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已经很宽容了吗？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胡温新政”，再次激起了部分知识分子“致君尧舜”的热情，最近，境内外媒体不断传出的“党内民主改革”的信息，似乎也为这种热情提供了新的依据。虽然他们的言论经过现代理论的包装，但在实质上，象历史上所有“奏折派”的那样，他们也是以矮化民间为“上折子”的前提。在民间人士连反对政府的合法权利都没有的制度环境下，他们非但不为争取合法的民间反对权利而呐喊，反而呼吁放弃对政府的批评，转而全面支持不允许反对的政府，呼吁“善意的”、“平和的”、“建设性的”的负责态度，并指责那些坚持批评政府的民间人士的“不宽容”、“不负责”、“情绪化”和“缺乏建设性”。好像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已经很“宽容”了，中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门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独立知识界了。
    而中国的现实是，仍然强势的中共政权对民间异见从来没有宽容过，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也不存在独立的民间社会，民间异见更没有合法表达的权利和渠道，即便网络为民间提供了便捷的发言平台，民间表达也是分散的个人化的，根本无法与握有舆论垄断权和庞大宣传网络的官方相抗衡。不错，近些年来，民间言论会有针对特定社会事件的局部凝聚，但大都还只是因事而起的暂时行为，无法形成递进式的累积，因而也就无法聚合起日益扩张的民间资源和推动民间诉求的组织化表达。何况，官方控制着主要的媒体，每天都在歌颂“伟大的党”和“新一代领导人”，而与这种铺天盖地的主旋律相比，民间的批评声音太微弱了，而且大都只能通过网络传播，还要遭受频繁“删贴”的严控。
    就在胡温体制受到境内外舆论追捧的抗炎时期，官方在垄断疫情公布的权力的同时，非但没有放松对民间言论的管制，反而通过特殊时期的紧急立法来收紧言论尺度，连手机短信传播的信息，也可以“妖言惑众”入罪；连颇受民意好评的历史剧《走向共和》，在央视播出第一轮之后，也因“政治不正确”而被迫停播，有关负责人受到了上级的训斥。在追查周正毅等人的腐败案的同时，为拆迁户作代理向周正毅要求公正补偿的郑律师，却以“涉嫌窃密泄密”而被逮捕。更有甚者，通过非常时期的重判异见人士来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对民间发言的威慑效应，不但重判姚福信、黄琦、徐伟、杨子立等人，就连为农民鸣不平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也被以莫须有罪名查抄了财产和剥夺了自由。
    在此严酷的言论环境之中，当代知识人不是批评官方的独裁统治，而是指责民间的批评之声，实在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帮凶帮闲逻辑，连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式的起码自省都不具备。司马迁还能从自己被割屌的惨痛经历中，觉悟到自己仅仅是汉武帝的“娼优所蓄”文人士大夫的家奴身份。而二千年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大量被割喉的惨痛教训，也在开放中汲取了可资比较的主流文明，却一直自甘于党奴或精神太监的处境，即便无奈之中的一厢情愿也屡屡落空；他们仍然保持着“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效忠，却很少把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用于民间力量的培育，恰好证明了他们的深层意识仍然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对官府的仰视和对民间的俯视，对牧羊者的依赖和对羊群的罔顾。所以，即便假定他们是具有“民本关怀”的忧患之士，但他们并不相信民间的力量，也不尊重民间的权利，而是一味寻找可以“为民作主”的尧舜；即便假定他们提倡“理性”、“负责”、“宽容”的建设性，完全没有个人的功利计算且充满了主观善意，但是在道义倾向和客观效果上，他们对统治者的期望和对民间的指责，仍然是对“主权在民”和“言论自由”的践踏，也是在用献给绝对强势统治者的效忠折子，来取消刚刚争取到“半吊子自由”的弱势民间力量。
    独立的民间力量最具建设性
     
    在独裁制度下推动政治民主化，独立的民间力量的发育才是最具建设性的，民间的和平反对本身，就是催生政治多元化的新制度的最大建设性力量。没有针对“不许反对的政府”的持续批评，何来民间的建设性力量的发育和成熟？在目前中国的制度条件下，民间的建设性力量也只能蕴含在民间的独立力量的不断壮大之中；民间独立力量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壮大，也只能在道义底线上坚守“公民权利高于统治权力”，“个体自由优于政权利益”的原则，并辅之以具体策略的灵活，才是推动整体转型的最佳民间动力。正如死于前捷克警察局的哲学家巴参卡所言：“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处在转型时期的国人，如果在根植于民间自发的独立力量培育的同时，也希望中共内部出现蒋经国式的明智政治家，启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那么，这样的民间期待没有什么大错。因为这样的改革能形成广泛的民众动员，得到民间的有力支持，更容易保持决策的理性和秩序的稳定，可以降低整体转型的成本，实为最佳选择。但是，必须明确的常识是：政权内部的开明人物的出现，必须以足够的民间压力为前提。如果只把希望寄托于明主仁君的出现，而完全放弃民间的任何努力，特别是放弃体制外立场、放弃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反对，那就等于放弃民间的独立立场和自下而上的施加压力，也就是民间的自弃自阉。
     只要把“独立的民间立场”作为自我期许，策略的灵活决不能践踏自由宪政的目标底线，更不能以出卖民间立场来换取统治集团的俯身倾顾。如果民间自弃自阉了，一味沉溺于盼明主的期待之中，而在推动独立民间力量的壮大上毫无作为，政治改革的启动就将遥遥无期，即便启动了也很难达到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换言之，中国能否完成走向主流文明的和平转型，既取决于执政者的明智，也取决于民间社会的作为，取决于官方主导的表面逻辑与民间动力的潜在逻辑之间的平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导致整个东欧的和平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欧的民间运动的持续扩张和民间力量的积累，没有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不要说苏东的和平转型是不可能的，甚至就连体制内开明人物也很难诞生。请回忆前苏联的“八·一九”政变的结果，保守派失败和叶利钦的胜利，完全是由民心之向背决定的。同样，台湾的蒋经国改革的成功，也取决于从“自由中国”杂志到“美丽岛”事件的民间运动的持续积累。
坚持独立 坚持批评
    由此可见，没有了来自民间社会和国际主流社会的足够压力，也就很难打破独裁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使改革派成为上层的主导力量。在一个没有反对政府的合法权利的体制下，即便假定胡温真的是党内改革派，想在超越跛足改革模式上有所作为，也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的真正启动；进一步，即便胡温体制释放出一些启动政改的信息，也并不意味着民间就应该从此放弃批评的权利，一味迎合政府的决策。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最要紧的是争取到民间的合法反对权利和自治空间，把不允许反对的政府变成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反对的政府，把一盘散沙的民间变成组织化的自治社会。所以，无论官方政策如何变化，民间都要坚守独立立场，在支持官方的某些政改决策的同时，仍然进行不断的质疑和批评。或者说，统治者能否拿出开创新纪元的魄力和智慧，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的压力是否足够强大。
    比如，无论是SARS危机中的政府的亡羊补牢，还是在孙志刚案中的高官介入和国务院决策，作为结果的官方态度的改变，在因果链条上所遵循的是同一过程和逻辑：
    孙志刚的个人维权和蒋彦永的个人真话媒体爆光棗境外和民间的施压——高官干预媒体追踪和民间压力的持续强化政府做出决策。
    这两个个案显示出民间自发秩序是如何逼迫官方的人为秩序的改变，首先，不管每个人发表的言论本身是否具有建设性，仅仅是民间敢于说真话、敢于如此大规模地批评和抗议现存体制的这一行动本身，既构成了对官方的强大压力，也表现出极具积极建设性力量。其次，再看具体的批评、抗议和反对的言论，大都指向信息封锁制度和人身歧视制度，难道批评和反对信息封锁制度，不是建立信息自由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难道主张废除“户籍制”和“收容遣送制度”，不是一种改变制度歧视和争取人权的建设性主张！而官方在国内外的民间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所作出的亡羊补牢的决策公布疫情和处置昏官、惩治凶手和中止收容遣送，难道不是民间压力所具有的积极建设性力量所致？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而是来自人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而这种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一旦觉醒，就会逐渐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所以，自由意识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的质疑批评，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而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进而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