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安娜.林德
　　

　　听到安娜·林德女士(Anna Lindh)遇刺身亡的噩耗，我正在图书馆里。刚从报架上取下
报纸，想瞭解一下这位女外交大臣在医院做手术的情况，一位熟悉的图书管理员走到我面
前，轻轻地说：“你看的这个已经是旧闻了，她已去世了。”
　　我拿报纸的手就僵在那里。两个女人——瑞典的和中国的，站在图书馆的一角，无声地
泪眼相望，末了，我哽咽著说：“瑞典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政治家。”
　　瑞典政治家在街头遇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86年2月，首相帕尔梅同夫人一
起去看电影。电影结束后，老两口挽臂并肩步行回家。夜色中突然几声枪响。那位深受国内
外人民敬重的59岁的首相，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匆匆地走了。此案至今未破。
　　今天，那么年轻快乐、生气勃勃的安娜（让我还是和瑞典人一样昵称她的名字吧），竟
然和她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袖一样，血染斯德哥尔摩街头。巨大的震惊和悲痛，再一次袭击
瑞典。
　　像瑞典这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幸好有教堂给遭受心灵伤痛的人们，提供一个表
示哀思的场所。听到噩耗后，成千上万的瑞典人排著队，到各地教堂点上一支支蜡烛，默默
地为安娜祈祷。哭泣著的人们互相拥抱，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全国下半旗，在林德遇袭的
百货公司门外，地上摆满了鲜花。
　　安娜去世的第二天，近五万瑞典人在首都Sergels Torg广场聚集，沉痛悼念安娜·林德，
并抗议暴力活动。广场上，人们手持著红玫瑰或举著瑞典国旗，面对安娜面带笑容的照片。
安娜生前最爱的瑞典明星Eva Dahlgren，含泪演唱一首《房间里的天使》。优美的歌声伴著
无尽的哀思。在瑞典其它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会，人们以默哀向去世的安娜致以敬意。
这是自反越战抗议活动以来，在瑞典举行的最大型集会。
　　
开放社会和官员安全问题
　　
惨案发生后，瑞典警方是备受公众指责的对象。一位身居如此高位的部长大臣，居
然没有给配备安全保镖，外出时没有任何随行人员，这不仅使外国人感到不可理解，就是在
习惯于把政府官员当普通人的瑞典，人们不能不反复地质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烈的悲剧
，我们瑞典的制度是否需要改变？
　　就治安环境而言，瑞典犯罪率比较低，暴力事件相对来说比较少。有著两百年和平的历
史，中立国瑞典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死敌，社会因此稳定祥和。因此，除了国王和首相安排有
保镖卫护之外，对于其他政府官员，不但是警方不认为有保护的必要，就是官员自己，也不
喜欢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他人介入（当年帕尔梅首相和太太去看电影时就拒绝保镖跟随）。这
种政治家平民化的作风，使得官员和人民之间没有多大距离，因此也很被老百姓所欣赏。但
这种作风，付出了鲜血作为代价。
　　这次外交大臣安娜之死，使瑞典人痛感有加强保护政府官员的必要，警方也在反省，并
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但是，瑞典人民仍然不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政治，他
们声称绝不向暴力屈服，绝不让暴力事件打击瑞典的民主制度。因此，原定于14日举行的全
民公投将如期进行，这次公投将决定瑞典是否加入欧元区。安娜生前一直极力主张瑞典加入
欧元区，在她去世后，反对和赞成的两派公投拉票阵营，都立即停止了正热烈进行的宣传攻
势。大家决定以积极参与投票的行动（不管是支持那一方），向已故的安娜表示敬意。
　　
　　换一种眼光看政治人物
　　
需要瑞典人反省的，不但是政府官员的安全保障问题，还有一个善待政治家的问题
。前任外交大臣林娜，在电视台讨论时悲哀地说：“安娜死后获得了她生前没有享受过的赞
誉，但是，为什么人们不在她生前更慷慨一点？”她的意思是说，每日辛苦工作的安娜，生
前也和其他瑞典官员一样，是饱受责难的，很少得到肯定和赞扬。
　　来自有“官本位”传统的东方国家，在我的眼里，这瑞典官员还真不那么好当。前不久
，女部长蒙娜·莎琳来到笔者居住的城市，做劝说人民支持加入欧元的演讲。蒙娜辛苦演讲
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给她倒一杯水喝，她就那样干站在那里，不厌其烦地回答选民提出的
各种尖锐的问题。蒙娜当年曾经官至副首相，地位不可谓不高，但在一般瑞典人眼里，她不
过是一个普通公仆、一个需要讨好选民才能实现其主张的政客而已。
　　安娜·林德去世后，人们说，以安娜卓有成效的工作、良好的声誉，她本来可以成为下
一届瑞典首相。和安娜同在社民党内崛起，两人做了三十年好朋友的蒙娜.莎琳，早在九十
年代初，就有了成为瑞典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可能。但这位蒙娜一头栽了，就栽在瑞典的
一个查阅公开文件的原则(Offentlighets-principen)上。为了图方便，蒙娜偶然使用公家
的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虽然每次事后都一一还清，但仍然属于挪用公款的性质。按照“公
民有权查询政府文件”的法律，有记者追踪至蒙娜的办公室，查出她共挪用了六千多美金的
证据，蒙娜因此一度丢掉官职。
　　因此，笔者曾经对朋友说，由于瑞典透明而平等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员的收入不太高，
其地位也不是很受尊敬的，况且还需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一流、二流人才大都不愿
意成为政治人物，他们更愿意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或者进入企业挣大钱。这样，就
导致政府官员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不够专家治国的水平。
　　然而，经过多年的观察，笔者发现，这位在46岁突然辞世的外交大臣安娜，确实属于一
流人才。她法律专业出身，25岁就进入议会，1994年担任环境部长，后升任外交大臣。2001
年，瑞典担任欧盟轮任主席国，安娜与其他高级外交家出访了世界多个城市，在国际舞台上
穿梭，以其个人魅力获得成功，因此被称为“欧盟女王”，成为瑞典对世界展示的形象。
　　安娜是一位温暖的女性。作为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有令人们羡慕的家庭，一有空
，她就回家和先生孩子团聚，很尽女人本份。在工作上，她具有广泛的国际知识和敏锐的判
断力，热情能干，富有凝聚力，善于与人合作，工作极有效率。在外交桌上，她是强硬而火
辣的谈判对手，且不时表现出幽默感，令她的对手和论敌为之折服。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
安娜去世后说：“她是一个体现了瑞典乃至全欧洲最美好一面的女性。”
　　
　　安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在安娜的性格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特点：直率敢言、勇敢无畏。她不但批评美
国，批评其他欧盟国家，更是尖锐而毫不客气地指责侵犯人权的专制者。
　　例如，她曾经毫不留情指责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德族、迫害政治犯和滥用死刑，并对想要
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提出改善人权的要求。这种不太讲究“外交辞令”的率直做法，曾经在瑞
典外交部门引起“太政治化”的批评。但后来证明，林德的这一做法是对了，欧盟各国采取
了一致行动，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条件。
　　作为“欧盟女王”，安娜·林德曾代表欧洲联盟一方，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对话，谈
话焦点集中在人权问题上。她直截了当地对北京滥用死刑、镇压少数民族和民主人士、压制
宗教信仰等问题提出了关注，并督促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犯。
　　笔者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99年7月，在瑞典公开招聘大使馆驻中国文化参赞之时，
年轻的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以中国现代史及当代文学博士的资格去申请报考，被视为最符合
条件的人选。但由于她的丈夫陈迈平是中国异议人士，为当时的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桂生所不
喜，因此，王桂生威胁说：如果瑞典任命安娜为驻华文化参赞，中国方面将行使拒绝权。
　　中国大使王桂生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严重地干涉了瑞典的内政——招聘人员的程序，在
瑞典外交部动摇之际，休假归来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听了舆论的强烈反应后，立即快刀
斩乱麻地宣布：（一）瑞典暂停向中国派遣文化官员，冻结招聘工作，并对这个事件的整个
过程进行调查。（二）外交大臣决定于7月12日召见中国大使，当面对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
议。
　　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位小小王国的女外交大臣拒绝对一个强权大国屈服。瑞
典大使馆驻华文化参赞这个职务，至今仍然被冻结著。
　　至笔者撰稿时，残杀安娜的凶手仍然在逃。在感叹生命如此脆弱之时，笔者也为国际人
权事业失去一位勇敢的捍卫者而痛心。正如大赦国际组织瑞典分部主席所说的：安娜对人权
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她是一位无人可替代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