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它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其政治制度。其文化、社会甚至经济都受其影响，甚至决定。有一种偏见，以为哲学或者宗教决定一切，其实不然，在文明初起的时候，也许哲学的基因会有些不同，因此决定文明的走向，其实不然，哲学 也是受政治决定的。

二

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经过①巫术文明②礼乐文明(对应封建制度)和③专制主义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从秦始皇开始到今两千两百年，到鸦片战争(1840)开始，迄未结束。其间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引起了无数人的幻想，其实并未推翻专制主义，反而经过革命与西化，经过一段混乱和自由之后，借尸还魂，变本加厉，近五十年的极权主义，至今虽然已腐烂为晚期极权主义，但并未脱出极权主义时代。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己蕴育成中国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VS文化传统上面是专制主义，下面是奴隶主义。近二十年好象宽松了一些，其实虽然背后有口皆批，公开地仍然是“天皇圣明”，“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鲁迅的话“中国人只有欲做稳了奴隶与欲为奴隶而不得的两种心态。

三、开放是改革之源

中国人因为完全生活在专制主义下，因此对皇上的专制与自身的奴隶或奴才状态是毫无觉悟的。开始觉悟是1840年洋人的大炮轰开了我天朝上国的大门以后，于是渐渐有了“万事不如人”的心态，有了“维新变法”的要求。所谓“维新”就是要赶上先进的西方国家，就是要现代化：所谓“变法”，就是要变专制为民主，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个要求的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说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要求就是中国要现代化、要民主的要求。可惜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惜牺牲，而迄今未能成功，不但如此，千千万万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跟错了一个在十九到二十世纪在世界上号称最最革命的非主流思潮，使中国陷入了五十多年的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制度之中吗?

不要以为中国有这样的专制主义就感到了特别可耻，据近代历史学家(如我的朋友张光直)的研究，专制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常规，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而民主政治反而是特例，如古代的希腊和近代的英美，其民主政治都是偶然出现的。出现以后，在全世界产生了示范作用，因此而蔚然成风，才似乎成为规律，成为必然。

我友唐德刚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六、七十年，深知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主之艰难，提出中国之转型从1840年算起，要二百年才能完成，因此提出的日期为2040年，离现在还有三十七年，这个时间不算短，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四、社会主义不能成为国家制度

社会主义(在19世纪曾被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被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即用马克思一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计划经济为经济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国体，以民主集中制为政体(按毛泽东的说法)，由共产党实行无孔不入的领导的国家制度。在1917年诞生于俄国，在二十世纪造就了世界上的一个地域最大的国家（苏联），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并且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实行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国土上。有几十年的时间曾被认为可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成为另一种现代化国家，而且被世界上一部分最富于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人们认为最后会成为全人类现代化的最后目标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经过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比较和考验，已经彻底失败。它已失去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制度，社会、国家制度的资格，因而己为许多实行过这种制度的国家所唾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中、朝、越、古)的官方理论，还以之作为前进的目标，其中尤以中国改动的幅度为最大。其实这种目标完全是错误的，是虚伪的。只是因为已经由空幻的理想主义集团的共产党退化为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不肯放弃绝对专制的权力和利益，还要凭借这种空幻理论来把持政权而己。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虽然已经历史证明为失败。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或者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却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可能长期有效，这就是现代西方的左翼政党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

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在民主制度之上政府有意实行的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向弱势群体(underpriviledged)的利益倾斜的政策。现在中国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不知来自官方还是民间，说共产党可以变为社会民主党，这里，决定性的条件是共产党决不能垄断政权，它只能经由选民的同意上台执政，如果选民不拥护就必须下台，等待时机再来，也就是必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决裂。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我个人也可能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我不能保证，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五、什么是民主

我曾经根据常识说过：“现代民主起源于1225年英国的大宪章而完成于178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二百多年来，民主简直成为无人敢反对、敢诽谤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正因为如此，一切假冒伪劣的“民主”也在世界上广为流行，可谓泛滥成灾。举一个例子说，当今世界上专制独裁，可以列名第一，而且领袖世袭的国家，居然把自己的国号称做“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必须给民主下个严格的定义，确立一套严格的标准，不容鱼目混珠。在这方面我不是宪法学、政治学的专家，但是条件又不容我再去从事专门研究，只能勉为其难地定出以下几条，随时准备接受批评、补充和删削,也随时准备改正。

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只是原则，必须有一套经过试验的、行之有效的原则。

（一)在现代，主权的价值就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亦即人权。包括联合国人权公约所列的各项权利，主要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要提“双百方针”)，结社自由(包括组织政党、工会、农会以及各利益集团、公共团体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通信秘密的自由，迁徙居住的自由，和平游行请愿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自由。

(二)实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由自愿结成的政党组织政党竞选，依照选民的意愿得到多数赞成的政党组织政府，进行统治，少数派反对党一方面必须执行政府的决定，一方面仍然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

(三)民主政府必然是法治的政府，一个国家 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即使这个国家仍然保留君主享有某种特权，其特权仍然要由法律规定，而不得越出规定的范围之外。军队效忠于宪法，听当政的政府的命令而不得受一个政党的领导，为一个个人或集团所私有。文官政务系统的(这只是极少数人)得推行本党的政策，常务系统的(这是极大多数人)则保守中立。

(四)历史上有过直接民主，曾被认为是最民主的制度，其实这只有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才行得通，现在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权力必须以权力来制衡(checks ＆ balances)，因此必须实行三权分立。行政权归政府，立法权归议会，司法权归法院。就是陈独秀说的“除法院外无捕人权”。司法必须独立，法官按法律与良知办事，不听命于任何政策或政党。孙中山有五权宪法，可能是为了顾及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而设立的监察权与考试权，其实要照这样下去可能还有很多权能分出去，结果有成为蛇足之嫌。只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非分立不可。也有把新闻自由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第四权的。中国有人鉴于新闻出版事业几十年来一直是党控制人民的工具，主张制定新闻法，我看如果宪法有充分效力的话，有言论自由一条就够了。

六、民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决然是矛盾的，因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在民主的制度下，决不可能出现“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或者“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样的心理状态。

不过，民主与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是矛盾的，抽去了专制主义的核心，无论是儒家的“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之谓大丈夫也”的精神，应该更容易得到发扬。

近两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潮流，提倡和合哲学，宣扬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学说。(张立文、程思远)看来有官方背景。但是，通人类历史以观，一个国家内部能够做到和而不同的只有民主国家。专制独裁的国家只能做到一道同风，从来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我不知道孔子时代的中国能否做到和而不同，好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但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就从来没有做到过。

现在的中国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有一位现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寄给我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的言论说：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当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这样的话，我相信在座的人，只要常常看报看电视的，真可谓耳熟能详了。奇妙的是，这本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意见，但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在国际讲，却就是不让中国的老百姓在国内讲，更不用说照这样的主张行动了。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消除这样的矛盾就是中国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目标。“和而不同”在国际和国内必须是同一个原则，否则就是不通，国际上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七、民主与儒家哲学

民主与法家思想是很难相容的，法家说的“法治”(rule by law)，也决不是现代民主制度所理解的“法治”(rule of law)。

但是民主与儒家思想大体上可以相容的，尤其是儒家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

不过儒家学说的主体其实历来有两大体系，一个是以仁为核心价值，一个是以诚为核心价值。不过这种两分法，其实只能算是我说的，中国的哲学家历来之论都是模糊暧昧的。我们以四书为例，只能说孔子讲仁多一点，孟子讲诚多一点(“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儒家历来以“仁”为全德，真正大大提倡“诚”的哲学，以为“圣，诚己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的，是宋朝的周敦颐。以后历代不绝，一直到这两年，从官方到民间，又特别提出“诚信”二字。中国哲学家则早几年就有人提出要特别提倡“诚”的哲学。

我要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十分赞成中国的传统哲学家，中国的新儒家，从“诚”字，从“诚信”出发去开发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我历来认为中国学术从孔子的时代起是求“善”的学术，而西方学术从希腊时代起就是求“真”的学术，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大家可能知道清朝廖开的话“五经无真字”。我请人在电脑上查了一下，果然如此。求“真”是不难找到客观标准的，求“善”则往往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含糊暧昧，莫衷一是。近代以求真去伪引入学术作为标准的王国维是第一人，这是因为受了西方学术的影响，他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第一人。

就建设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而言，其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人人能够说真话的环境，不怕因说真话而受迫害而失去安全，在今天的中国，假冒伪劣实在太多了。

八、中国民主的前途

中国要实行民主，这个口号已经叫了一百多年了，但是民主仍未实现，不少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六十年前，我们那一代人就曾为此奋斗过，而且有一度似乎马上就要实现，甚至已经实现，结果却是一场空，甚至，由我们自己的努力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以至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一百多年来，与对民主的要求并存，始终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的因素。中国“民智未开”，用现在的话叫做“人民的素质太低”，不可能实现民主，实现民主必定要搞到天下大乱，对人民反而不利，因此民主的实现必定要推到无限期的将来。

海外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的看法是，从1840年起，中国进入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也就是专制中国的民主中国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有二百年，也就是1840年到2040年，从现在算起还有37年。

我是倾向于他的观点的，他对转型期的估计一上来就是两百年，对困难估计不可谓不足，对时间估计也不可谓不长了。说中国落后，“民智末开”，当初比日本如何，比韩国如何，比土耳其如何，为什么它们能够而中国不能呢?

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孙中山早就指出了三个条件：一、民族主义，二、民生主义，三、民权主义。这三个条件到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时，第一个条件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条件，经过二十世纪上半期艰难的准备，二十世纪下半期严重的弯路与教训(教训也是一种极大的资产和利益，现在中国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和民营化的正确道路了)，现在已经提出“向小康社会迈进”了。只剩下一个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毫不客气地讲，从上到下，在十三亿人口中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民权或民主为何物，但是据说有人在中央党校统计，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人达到百分之八十，在全国至少也成为第一要求。只要宪政民主的框架一旦建立，人民很快就会懂得民主，实行民主的，因为自由是每一个人本性内在的要求，而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

九、中国的民主要分两步走

我当然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以十几亿人的国家，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已经深入骨髓的民族，要希望一步登天，当然是不大可能的。

我的设想是2040年前后，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壮大，随着全球化的形势迫人，中国很可能在2040年前重新制定宪法，重开议会，实现各项人权，实现法律至上的“法治”……但是我认为，即使实现了，也只是初步的民主，原因已经说过，在一个基因中没有民主、人权的大民族内，要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与当局现在宣传的相反，我尤其不相信在基层在农村中能够实现民主，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外烁内生的，民主只有在风气开通的通都大邑的上层先实行，然后逐渐影响下层。但是，这个框架一旦形成，一旦起步，至少言必称马列“唱支山歌给党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农民看到李昌平这样的乡官就下跪，这样的风气可以大变了。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像五四的三大思想家胡适、陈独秀、鲁迅的要求，如胡适所说的“要救国家先要救出你自己”的健全的个人主义，鲁迅所要求的“改造国民性”，陈独秀所要求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都只能出现在少数人身上。虽然如此，要改造国民性的伟业，只有在初步建立民主框架之后才有可能，在今天的条件下，根本不能开始，即使有极少数人能做到也决定成不了气候。

我刚才提到日本、土耳其、韩国，这都要算后进的原来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改造成为民主国家较好的例子。还有许多更不如的国家，我希望中国能在第二步的民主建设中避免他们的命运。

与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一个当然是台湾，就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言几乎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是从前的苏联，即现在的俄国，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文化传统也多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地区现在都摆脱了传统，实现了我所谓的第一步的民主。应该相信他们都在向第二步的，即充分的、完美的民主前进。我想到的主要办法就是全面深入的推行公民教育。我以为以韩国的例子为榜样，他们应该在二十一世纪未来的九十七年中可以达到目标。中国则在第一步民主达到以后，再有六十年的时间应该也有可能达到目标，即全面的充分的民主。

二十世纪刚刚过去，现在人们在总结二十世纪的时候，往往(也许是因为我见闻太窄的缘故)把二十世纪看作是极端的时代，是杀人如麻罪恶滔天的时代。其实，更全面地看，二十世纪是整个人类取得最伟大的进步的时代。世纪初的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托曼帝国、西班牙帝国、俄罗斯帝国都已经转变成为民主的国家，虽然民主化的程度不同，但是到世纪末的时候，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已经可以公开宣布“民主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随民主而来的各项人文价值，从数量到质量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简直不胜枚举。

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长的中华帝国，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已经酝酿变法维新，但是除了二十世纪初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国而外，简直无所成就。当然经济上、科学上、社会上的进步是有的，但是在现代化最根本的标志上简直乏善可陈。虽然如此，我认为，我们付出的惨重代价不会白花，我们离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虽然我这个八十老人已不可能看到，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极大多数是一定会看到的。

实行民主、发展民主也就是使中国溶入全球的主体价值体系。中国今天由于自己选错了一条别具一格的道路，在外交上，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都处在相当困难、相当尴尬的境地。可以设想，只要中国在政治上溶入全球化的主流，这些问题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在我的青年时期欧洲是世界上麻烦最多的地方，但是今天欧洲已经成为世界上和睦团结的样板。欧洲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或者斗争以后一批一批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亚洲因为比欧洲大得太多，我还不敢抱太大的乐观，但是中国与欧洲大小相仿，历史文化还要单纯些，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民主、统一、和睦地溶入国际大家庭，我以为不是盲目乐观。

最后说一句话就是，三化合一：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这就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