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产党从20到40年代一直受中共的影响。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后﹐越共更是加深了对中共的依赖﹐在中共的支持下取得了抗法战？幍膭倮o 又仿照中共的模式在越南北方实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1952年越共二大宣布毛泽东思想受到了越南革命的检验﹐它和马列主义并列﹐是越共的指导思想。
1956年初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给世界各个共产党带来了冲击﹐越南共产党也不例外。苏共第一副总理米高扬1956年四月在访问了中国后又去越南﹐解释苏共反斯大林的原因并要求中越两党合作。当中共发起“百花齐放”运动后﹐越共更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求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党的政策进行反思。1956年五月七日﹐越共公开承认党在土改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划了几万名地主。八月份党制定了知识分子政策﹐说要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五月份发表﹑六月份出版的《百花齐放百家？庿Q 》的讲话﹐这份讲话是毛泽东审定的。越共还派了一些人到中国﹐了解双百方针宣传和落实的情况。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越南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被压制已久的声音。越南知识分子在抗法战因为越共当时说它的革命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但在1954年抗法战束并签署了关于越南停战的日内瓦协议后﹐越南共产党统治了越南北方﹐实行一党独裁﹐大搞阶级斗o 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和党一致。短短两三年的时间﹐越南知识分子中积压了深重的不满情绪。因此﹐越共只要稍稍放松控制，各种批判和挑战越共的言论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越南的百花运动越南文化学术界人士以一些杂志为阵地发表了很多尖锐的文章﹐成为自由化的阵地。最重要的是《人道》杂志﹐它发表哲学和社会科学文章﹐其刊名就和越共的《人民》报相对立。其它重要杂志有《文学》、《百花》、《新地》、《艺文》等等。从这些杂志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中国百花运动的影响。
这些杂志发表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呢﹖我们可以看几个事例。
第一﹐挑战越共对文艺的控制。《艺文》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只要党管文艺﹐文艺就不可能不是肤浅的……至于那些自1945年八月革命以来泛滥的陈词滥调﹐我们一点都不喜欢它们﹐但问题还不止这些﹗党的某一个书记总是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表现农民革命总是三个阶段﹕主编举例说﹕”去年十月﹐我应约作一次纪念鲁迅的演讲。在演讲之前﹐我必须递交演讲稿给作家协会﹐让他们审查……最近我又应约写一篇关于南方的文章……编辑在给我的信中甚至为我列好了提纲﹑写作要求、目的和字数。我感到恶心﹐千方百计想找个理由拒绝这样的约稿……（在这样的控制下）我怎么能有创造性﹖我怎么可能还是我自己﹖
第二﹐直接挑战越共本身。《文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传说”的寓言﹐说上帝为了改造世界﹐特地创造了一些巨人﹐把他们派到人间。经过一番改天换地的折腾后﹐上帝以为人类会对这些巨人感恩戴德﹐于是从人间召了一些代表上天听取他们的反应。谁知道这些人间代表对那些巨人怨声载道，说他们在移山填海的同时踩死很多正在谈恋爱的男女和飞翔的蝴蝶。
这些巨人听不见人间的歌唱﹐也听不见人间的哀号。上帝大吃一惊，说我创造这些巨人就是为人类造福﹐他们怎么可能会对人间疾苦不闻不问呢﹖人间代表告诉上帝说﹐那是因为你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只想着让他们强壮有力﹐所有材料都用在他们的肌肉上了﹐结果他们都既没有心﹐也没有脑﹗有一个诗人给他所在单位的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表达对他的恐惧和厌恶﹐诗人详细描写了这个书记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这个诗人的恶梦中﹐他的长指甲掐住诗人的脖子﹐象乌鸦一样把诗人从地上夹到天上。很多知识分子在文章中讽刺了对文艺一窍不通的党的干部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训。还有人写文章说党的干部是一些打领带穿皮鞋的人，他们只知道出席会议﹐发表演讲﹐然后到燕会上去狼吞虎咽。《人道》杂志的一篇文章还说一些越共干部一日三餐食不厌精﹐用的是精美的瓷器﹑水晶餐具和雪白的餐巾，旁边还有美貌女郎持候。与此同时﹐一般越南人往往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香烟和咖啡这些提神醒脑的消费品对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来说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
越南知识分子向越共挑战的第三个方面是揭露土改中越共以消灭地主为名义滥用权力和株连无辜，尤其是儿童。《人道》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土改中所发生的非法逮捕﹑囚禁﹑拷打﹑没收财产﹑对地主和被错划为地主的人实行的隔离﹐这些造成了很多无辜的儿童被饿死。这些行为并不能用领导人的错误来开脱﹐而是没有法制的结果。”有一首诗描写一个地主的女儿﹐父母被关押﹐无人敢收养﹐她骨瘦如柴﹐沿街乞讨。一个党的年女干部出于同情而为这个小女孩说了几句话并给了她一碗汤﹐结果被开除职务并在党的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检讨和被批判。
越南知识分子还挑战对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个人崇拜。胡志明岁数很大了﹐但还垄断着党和政府的权力﹐并被尊称为“胡伯伯。”有一首诗用隐喻的笔法把胡志明比作越南人用来煮东西的石灰罐﹐这种石灰罐用得久了以后里面的氧化物会积殿起来﹐罐子里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从而渐渐地失去用途。但很多越南人都对这种老罐子十分尊敬﹐因为它是祖先传下来的﹐是家族历史的见证。这首诗说如果人活得太久就象石灰罐活得越长就越没有价值就变得越瘦这最后一句显然是指胡志明瘦削的体形。
越南知识分子还用英国反极权主义作家奥威？柕娘L 格写作。例如有一首诗﹐题目叫“机器诗人”。诗中说在未来﹐成千上万受操纵的机器诗人将取代现在的没有改造好的诗人﹐只要一按按钮﹐这些机器诗人就会以一秒钟8000首的速度生产诗歌，这些诗歌都以“幸福的年代”
开头﹐接下来是“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劳动人民的双手﹑前进”等等。
越南知识分子对越共最严厉的挑战是一首1956年八月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诗﹐诗人是在对整个越南民族发出呼吁。
越南的反右运动越南知识分子在1956年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百花齐放”口号﹐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发起了自由化运动。越南共产党（正式名称叫越南劳动党）没有想到知识分子会这么大胆﹐在一段时间里党的各级组织手足无措﹐而中央领导人则顾虑到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不敢压制知识分子。但是，当11月初﹐赫鲁晓夫和其它苏共领导人决定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的人民革命之后﹐越南共产党立即开始了对自由化运动的压制。苏联出兵匈牙利以后的第四天﹐11月8 日﹐越南党的喉舌《人民报》发表社论﹐用典型的共产党逻辑批判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要求。社论说﹕“民主并不意味着容许每个人说他想说的话﹐”相反﹐民主的目的是在人民中传播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任何有损于人民的团结﹑在人民和党和政府之间挑拨离间﹐以及破坏党和政府的名誉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被禁止。
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自由和自由言论来分化党和人民﹐来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中制造思想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革命的思想。“第二天《人民》报又发表社论﹐批判纵容反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右倾态度。但是﹐越共对自由化的压制一开始并不顺利。在党报发表了这些社论之后﹐一些宣传自由化的报刊不顾压力﹐继续发表自由化的言论。于是越共动员了基层组织，派人到书店禁止销售这类报刊﹐基层干部还挨家挨户作宣传﹐要人民不要购买也不要相信这些反对党和政府的出版物。各种在党控制下的"群众组织"也行动起来以”
群众“的名义要党采取行动。
从1956年11月初到12月中旬﹐越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在政府的压力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著名的《人道> 》杂志在年底准备出版的第六期上甚至号召河内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自由言论的压制。《人道》杂志的这种呼吁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就在知识分子抗拒党对自由化的压制的时候﹐越南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中也爆发了反对政府的运动﹐一些地方的警察局受到冲击﹐交通被阻﹐最激烈的是胡志明家乡义安- 河静省的数万农民发动武装暴动。这些情况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再介绍。
12月中旬﹐当越南共产党看到仅仅是舆论压制并不能奏效﹐知识分子正在和工人农民建立联盟时﹐决定对自由化运动进行镇压。作为镇压的前奏﹐12月13日的《人民》报刊登了一所学校“全体学生”的来信﹐特别要求对自由化运动最重要的杂志《人道》采取措施。信中控诉了《人道》杂志在学生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说“我们要求政府对《人道》杂志采取果断措施。我们青年学生的灵魂仍然象一张白纸那样纯洁﹐上面印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幸福所发出的光芒。我们只想得到健康的思想，我们坚定地反对任何阻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东西。”
1956年12月14日﹐越南政府发表主席令﹐说既要保护人民在报刊上发表自由言论的权利﹐也要保证这种权利不被滥用。《人民报》于同日发表社论说﹐“为了确保正确使用言论自由﹐主席令规定报刊必须遵守下列义务﹕不进行反对政府法令的宣传﹔不鼓动人民漠视法律或者反对政府的法律和政治路线﹔不发表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反对人民权力﹑离间人民和政府﹑人民和军队关系的文章。”越南的党报还报道说﹐河内负责印刷《人道》杂志的印刷厂的工人义愤填膺﹐拒绝再印刷这份反人民的刊物。于是﹐在主席令和“人民”的双重要求下﹐河内市政府封闭了《人道》杂志，并禁止任何人继续阅读和传播这份杂志。
对自由化运动全面镇压越南共产党1956年11月开始压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挑战﹐然后于12月中旬对自由化运动全面镇压。镇压从颁布越南主席令和取缔自由化的主要刊物《人道》开始﹐波及到文化和教育的其它部门。当党重新控制了舆论阵地之后﹐便发起了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运动﹐用批判﹑检讨﹑开斗？帟鹊葋碚R 分子。接着便是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虽然全体知识分子都是这次运动的对象﹐不论在前一阶段的自由化中有什么表现﹐都要接受下放﹐参加劳动﹐但那些没有发表自由化言论的﹑特别是对党附首贴耳的知识分子都被安排到例如河内和海防这样的大城市附近﹐主要在工厂参加劳动﹐而那些参加了自由化运动的人则被发配到边远的山区﹐把他们交给不懂越南文的少数民族农民去改造﹐很多人在由于过度劳动和疾病而在那里死去。还有很多人或是自杀或是失踪。
越南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辉（译音）的命运是很有代表性的。潘辉是越南著名作家和记者﹐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被认为是越南文化界最受尊敬的人物。他的父亲在1880年代是河内总督﹐当河内向法国殖民军投降时他自杀身亡。潘辉自己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曾经为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而坐了十多年牢。潘辉在自由化运动中主编两份最重要的杂志：《人道》和《文学》﹐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因而成为官方的眼中钉。
潘辉被下放后不久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话官方也准备把他送上法庭。潘辉唯一的儿子参加了越共革命﹐在自由化运动时是《团结》报的编辑﹐这份报纸是官方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
的喉舌。在父亲死后﹐儿子不久也死了﹐但官方始终没有公布死因。潘家三代的命运﹐成了越南民族悲剧的缩影。
1959年﹐越共对《人道》和《文学》两份杂志的编辑和投稿人提起诉讼﹐说他们在“《人道》和《文学》杂志的掩盖下从事心理战”，被告分别被判处5 到15年的徒刑。在后来越共的历史叙述中﹐“《人道》、《文学》事件”就成了1956年自由化和镇压自由化的代名词。在自由化运动被镇压后﹐越南的文学杂志只剩下两份﹐一份发表配合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作品﹐一份发表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翻译文学作品。
一杯夺命的毒酒象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越南知识分子也曾经出于民族主义感情支持过越共领导的所谓民族主义革命﹐很多人或是坐牢多年﹐或是在跟随越共打游击时由于终年生活在艰苦的山区而落下了一身疾病。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抵抗知识分子”﹐指他们参加了抵抗日本和法国的运动。但他们当中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他们和越共之间本质上的格格不入。例如﹐还在越共取得政权前﹐一些知识分子就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意思是说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上面提到的被越共整死的越南最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潘辉对于知识分子和越共的关系还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当他在越共控制的“解放区”招待客人时他请客人喝咖啡﹐由于“解放区”没有白糖放入咖啡﹐潘辉就用一些土产粗糖来代替。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象党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
潘辉的这个比喻可以让人感受到越南知识分子当时艰难的处境﹕他们夹在外国殖民统治和共产党之间﹐出于民族主义诉求他们祇得投向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族主义革命﹐但出于自由主义的个人立场，在心底他们对共产党是排斥甚至厌恶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共产党的天下﹐除了抽象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外﹐人民一无所有﹐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潘辉把土产粗糖比作爱国主义﹐把咖啡的苦涩比作共产党﹐企图在这二者的调和中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欣赏咖啡的芬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独立知识分子不要说尊严﹐连生命都是没有保障的﹐他们支持共产党革命所换来的并不是一杯虽然苦涩但不失芬芳的咖啡﹐而是一杯夺命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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