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法学博士就审查收容遣送是否违宪联名上书披露于报端时，北京大学博导周旺山对记者说：如果写成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不可能产生实际影响。相关恶法被废止后，上书博士之一对记者表示：希望审查程序继续下去。这是对的，尽管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规范的违宪审查程序棗这暴露了中共依法治国的品质。违宪审查不进行，或者不能按照正式规范的程序进行，废止收容遣送就是一个偶然、一个侥幸，一个人治善举，就不能援为范例以毖后，善举就没有可持续性，甚至不能保证收容遣送的复辟与变相复辟。
　　我这里仅从写成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就无用展开相关思考。
　　一、当下之思与诉求会合（所谓学识）
　　学术论文有的不管在什么社会，都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在理性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至少那些思想性强的学术论文，是可以产生实际影响的。中国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总体上看，严肃的学术研究，对当政者毫无影响。
　　思想性强的学术论文是一种表达。
　　表达不同于表述、陈述，表达是有价值判断的言说。为了强调当下中国社会表达、现代公民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将表达进一步界定为：社会制度变革诉求。这样说当然没有否定例如热恋或失恋、新婚或婚变中人们表达的情感价值。
　　在我的强调中，中国现实的学术工作、学术论文、文学艺术、人们许多重复性的活动（包括琐碎的日常生活）等等，都没有价值诉求的性质棗因为它们没有用明确的制度语言，基于苦难民众的利益，对改变现实制度提出直截了当的议事性诉求，一如婚恋学术、情感文艺对有婚恋欲望的人们没有直接意义一样。
　　是的，我非常强调直接性，强调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否则，诡论性的普遍联系观会将问题弄得面目全非。
　　中国知识分子个体的表达从文体上说，主要是紧扣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科思想言论。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文艺本身不具有创作者个人的表达性质，但严肃的文艺批评却具有。（中国图书分类法将文艺批评类书籍归入文艺类是不确当的。同理，将科研活动批评归入自然科学的图书分类法，也是错误的。）社会批评尤其是对政治社会的批评，由政治的社会决定地位显示，永远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思想活动。
　　不说出来不算数，言论之外无思想。什么是“思想言论”？说到底，也即主要涉及政治改革的表达，也可以直接指称为“人权与公民权利诉求”。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人又不是人、是公民又不是公民。所谓公共关怀基本内涵就是使中国人获得基本的人权与公民权，没有了这一基本内涵，什么“三农问题”、“四矿问题”，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真问题。
　　什么是“思想”呢？我的青年朋友、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基督教徒倪刚说：“思想即当下之思”。小倪没有展开，我来展开：那些学问家们的大书之所以没有思想，就是因为没有对当下黑暗的指涉。是的，没有现实及物性的文书往往流传得更久远，但是，越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文书，也必定越没有现实价值。请问学问家、文艺家们：哪一部经典有解决中国老百姓苦难的答案？没有。这就得出一个最最重大的结论：越是不问老百姓死活的学问家、文艺家，越是无益于现实；如果你不能具体批判共产党并且提出“请马上实行”的主张，你对改变老百姓的苦境就是无用的。
　　你我都是只活几十年的凡人，何必在意什么人几百年后的学术、艺术价值？我们正被压迫剥削着呢！甚至什么是表达、思想都是无用的话题，当下想着、说着、做着，自由无碍：不受当官的强迫，这就是一切。只关心今天应当得到的、不应当失去的，这就是一切。到什么时候人都必定是这样子的！那些对现实满足了的人们才想到豪华的坟墓、身后的美名，而其实他们仍然最在意今天不失去什么，例如权力、与权力的勾结。
　　有意义的价值表达在于所说的对“秦晖问题”（真问题）有没有紧张的、深沉的关联性，也就是有没有当下的贴切性、紧迫性、针对性、枢纽性。举一个例子：人们表达中往往引用名人名言，例如阿克顿勋爵关于绝对权力的、马丁神父关于中国式独善其身的，如果当着“我知道”的知识介绍、“我记得”的能力证明、“我欣赏”的沙龙闲聊来引用，就不是思想言论。
　　说话必须及物例如必须紧紧钉在共产党的权力丑恶上。
　　当下的关心越多、越深入、越持久，你才会借鉴前人，才会发现你的问题有前人、同时代人已经想过了、说过了，而且想得说得比你自己好。这个发现与交流的过程就是“思想学识”棗超越现世、个体经验的诉求会合！这就是高品质优秀思想言论的精神元气、学识底气。充满如此精神元气、学识底气的言论家，就是思想家了！往往思想家了了数语最具有“当下的生命力”、“每日每时的启蒙意义”。一些青年总是崇拜写大书的、文采沛然的，这是青年期魅力饥渴心理的向外投射。我对青年人不看朴实的三大联合国人权宪章不满，也是对自己曾有过的魅力饥渴期的反省。人一旦不向往虚华浪漫的魅力了，例如能够将性爱从其它纠葛中分离出来单独对待，其人生就真正落实、成熟了。李慎之先生对公民教育感慨多多，其实，将联合国人权宪章大加传播，大体是够用的。这一点我在几年前《面对李慎之的叹息》短文中，已经说到了。
　　
　　二、公开合作才是“权利实践” 
　　
　　三个博士的上书所以有了较大影响，除了是当下之思的原因，主要与他们敢于公诸网络、敢于合作有关。当然不要忘了记者们的公开报道棗一种特别重要的合作！
　　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害怕当局的忌讳、弹压，不愿意合作表达，更不愿意离开官方允许的出版物，也就只能局限于忸忸怩怩的无声状态。公开是走向有声的第一步，例如蒋彦永的揭露真相，如果只是通过组织层层上缴，那就只能被动等待官场内斗撞大运了。
　　是的，个体的言说是社会言说的基础，一个人单独说就不会说话了，怎么会有社会群体的言说呢？好的思想型学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对如何解决真问题至少有一个可以真确体认的个体方案。例如秦晖先生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等等文章，就具有冷静的问题审视，依我陋见，这样的审视方能与少数几个“民运理论家”媲美。人们应当自觉珍视优秀的中青年个体，不要总是等他们老了、死了，才纷纷写纪念文章，这不是现代生死意识、生命文化的组成部分,及时肯定优秀学人的艰苦劳动，乃现代生命文化的良知。
　　个体的表达是基础，但在中国的当下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质上看，只要一个社会的基本真问题，有了基本可靠的方向性的解决门径，表达基础就算完成了，重复的“再说一遍”至多只有“我也懂”的单纯显示意义。相关表达基础完成后就是实际推动的问题了。从实际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看，群体的合作性表达才开始具有实践性质。社会影响力、社会感染力是由人的“社会信心”决定的，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要有一个莫逆知音，就可以树立起社会信心。但是，纯属一个人的想法，是不足以支撑人的社会信心的。哈维尔如果不是《七七宪章》的起草者、联署发起者，如果不是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群众加入联署签名，是不可能成就哈维尔和捷克的人权、公民运动的。
　　中国的一些自由人写作个体户，往往以“独立”相标榜，有的一方面推崇胡适，却忘记了胡适是富有合作精神、行动精神的；一面又以鲁迅所谓的“合群的自大”佐证“个体户”的“政治正确”，殊不知鲁迅指的是文人的拉帮结派，当一般真理已经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常识要求，民间合作的责任。有的鲁迅乃至胡适的信奉者，可笑地从拒绝与政府合作弄出来拒绝民间合作的借口，实际上是不敢与怯懦感相对合理——谁没有了怯懦呢？——的道义人士合作。“共产党统治下的胡适”与“共产党统治下的鲁迅”荒唐地不见了区别！于是只剩下批评例如余秋雨、王朔的“及物”了。滑稽！
　　自由社会的实现离不开商量好、齐步走，只有齐步走，才能告别一盘散沙棗别陷于孙中山误认的自由太多而虚怀虚幻的一己满足了。
　　与“清官意识”相应的是知识界的“清儒意识”。廉正的清官难清，独善的清儒不清，还是要学学三个博士（这个要求已经低了，相关呼吁若干年前就有了，而三博士之前的民间两次公开呼吁至少同样重要），走向合作！公开联署就是中国急需要继续坚持、发育的公民合作。
　　三、新批评範型：审视生活方式
　　中国的知识清流和体制内开明人士，可以有相对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却缺乏够格的现代生活方式。
　　我不想过多学术地处理生活方式概念，就用描述办法说明吧：当遇到黑暗时，例如遇到孙志刚血案时，传统知识分子优秀的只是在私人小圈子表达一点正义感，勇敢的则以个人名义上书，在绝对权力厚颜无耻、不思改悔之时，对于社会广众来说，这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棗丝毫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境遇。在“秀才遇到兵”绝对是“第一隐喻”（几年前我在评价王元化先生的《初入清园》一文中这样说过）的现今中国，只有联合表达才具有检测统治者“雅量”的意义，但“雅量”再大也还只是雅量而已，能否导致讲理、对话的社会机制逐渐形成，还很难说。欲图真正改变不讲理的社会局面，往往必须用身体性的介入来为创造讲理（广义的讲理包括一人一票的公选）的社会扫清道路。这样的扫清过程，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无非展露过两种模式：暴力的与大规模和平抗争的（例如近期香港百万市民大游行棗忌讳和平的街头抗争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由此，也就看到了转型社会中公民性的三种现代生活方式：合作表达、扫清道路性的革命、足够规模的和平抗争。
　　合作表达是“表达行动”，它的必要性在于或可召唤体制内开明派转变为制度改革派，里应外合地朝着讲理、对话的社会局面互动，一个社会如果这样完成转型，实在是上帝的格外眷顾了。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香港最可能获得这一眷顾,如果外力不加于负作用的话；1987年之后的台湾，基本上可以算作真正和平转型的地球村标本了棗我看始于晚年蒋经国的台湾转型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成本都小。绝对权力一味压制、老大式地抱住暴力专制主义的“稳定压倒一切”不放，这样的社会绝对不可能避免暴力清算或大规模和平抗争棗和平仅仅是就总体而言，局部的群众过激行为则在所难免。
　　合作表达之所以是一种公民社会行动而超出了单纯言论、写作个体户的水准，就在于他的民意集结性、立场整合性、集体压力性和组织（可社团）取向性。
　　合作表达与作为“行动表达”的规模和平抗争，并没有高低雅俗之分。那种认为身体表达是低层次的、不屑于精英的看法，是伪贵族、伪绅士的、傲慢无知的精英主义的。这些人将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等等理性抗争阉割了、中国化了，连西方的诗人浪漫与教士神秘都不如，既不可信也不可爱。
　　那么，如果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在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努力，你就需要检讨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了。如果你连合作表达都不肯做，你的生活方式就与你的姿态、表演南辕北辙了。
　　四、合作表达的层次性、阶段性、制度性
　　在中国的今天，只有合作表达才具有公开讨论的可能，其它两种方式我不敢讨论。就近几年的情况而论，我还只看到了刘晓波、王怡、东海一枭（余樟法）、傅国涌等学人，直接具体地主要讨论到了联署公开信这一理性行动方式。
　　这一方式必须看重，因为中国无新闻言论自由又无司法独立更无议会可利用……，面对经常发生需要道义补救的悲惨事件，我曾跟友人说，这样的集体抗议每天一次都不觉其多其烂。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样的努力已经很了不起，那就适见其无知了。青年才俊余世存（他曾劝李慎之出面公开组党而李先生甚至连合作表达都没有过）曾深刻指出这一方式的局限，因为它甚至可以在某些人那里只剩下只有阿Q式的自慰作用或者变成另一种表演。当然，即使是余世存本人，也还是认真选择、严肃介入了这一非身体性的互动生活。
　　合作表达的参与者在今天的中国表现出了突出的层次性。以1989年“六四”之后的情形论，“9·11”灾难前后，先是体制内觉醒较早、80年代基本上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少数老年先进（代表人物如许良英、林牧、吴祖光），与坐过牢的著名“民运人士”合作表达；后来增加了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有些思想的工人农民与成分复杂的“民运分子”的合作表达。
　　这中间，间有几次中青年独立知识分子偶现的合作表达，例如关于记者高勤荣12年冤狱的抗议，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文学界几位新锐同仁的声明，关于余杰就业事件的抗议，关于刘军宁等著名自由主义学人被整被封杀的抗议，这些合作表达都与前述公民行动在参与者的社会角色上面，有一些区别。
　　“9·11”灾难前后，著名自由主义学人、言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和已然集聚在他周围的几位言论批评新秀，就杨子立等四位青年学人被逮捕的合法性，发起公开质疑，参与合作表达者众，有的民运人士也作为非发起者参与了；后来就河南艾滋病蔓延与万延海事件，刘晓波等发起者及其响应者，形成了公民表达的主要松散团队。而傅国涌等人发起的抗议《南方周末》等进步媒体遭整肃，则实际上将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以“平行线”方式，引进为合作表达的一支。这一支又与成分不一的“三点共识”形成有限的汇合。如果这一层次得以进一步发育，加上一直持续坚持着的民运人士的公民表达，就形成合作表达的三大方阵。为防止“以名为教”、“以名为圈”的弊病，我一点也不准备分别命名三支，而仍然笼统说成合作表达的层次性、阶段性。
　　防治SARS与孙志刚血案上的合作表达，以“牺牲”部分“敏感”合作者为“代价”，换来了合作表达扩展的新空间，坚持以往，必定会与体制内外各层次公民发生更广泛的互动。对于这中间的“代价”，网上有例如“前卫艺术家”高氏兄弟的一篇批评文章，（《从孙志刚血案看知识分子的“恐惧症”》，见“文化先锋网特约评论”、“大参考”等网刊）批评杨支柱等人发起的，对官方孙志刚血案初步举措的质疑书(“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信”)征集签名中，“谢绝敏感人物”签名的说明。《高文》充分肯定了公开征集签名作为正义行动、专业学人公民情怀的意义棗显示出“高度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但认为“人命关天的事，一切为了个案的解决，谢绝政治敏感人物的签名”这一“备注”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恐惧症”：“谢绝（实际上就是拒绝）” “政治敏感人物”的介入，“这一方面让人不太合适地联想到好龙的叶公而感到啼笑皆非，另一方面又让人非常悲哀地意识到几十年或隐或显的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阴谋阳谋已经将恐惧深深地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之中。”这样的批评是缺乏现实感的，如同初通基本理念的幼稚青年棗我自己就曾有过这幼稚。
　　三个法学博士与接上来贺卫方、萧瀚等五学者的同议题公开上书，使我有理由期待，完全不“敏感”的体制内专家学人，特别是那些对异议人士被迫害的历史、对各界道义人士的经历，有较多了解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意志、道德品质好的，一定会更好地在传统媒体上、在体制内，更有效地开辟、结集、扩展有真实实践意义的道义资源，包括拓展有效的合作表达空间。面对这样的努力，人们是不应当计较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等等的。
　　至于合作表达的制度性，在没有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现在，不是需要对此关注或者费心的真问题。不论。
　　本文说的合作表达是实证性的，自然有些狭隘。至少，很多有良知的工作在“合法”传媒中的良心人士们的努力，比上面讨论到的合作表达，有着更为一般更能为民众感受到的日常意义。这是另外一个范围的话题了。那些以为自己参加过几次公开联署，就觉得为中国的进步作了什么了不得事情的人们，应当多一些平常心。
　　这里我必须顺便对那些因为合作表达而不幸坐牢的朋友们，表达我内心的苦痛、敬意与无奈。有人说风凉话，这些坐牢的朋友是过激了、迷恋了“低层次的抗争”（借用陈小雅用语）……我要责问这些从事“高层次”抗争的人，高勤荣的层次怎样？孙志刚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抗争就被打死了又作何理解？坦率地说，很多朋友虽然没有坐牢，或者说还幸存着，都只能被看作一种侥幸的。何必对坐牢的普通工人、农民或者民运人士不以为意呢？坦率说，就推动中国进步而言，除非你有了“文章启蒙自恋症”，否则，你应当能够看到这些普通好人不比“启蒙导师”的贡献小！在这里，老实说我是宁可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正如我在很多情况下，宁可被看作强调公正的“左派”，也不在乎是不是掌握了自由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