具；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底葬送了本来已很微弱的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最足以表现历史之
诡秘的，还是毛泽东建立在激进、空想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这个以960万平方公
里国土为空间、近10亿人口动员的巨大规模建构的“共产主义”实验场，以其悲壮的结局给
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难以释读的遗产。中国共产党自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
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我个人至今仍相信——至少就它的第一代创业者言
，这的确是共产党人曾经拥有的崇高信仰；但建立在此种信仰基础上的自我定位并没有阻止
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后的岁月中迅速蜕变为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现代专制主义者，正是在
中国共产党身上，完成了中国专制主义从前现代皇权专制向现代一党专制的最终转变（与共
产党相比，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过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或插曲而已）。应该说，这是20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制度扭曲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毛以后的邓时代和邓以后的江时代
，都无非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其表现形式和结构特征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
　　那么在如此强烈的对象刺激、如此丰富的研究素材面前，为什么没有激发出堪与对象本
身的深刻性、複杂性相媲美的中国现代批判学术呢？
　　有一个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本身造成了反思行动者及其产物——中
国现代批判学术——的缺位。专制主义从来都是与思想自由水火不容的。以“党治”为特征
的现代专制主义可以制造激情，也可以制造平庸，但就是不允许思想。一方面，当权者利用
手中的传媒工具向公众灌输党“一贯正确”的形象，有意抹掉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冀图靠淡
忘历史记忆、甚或篡改历史的办法来消灭历史；另一方面，又对有可能产生异见或叛逆主张
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实施思想监控。这自然是每一个生活在专制主义体制下的人
都会体验到的现实。
　　然而，当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造成现当代中国反思行动者及其批判
性学术成果缺位的原因，除了现代专制主义的制度性限制以外，行动者作为反思主体与他（
或她）所面对的对象本身的历史成熟程度、矛盾展开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知识（批判认识
活动）和存在（专制主义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性质，乃是理解缺位现象之更深层的哲学－
历史根据。
　　从批判客体角度看，当一个社会体系的制度潜能还有挖掘的可能，体系内含的矛盾远未
充分展开、拟或仅仅稍露苗头而不足以构成威胁时，该体系的合法性尚能存在或尚可维持；
而当社会体系的制度潜能日益枯竭、制度表达与制度实存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体系内含的“
对抗性”矛盾充分暴露、体系已很难用传统的整合方式弥补巨大的社会裂痕时，合法性危机
的到来就成为不可避免。我把上述批判客体（社会体系）之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展开与成
熟理解为对象合法性危机的前设性条件。正是这种前设性条件，这种标示着合法性危机已经
来临，社会已陷入空前的结构性矛盾而不能自拔，公民对现存体制的认可已成疑问或全面动
摇，当权者或改弦更张、接受社会的裁决，或顽固不化、走上更危险的道路——一句话，标
示着历史鉴于上述一切已经处于发展或倒退的十字路口——的前设性条件，孕育并将产生真
正的批判学术。就当代中国而言，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就是这样一个十字路口。

批判主体应该是反思中的行动者与行动中的反思者的统一

现在，让我们考虑批判主体一方。
　　是的，我们（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所有具备反思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同代人）亲身经历
了整个过程；我们不像西方记者、游客、汉学家那样，只是从外部观察中国，而是作为参与
者，用自己的心、行动从内部介入到历史进程中。同时，作为参与者，又不再是情绪激昂且
头脑简单的盲动者，而具备了更多理性思考的品格和特征。这种理性特征的获得即受惠于对
象（批判客体）本身在其它总体化矛盾展开过程中已经以相对成熟的形式呈示给我们（作为
批判主体）的素材之深刻性与丰富性，又受惠于开放时代（与毛泽东的封闭年代相比）更加
广阔的视野平台、更加多方面的信息来源和更趋多元化的外来思想、学术资源。对于上述两
方面“资源”的合理汲取与吸收，使我们这一代思想者开始具备既生活于专制主义时代、又
有幸超越这个时代的识见与“视域”。套用黑格尔反思哲学的语言，当我们自觉意识到这个
视域对我们自己而言是战胜了客体对主体的先在性制约而又反思性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前提批
判领域之时，“必然”对我们已成为“自由”，运用这种“自由”则成为我们的义务。简言
之，批判主体不是“书斋型”不问世事的形而上沉思者，更不是甘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庸人
；批判主体之最鲜明的特征乃是反思中的行动者和行动中的反思者的统一。我们正在用这种
方式介入历史，为历史之更光明尽一份力。
真正的批判学术的建立，严格的、诚实的、符合现代学术标准又无愧于时代本身之
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批判学术的建立，应该是这种努力的结晶。

（二）建构制度现代化与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概念系统

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虽然西方学界已经对一
般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作过不少研究，但其结论对我们的帮助并不甚大。比如，在西方很
有影响的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定义由下面6个方面构成：（1）极权主义意识形态；（2）由
独裁者领导的单一执政党；（3）实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4）垄断大众的交流；（5）
垄断政治组织以及（6）对经济的垄断性国家控制。在西方学者眼中，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
通常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
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独特性
这个定义基本是描述性的，要点并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解释；而且，严格说来，作
为描述性定义，如果把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相提并论
，也会造成许多概念上和事实上的混淆。在德国，极权主义是和疯狂的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
相联系的，它固然对世界造成极大伤害，但却是一段相对短暂的历史。斯大林主义则以大清
洗和秘密警察的恐怖作用而臭名昭著，同时又在自命优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发
展出一整套极权社会制度。中国与上述两者都不同，尤其与希特勒德国的不同更明显：无论
从文化传统还是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讲，中国都不存在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之可能。
中国与苏联确曾同属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的国度，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
表现方式仍有诸多差异。比如，毛泽东并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相信“群众动员”、“
群众运动”在实现社会监控方面的作用。
　　甚至这样的比较也过于表面化了：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固然符合上述极权主义定
义中的大部分标准（6条中至少占5条），但形成这种东西的原因却极其复杂，既有历史的（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在现代改头换面的延续），也有现实的（落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巨大
的、农民构成主体的人口规模，军队在专制政权中的突出作用，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遭遇的
挫折，建立在一系列可以理解的误读基础上的对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以及所有
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极权型专制主义的形成竟是
在毛泽东一代中共领导者自认为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在推进“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
生的；理想与实践间的巨大反差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历史是以怎样冷峻而无情的逻辑摧毁
了一切浪漫的想象。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型专制主义，特别是该体制与它立
于其上的道义基础和意欲达到的原初目标之间的巨大冲突，乃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
毛泽东继承了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的中国专制主义遗产的全部精髓，但这种继承恰恰是在中国
共产党人决心“走出封建历史怪圈”的过程中成其所就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
东的极权主义专制体制又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威权主义专制体制。
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信仰的社会。一党制
独裁仍然没有变。在市场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威权主义作为新的独裁体制之表现形式与成长
中的公共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远非经典极权主义的定义所能概括。比如上述
6条定义，有些已经弱化（明显者为第6条“对经济生活的国家控制”）；有些则更加强化（
如第5条“垄断政治组织”）。至于“垄断大众交流”一条则呈复杂、多面之特点：在传媒
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威权主义政体若想实施新闻与思想的有效控制，就必须比极权主义时
代的极权更加极权，但采取的形式、技巧则可能较过去隐蔽而老练。在信息高速公路已经把
全球连成一体的互联网时代试图完成对13亿人口的思想监控，难道不是一个举世独有的奇观
？！
列举上述这些，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是一个比通常想象更为复杂、
历史纵深感更强、更深刻的批判学术概念。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之专制主义体制（包括毛泽
东的极权主义阶段和邓、江的威权主义阶段）乃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成熟形态；在它之前，
还有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专制政权的两个历史时段。然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专制体制的
形成、运作和可预期结果都不可能从专制体制自身来解释；毋宁说，它们乃发生于一个更大
的历史存在或历史进程之中。要想理解中国的现代专制主义，就必须理解构成其前提并与之
发生剧烈碰撞的这个历史进程本身。

从制度现代化及其扭曲角度理解中国现代专制制度

该历史进程指什么？——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建立在哲学人类学基础上、构成世界现
代化大趋势之组成部分的中国制度现代化历程。
　　与官方界定的器物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同，我所理解的制度现代化乃指从传统农业文明向
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整合以及个性建构原则对原有制度
规范的取代。从宏观看，制度现代化由三大结构性板块组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整
合结构。所谓前现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从上述结构角度看，就是君主专制政
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和建立在血缘家族或贵族庄
园基础上的农业社会整合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而所谓制度现代化其实就是上述三个转变
过程的统一。
　　不难发现，当我们把反思的视域定位于这样一个更具历史纵深意义和全方位特征的研究
领域时，以现代专制主义为对象的批判学术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足以容纳课题本身之复杂性
、深刻性的伸展平台。制度现代化是一个经过合理抽象、可以在规范意义上界定的普适过程
；同时，作为一个过程，它又必然带有任何过程进行中不可避免的过渡性特征。制度现代化
一般原则的普遍性与实施主体（现代世界中以主权划分的民族国家）之各各不同的初始条件
、实施进程中遭遇的不同情境、以及实施者对此做出的不同反应等等特殊因素之间，可能会
产生巨大的张力、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各类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中国不就是这样么？作为文
明古国和现代化的后来者，有多少矛盾、苦恼、问题、悖论在过去这个世纪中搅得几代人心
神不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与保守、救亡与启蒙…，这些问题自然都与本文主题―
―现代专制主义――有关系，或是该主题在实践－行动层面的展开，或是在文化－传统层面
的展开，或是在国际语境层面的展开；但真的要拨开重重迷雾，从根本上把握对象的全貌和
内在机理，我们就必须把问题还原到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这个大语境中才有
可能。换言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可理解性乃建立在社会转型过程之无数行动者（包括孙
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包括作为大众的普通人）和既定政治、经济
、社会“结构”间不断的互动过程及其结果中，建立在20世纪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条
件、限制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突破和突破所引发的新的反复及其斗争中；“传统”与“革新
”，知识与存在，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种种对立及对立的消解，也
只有在这个大语境及其造就的总体化情境中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简言之，从制度现代化及其扭曲角度理解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是本文重要的学术立场和
研究切入点。制度现代化虽包括市场化、民主化、公民社会的构建等诸多方面，但核心则是
政治民主化。相对于现代专制制度言，民主化过程即是对专制体制的解构过程；反过来说，
现代专制主义的形成本身，又是民主化发生扭曲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对制度现代化进程
的反思和对现代专制主义的批判，乃是说的同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制度现代化又是一个涵
盖面更广的范畴，“结构”概念几乎可以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这又意味着，
我们对现代专制主义的体察、把握与理解，不仅可以通过那些足以“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
，通过决策层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明争暗斗（这种明争暗斗几乎充斥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
），通过当权者人为制造的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红旗飘舞，歌声嘹亮”之群众游行队伍
等外在现象来获得，同样可以通过无数更加烦琐、更加隐秘、更令人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的
社会生活场景、生活细节来获得，正是它们，往往在更深层次、更深意义上反映、呈示了社
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变化。我们可以从蒋介石时代“新生活运动”的失败中、从共产党掌权
后延续几十年的“单位”制度中、从“解放后”农民与基层干部（书记、村长、乡长）时而亲密
时而紧张的关系中、从“党指挥枪”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军队的日常训练和“洗脑”中、从大中小
学学生“爱国主义”的“德育”课本和老师们的教案中、从威权主义时代商业化大众化电视节目
的编排中、从人流涌动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咖啡厅中、从私营企业老板的政治性剧场行为中、
从大大小小各类官吏的灰色收入中、从官方对腐败案件报道的“尺度”中……等等，等等，去体
味现代专制主义是什么，它的活的源泉、动力和使其所是的更为宽广、深厚的社会基础。我
们的目的，则是通过所有这一切，去挖掘真实的历史，发现历史背后的意义，从而洞察中国
制度现代化进程及其扭曲——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