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什么爆发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外来压力之下、虽然没有能完全现代化，但确实有了根本的变化。结果就是二十世纪的三次“不成功”的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十年代中的国民革命和四十年代末的土地革命。这三次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进步的或是阻碍进步的？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价值问题，历史无法重复，所以很难有客观的答案。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揭示出这些政治活动的内在逻辑－－“为什么革命不以‘大人物’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

“这三次革命对未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革命吗？清末甲午之败，孙中山等少数南方士民对满清帝国失去信心，于是成立“兴中会”、鼓吹排满革命。“百日维新”失败和“庚子拳乱”，使大多数士民阶级和一般略有头脑的满汉官僚都对满清失去信心，于是革命之说大兴。满清帝国的垮台指日可待、只需要 “最后一击”而已。革命党人始以暗杀和军事暴动，最终与北洋军阀袁世凯达成妥协，推倒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对中国广大农村和内地影响不大。其成果也被军阀所篡夺，共和制度完全成军阀的摆设、毫无作用。以上种种，致使后人多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其功劳最多也不过是表面上的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这种看法最浅薄、无历史感，不同时代的人们面临了不同的历史任务，后人往往“事后诸葛亮”、把前人做事看得太容易。新制度固然不完善、却为传播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 “合法性”。“自由思想”被强制地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此在开化较早的沿海地区，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有异端思想而面临社会和国家的直接暴力迫害；而在较封闭的内陆，虽然社会上以思想定罪的事还经常发生，但这种做法也不被认为是正当了。这才是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最深刻的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陈独秀，这个在清末就特别重视 “开启民智”的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才有了用武之地；陈独秀、胡适们领导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才能展开。

新文化运动有两条平行线。左翼以出身于《甲寅周刊》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他们热衷于介绍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重在鼓吹“民主”－－这“民主”还不是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而是“平民参政”、“主权在民”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学运、工运、农运等各种直接的国民运动开展起来，最初还只是文化活动、之后是经济活动、最终发展为政治活动。例如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已经组织了“平民演讲团”，走出校们。“五·四”后，陈、李影响下的学生们更直接走入工业区，首先是铁路、煤矿，建立工人俱乐部教工人读书识字，之后组织工会和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经济权利，最后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和国民党的主要力量。

胡适、鲁迅、周作人为首的新文化右翼，则发起思想革命，专在批评传统文化和介绍科学。胡适的两大贡献，一是提出“科学方法”；二是开展“整理国故运动”－－这是具体的应有“科学方法”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事件和传统价值观。绍兴周氏兄弟尽管也介绍新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批判旧社会。新文化右翼的成就，破坏大于建设－－人们生活在旧的社会中，自然容易感受到旧社会的害处；不生活在新社会中，当然也不易知道新生活的好处。所以鲁迅、梁启超这样的一流思想家都老实承认，自己也不知路在何方！还要等着大家共同探索。由于新文化运动左右两翼“唤起民众”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二十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伐战争是其最后结果。除了少数战役之外，这场以武力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为目标的革命并不血腥。革命军从广东出发时仅一万多人，却以少胜多，横扫北洋军阀上百万军队，一方“势如破竹”；另一方则“兵败如山倒”。这时中国形势极好、却为两个冲突破坏。

大好形势是怎样被破坏的？

第一是苏联干预，引起民族主义反弹。苏联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改革和联共，但俄共借共产国际之名、以“老子党”的身份“指导”中国事务，先造成国民党右派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离心，他们反对孙中山派的“联俄”政策和武力讨伐军阀以统一中国的政策；之后又形成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以军领政的局面。

第二是农民运动、即所谓的“痞子运动”。其主力为农村流氓无产者。其残暴本性在“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一家人也自相残杀。原本是革命力量主要来源之一的南方农村上层社会不再支持革命。于是左翼革命阵营分裂，最左派的中共上山和农村暴民合流，成为以少数知识分子为领袖、以农村流氓无产者为主体、以暴力剥夺农村中上层社会财产为生存手段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右的国民党人进一步右转，以求农村地主、富裕农民的支持，“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无法实现。国、共两党对立冲突使国民党不能不依赖职业军人。军人干政，则以自由的文人政治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目标就不能彻底实现。其后日本入侵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未来影响极大。要而言之，一是具有农村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中共死而复活；二是战争导致行政官僚系统和军政系统权力大增，国家机构严重腐朽；三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经济被完全破坏，独立的新兴社会力量也因此丧失了独立性、不得不依附于国、共两党。“抗日战争”消平了地方势力、中国有了统一的形势，但国民党也失去了统治能力，于是中共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北方乘机而起、又成席卷之势。中共成功的内因：一则其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严密、有力；二则借助“阶级分析”方法了解中国农村；以彻底的土地改革抓住农村多数下层贫民。二者结合遂成无坚不摧的组织力量。中共统一建国后，中国又出现了走向现代化的局面。中共的较低纲领、即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和国民党的纲领本无什么差别。但这一过程又被代表农村流氓无产者的中共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打断，毛氏全面集体化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国家军队化、政府官僚化，其基础是农、工农奴化。于是自相矛盾的一幕滑稽戏在毛氏身上上演－－一方面毛为了反官僚主义政治，不惜和“官僚化”了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搞“文革”天下大乱，“斗争”可谓不死不休。但另一方面，这官僚政治又正是毛氏所创立和所依赖的－－皇上要统治社会，就必须借助官僚，所以“文革”斗来斗去、最后还要依靠周恩来的官僚系统给他擦屁股。相反、国民党溃退台湾后，与当地地主没有渊源，实行和平赎买土地改革，造成稳定的社会基础。加上地小势微，专制者无法形成绝对专制、多极社会一直存在，且尽管是假民主，但终究有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这为最终走向现代民主社会打下基础。

如果以是否实现了其最终目标、即国家现代化而言，中国二十世纪的三次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不但失败、而且都因分裂而失败。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内在的革命要求，没有自由的中等劳动阶级做革命的主力。不同的社会集团因为都受到外界的压力，所以能团结一致、参加革命。而一但得胜、彼此分歧就冒出来，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新制度，而又都只会以旧的方式即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社会分裂就不可避免了。例如，中共建国后的最初十年，毛氏为代表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就通过“思想改造”、 “三反”、“五反”、“反右”和“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大整特整自己过去的党内和党外同盟军－－城市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和其它的中、上阶层。这种混乱也许是一切后进国家制度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而社会中的先进力量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减小这种社会转型的代价而已。其根本方法有二，一是宣传、以使尽可能多的社会大众参与到现代制度建设中来，二是新制度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彻底，以消灭旧势力复辟的土壤。总结这三次革命的经验，如中国这样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必须彻底推倒旧专制极权，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新制度固然不可能完美，但新制度只要能做到：政府文官化；革命派内部斗争非暴力化；农村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并承认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观，现代化的启蒙才有可能在渐进的改良道路上自然完成，并最终完成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和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