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于8月13日再次参拜了供奉包括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在内的靖国神社。小泉自今年执政以来,一再表示要在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他的这一态度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日本国内各方人士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小泉决定提前参拜靖国神社。算上这一次,小泉在执政任期内一共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日本历史上参拜最多的首相。
历届日本政府从首相到阁员,从来没间断过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对此,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政府和民间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日本政府官员年年参拜,中国和亚洲各国年年抗议。年年参拜,日本政府一直在惹怒亚洲各国人民,年年抗议,日本政府也年年道歉,但就是在参拜问题上没有使日本深刻反省。还不知道这种参拜——抗议——道歉——再参拜——再抗议——再道歉的格式延续到何年何月,日本与亚洲各国如何能彼此信任?
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创伤,尤其是近日日本当年遗留在齐齐哈尔的化学毒气泄漏事件,造成几十名中国百姓中毒受伤,更加撩起历史的回忆,似乎眼前发生毒气事件是活生生的日本侵华历史重现和延续,更加剧了不信任和民族敌视。
日本部分阁员和议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是自觉自愿真心诚意的,同时也经常表示对过去的战争深刻反省,日本要“谦虚地回顾过去,坚持永不再战的誓言”(小泉)。这与参拜是矛盾的,对日本的愤怒应该也是源于这一点。实质问题并不在于靖国神社参拜,而在于参拜的对象,正是因为发动侵略战争的东条英机等战犯灵位摆放在神社内,参拜就是为战犯招魂,证明日本政府不思悔过,并且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依然构成威胁。
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
我们反对日本政府官员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其实反对的是参拜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如果靖国神社内所设灵位没有东条英机等战犯,我们无权反对日本国民和政府官员、议员的参拜,因为我们不能干涉别国内政,更不能干涉别国国民战争死难者的追悼仪式和宗教仪式。当我们了解清楚日本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以后,我们同时就明确了我们的目的所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本来也不是专门为招魂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将士而建立,它已经存在了100多年。最初不叫“靖国神社”,原称“东京招魂社”,始建于明治2年(1869年)6月,是为明治维新战死的数千官兵招魂而建,是祭祀军人的场所,1879年改为现在的名称。日本的神社是神道祭祀神灵的所在,神道认为“山川草木皆为神”。
靖国神社与一般神社不同,它的祭祀对象是死在战场上的军人。据称,明治天皇为该社赐名“靖国”(Peaceful Country),原本是取“安邦治国、建设和平国家”之意,但百多年来,“靖国神社”一直是宣扬日本神道教和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宗教行为,而是表示效忠的场所。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军国主义者们编制了种种廉价的神话,用“靖国思想”换取士兵在战场上的武勇,它要兵士们相信效命沙场如樱花飘落,其魂可在靖国神社内找到归宿,作为“靖国祭神”万世不灭,受人景仰。可悲的是,无数上当受骗的士兵,正是在谎言和神话煸动下被驱赶到战场,向中国和亚洲人民挥舞起屠刀,又在“重逢靖国”的口号下曝尸于异国荒野,变为孤魂冤鬼。供在靖国神社里的246万多亡灵,其中有210万死于二战。应该正是因为靖国神社总是与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紧密相连,二次大战后,鉴于靖国神社在对外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美军主导下的盟军总部在占领日本之初就颁布了《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的保护、支持、延续、管理和传播》的指令,禁止日本政府给予神社、神道任何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同神社、神道发生任何官方关系,政府工作人员不得以官方身份参拜神社或参加有关神道的其他仪式等。从此以后,靖国神社脱离国家管理独立的“宗教法人”,而且官方人士参加靖国神社的活动也大为收敛。自1951年10月吉田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直到60年代末,历届内阁总理大臣在参拜时间的选择上极为避免“8·15”这个敏感的日子,而且在身份方面也均未超出以个人参拜的界限。
不管是日本国内战争或是对外侵略战争,笼统说悼念死亡者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悼念二次世界大战战犯,那就不是什么宗教仪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就如同德国人如果悼念希特勒和其他德国法西斯战犯,那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偏偏就在日本发生了。1978年,靖国神社利用举行秋祭的机会,把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从此,参拜靖国神社与为战犯招魂更加密切相关。我们理解,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亚洲各国人民是受害者,参战的日本官兵也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属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举行追悼招魂仪式,本无可非议。相信,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的不是日本民众一般的参拜,反对的是靖国神社供奉了那些甲级战犯的牌位,反对的是政府官员的参拜;日本首相和政府官员的屡屡参拜,加上日本极右翼势力的猖獗以及修改教科书,否定二战时期的侵略战争性质,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日本有没有对侵略战争诚心忏悔?既然没有诚心忏悔,那就是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非始自今日,只是不明确是公是私。1975年8月15日,在日本战败投降后30周年之际,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参拜,后权衡再三,决定以私人身份前往(尽管这时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还没有设在靖国神社)。除在8月15日这个特别的日子之外,历届日本首相(池田勇人除外)多数在春秋两次“大祭”时以私人身份前往。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打出了冲破禁区、“实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早在1983年8月,中曾根就以总理大臣的名义进行了参拜;1985年的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内阁成员进行“正式参拜”。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在向曾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示威的行为,极大地刺伤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理所当然地遭到受害国的强烈抨击。
日本民众反对参拜吗?
中国政府和其控制下的新闻媒体总是告诉我们,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受到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强烈反对的。后者的反对是事实,大多数日本民众反对就不是事实了。参拜是有国内广泛民众基础的,很简单,日本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官员参拜如果没有民众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参拜,恰恰相反的是这种参拜行为可以赢得民众之心。小泉首相及其内阁官员不顾损害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决然多次参拜,是为了讨好日本民众,进而保证选票和执政党的地位。由此看来,不管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如何强烈反对日本政要参拜,日本首相和政府官员都将一如既往,年复一年地参拜下去。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在政治上对于日本政党和政治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民主制度的韩国和专制制度的中国、朝鲜也同样重要。共同的一点,就是在围绕民族主义问题打转转。韩国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防备历史重演,警惕之心从不松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对于朝鲜和中国,民族主义往往还是专制政权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手段。中国政府巧妙地利用和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人民对国内政治改革强烈愿望的视线,转移国内突出的社会矛盾。中国学者马立诚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以及最近时殷弘教授的文章《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都非常理性的建设性的讨论中日关系,强调中日友好对中国、对日本、对亚洲乃至对世界和平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他们都陷于“汉奸”的一片叫骂声中。
人民网8月15日以头条刊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林治波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对时殷弘的文章逐条进行了批驳,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亚洲国家饱受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国也是受害国家。珍珠港对美国的突袭是日本发动的太平洋侵略战争,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每年都有纪念活动。但美国人对日本参拜问题没有强烈反对,美国民间也没有类似韩国和中国这样的极度愤慨。有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13日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一事不愿发表评论,国务院副发言人黎克说,美国政府过去也未曾就此类问题表达看法。不仅美国,就是曾经与日本交战的俄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也对日本参拜问题沉默。是不是因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强大而不惧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呢?当然不是。日本文化深层有着结构的裂痕,就如同中国文化深层有着结构的裂痕一样,我们无法理解日本,我们自己也同样无法理解自己。我们中国何曾为中国历史上的侵略战争内疚和道歉?比如我们中国人谁会为所谓“中越自卫反击战”的侵略行经有罪咎感?相反,在中国人心目中,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中国领袖大都是英雄。
参拜与日本文化
有位叫安滨妮的学者认为,日本参拜的做法,正是反映了普遍亚洲文化的逃避主义,亚洲文化没有基督教那种追求由悔改而得到的复和(atonement),只是一味逃避。安滨妮所说与很多文化学者的见解吻合,不少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强调羞耻感(shame),却没有深刻的罪咎感(guilt)。所谓羞耻感,就是人家指斥自己做错事时感到失去面子,解决之道就是「将垃圾扫入地毯下面」。相反,由罪咎感生出的不安,是因着自己真的做错,求安心的方法只有是真诚地面对过错。(余创豪《由参拜靖国神社看日本文化问题》)
如果我们把参拜问题看成是日本民族文化问题,似乎我们就可以理解。但这个文化不是一个好文化,应该对这种文化进行批评和解剖。这种文化没有忏悔精神,比较基督教文化的确落后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发动二次大战,但德国人忏悔,而日本人却要参拜的文化差异吧。
看来我们无法解决日本首相和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因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太相近,在从不忏悔和从不认错方面,中国和日本没有什么分别。由此而想,要么我们进化自己的文化,要么让时间可以改变这一切,让参拜变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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