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去世，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事件”，乃为近几年所罕见。这在全民
关注SARS危机之际，更凸现出李慎之先生之有无，对於民间知识界的重大意义。官
方的冷处理和民间的热追思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今
日中国，一位资历丰富的老人之身后哀荣，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损，官方的评价并不
重要，而民间的评价才一言九鼎。因为，在官方价值急遽贬值的时代，特权者的“
钦定”评价，如同官方自称的伟光正一样，在民众的心中并没有多大份量；而无权
者的自发追思，才是由衷而真实的尊敬。
民间的自发追思，大都聚焦于先生的晚年行迹之核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
思想”。而在仍然不准独立和不准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能够以“独立精神”表达“
自由思想”的慎之先生，确实代表了大陆知识良心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然而，披
阅痛悼慎之先生的大量文字，我在强烈地感受到由衷的悲痛之余，也体验到另一种
更为深层的悲哀──顾准之后，有了慎之先生，无疑是自由知识界的幸运和荣耀，
但他的去世却留下了很难填补的空白，“良知稀缺”的道义荒原，“常识遮蔽”的
知识废墟，也可能因此变得更加荒芜，以至於惨不忍睹！
先生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具力度的震撼在於：作为有资历的“老革命”和体制内
的副部级离休干部，先生不但超越了其体制身份和既得利益，也超越了知识界的“
曲笔隐语”的方式和“避免正面对抗”的生存策略（在某种意义上，“曲笔隐语式
”自由主义叙事很容易沦为伪自由主义；“避免正面对抗”也是退向无原则驯顺的
曲径），转而以公共发言上的勇敢、诚实、直率来面对一党独裁的制度现实。由此
，先生被奉为“道义英雄”，确为名至实归。然而，信守公共发言的诚实，作为人
性的底线道德和社会的起码公德，本应该是由制度所保障和由民风所奖赏的常识，
根本不需要多勇敢多良知，更不必付出什么个人代价，而在中国却变成了人性高贵
的象征，因而也就变成了对每一个体的严峻考验，制度的打压和民情的冷漠之下，
唯有不计名利和不畏强权的英雄方能为之。故而，先生当此英雄，只能证明国人生
存环境之恶劣，这样的英雄越稀缺，越被无权势群体奉为人格楷模，我们的生存环
境也就越恶劣，以至於英雄之举所标示的社会整体品质恰恰是诚实良知的反面──
谎言式生存的盛行和犬儒式聪明的泛滥。
我与慎之先生的个人交往不少，或两人见面对谈，或阅读先生的来信，谈得最
多的话题有三：
话题一：先生对自己的痛切反省，最痛切的当然是年轻时的左倾激情。先生多
次提及：自己早年追求共产党，除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和国家的凋敝动乱之外，上
个世纪的30年代，由延安发动和操控的“革命新启蒙”，对他们这代知识分子青年
期的人生抉择上，具有难以抗拒影响。之所以如此，就先生个人而言，不仅在於青
年人本身的冲动激进和理想主义，更在於这代人对自由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当时的
意识形态之争而言，不仅在於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的宣传攻势，更在於五四启蒙一代
的分裂，许多对年轻人极具感召力的大人物的急遽左转，先生特别提到鲁迅及左联
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当时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把高调的鲁迅视为精
神导师，而对低调的胡适则不以为然。
正是这样的反省，使慎之先生的晚年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对五四一代的评价
，先生提出了“尊鲁迅，尤尊胡适”。对抗战前后中国大势的理解，先生用“革命
压倒启蒙”代替了颇为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与王若水先生的生前绝笔《整
风压到启蒙》，可谓一拍即合。在对自己的评价上，先生说自己不是“天足”，而
是被包裹过的“解放脚”，无论怎样努力适应新鞋，落下的半残也难以彻底矫正。
唯有这份自我矫正的努力和清醒，还可以称为差强人意的晚年自慰。
话题二：先生反复谈到普及自由主义常识的重要性。先生以自己年轻时的阅读
经验证实说，当年的“革命新启蒙”，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很重要原因
之一，不仅在於那些革命宣传的激进性，更在於其文本的通俗性。激进迎合了年轻
人的秉性，通俗适合了大众的阅读水平，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够把洋马列变成中国语
境下的大众常识。慎之先生特别提到，中共的笔杆子，从党魁毛泽东到党棍陈伯达
、康生再到党秀才艾思奇、胡乔木、范文澜等人，个个都是宣传“党文化”的高手
，既擅于结合本土的民情经验、又精于以大众口味阐释“洋马列”，遂把艰涩抽象
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常识，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又使
“下里巴人”文风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醒目包装。相比之下，国民党的那些“党
文化”宣传，对於激进的年轻知识人而言，显得保守迂腐；对识字率不高的大众而
言，又显得深奥高雅；因而也就无法变成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皆能接受的常识。
当我争辩道：胡适的文字以直白行世，其自由主义理论也很常识化，比如杜威
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胡适笔下变成了“科普读物”，反而是鲁迅的文字趋於晦涩。慎
之先生回答说：我说过“革命新启蒙”的两个特点：激进和通俗，二者相辅相成，
方能吸引大众。胡适是有直白和常识的一面，但他与鲁迅相比，缺乏斗士的激进，
显得过於君子。鲁迅决不要“弗厄泼赖”，而胡适专讲“弗厄泼赖”，我们这代人
的多数，当年也都跟着鲁迅拒绝“弗厄泼赖”。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二者做得都
不好，“弗厄泼赖”得不够，普及常识更不够。我这把年纪，也有自知之明：我做
不成书斋里的学者，更成不了大变革中的思想家，量体裁衣，能尽的绵薄之力，也
就是做点向民众普及自由主义常识的启蒙工作。
先生的反省让我想起了葛兰西的狱中思考，在写于监狱的《实践哲学》中，葛
兰西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是：身处大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最迫切的社会责任是批
判性品质，这品质不是书斋式“洁癖”和建树，也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而是致
力于自觉的介入和常识的普及，是产生一批“知识分子活动家”。他们能够把理论
真理通俗化为大众常识，把自由意志变成实际践行。当知识分子的普及性启蒙能够
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变成大众常识之时，大众化的自由主义运动才是可以期待的。
话题三：如何拒绝后极权社会的恐惧和谎言。慎之先生说：这显然与1949年后
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态高度相关。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自恃为中共打天下立过汗马
功劳，先是逐渐变成了坐天下的特权阶层的一员，继而在乌托邦崩溃之后又堕落为
孜孜于既得利益的聪明犬儒。青年时代的激进情怀和理想主义，其幼稚肤浅，固然
不堪回首；但晚年的保守僵化和老谋深算，又何尝不是自我阉割，流风所及，腐蚀
的不只是一两代人。
他特别以自己的亲历为反省的素材：我２６岁就参加了开国大典，30岁就成了
十一级高干，“享受了坐天下的果实”。虽说我觉悟得不算晚，反右的厄运已经使
我醒悟了，并开始断断续续的自省，但我还是长时间沉默，想来原因无非两条：一
来是我复出后也得到过重用，参加过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还被恩准为副部级，主管
社科院的国际片，仍然享受着坐天下的优惠，自然要忠实地为党为国服务。二来是
摆脱自我恫吓太晚，很多早就想明白的道理，被自我恐惧堵住了，不敢出口，沉默
了很多年。真可谓心怀余悸地说谎话、当两面派，还总以为自己工作认真为人老实
。可人很奇怪，有时会慑于一般的恐怖而战战兢兢，有时却会被大恐怖激发出勇气
。六四是大罪恶大恐怖，“不在刺刀下做官”，就是这大罪恶大恐怖激发出的，是
即兴的、脱口而出的。一旦出口，就摆脱了恐惧，自我解放了。所以我说，与其等
着人家给你松绑，远不如自己先给自己松绑，自我松绑的人多了，别人想捆也捆不
住。
正是这样的自省，才会使慎之先生对哈维尔尊敬有加，写出对后极权社会的一
针见血之言：“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
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
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但，为了既得
利益而自保的生存策略就毫发无损吗？用向自己的良心说谎而换取行尸走肉的安全
，难道就不是更彻底的失去吗？
读先生之文字、听先生之谈吐、看先生之行迹，在当下中国的后极权环境中，
先生之倍受褒扬的“独立之精神”，实为对外在恐怖和内在恐惧的双重拒绝，在公
共发言中坚持言说常识的诚实。先生之屡受推崇的“自由之思想”，实为对现代自
由主义价值的常识性尊重，并把这种尊重化为普及常识的启蒙行动。而对於中国知
识界来说，如何克服由内在恐惧所造成的精神自戕，如何将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大众
常识，进而变成实际的践行，还是一个远未摆脱的困境。因为，普及自由主义常识
的诚实言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党独裁的制度常识，六四大屠杀是罪恶，镇压法
轮是罪恶，这罪恶是再明显不过的常识，但在精神监狱的自闭中，常识性罪恶，不
但被常识性的外在恐怖所掩盖，也常常被另一种常识性的内在恐惧所遗忘，在犬儒
化生存已经变成精神流行病的当下中国，别说在中共最忌讳的敏感时期人们的自觉
回避，就是在平日里也没有多少人肯为常识呐喊。而在一党独裁的五十年大庆盛典
之际，在党魁江泽民用“三个代表”为自己树碑立传之时，慎之先生却敢於在最敏
感时期公开说出最常识性的制度罪恶，也就必然给人以空谷足音般的震撼。
现在的中国，成熟的自由主义学理已经大量输入，玩弄自由主义词藻的手法也
可谓花样翻新，对自由主义的书斋式言说也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然而，
唯独对自由的践行却几乎退向无所作为的窘境。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
，却端坐于理论高峰上头头是道地阐述抽象的正义，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拿出一本研
究“消极自由”的论着；对霸道蛮横的权势者极尽小骂大帮忙的妩媚之态，却在古
香古色的书斋里严肃地论证尊严，在酒足饭饱之余郑重地讨论良知；对宽容的全力
标举却只用于苛求他人，而对自己的懦弱施以无限宽容，以至於在最基本的公德底
线上，也要玩出冠冕堂皇且眼花缭乱的多重标准……於是，正义、尊严、自由、良
知和宽容等常识，变成了莫测高深的顾左右而言他，让人搞不清这些自由主义言说
，是生命信念的虔诚表达还是处世谋食的方便工具？陷於怪诞的生存悖论也就成为
必然：一个每天谈论自由的知识分子，从写下关于自由的第一个字开始，就已经打
定主意在纸上文字和实际行为之间，划出一条互不相干的界限，而且并不觉得这是
对自由的亵渎和出卖。
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量！
慎之先生的学养或有所欠缺，其思想也决非一流，然而，先生能够摆脱恐惧，
能在公共发言中诚实地说出常识，特别是敢於坦然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迷误和
人生歧途，且能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超越道德自责层面的更深入的理性剖析，这样
诚实的道德良知和这样深刻的理性精神，完全配得上“高贵”二字。
故而，说出常识的良知构成了先生留给中国知识界的核心遗产，《风雨苍黄五
十年》实为这一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模板。先生曾言：“‘六四’已经过去十年，
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
。”先生还说过：在普遍的谎言性生存中，真话就具有排山倒海之力，“时机一旦
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无权者的权力
和反政治的政治》）
凡是追念先生的后辈，不管出於怎样的外在约束和内在苦衷，如果我们这代人
已经决意只研究书斋中的自由主义，而把践行自由的行动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至多
谨言慎行地等待着明主开恩，那么，这等待也许就是无限期的，直等到了此一生之
时，还只能发出“遥远的自由，多么渺茫！”的悲叹。
当此之时，倘若念起慎之先生，何以面对？恐怕连“愧对先生”的自责，也属
奢侈。
2003年5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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