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张远山之《中文网络的过滤与屏蔽》 一．中国人的类人孩生存 张远山寄来他的《中文网络的过滤与屏蔽》，此文曾在网络上扫过一眼，当时本以为会有“热烈的讨论”或众多的跟贴清议，实际上又是迅速地被删掉，网络世界又是满眼的文字垃圾。再读张文，仍让我久久不能自已。因为它唤起了我对中国网络空间久想说点儿什么的情绪，一种一言难尽的羞耻。 张远山说，屏蔽是一面巨大的屏幕（这项工作由网管部门全面负责，官方用语叫“舆论导向”），虽然这面屏幕未必能遮蔽整个世界，但足以遮蔽你的电脑屏幕，那些“政治不正确”的敏感内容你在搜索引擎中基本查不到，即使查到了也永远是“该网页无法打开”。这时你感到的不仅是人格侮辱，因为只有人会受到人格侮辱，臣民虽然是低一等的人，毕竟还算是人，但现在你意识到，你不仅没有写作自由和阅读自由，你甚至没有阅读的权利，你已被置于动物般的非人处境。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你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 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遭遇的情境。我还记得无数次地看到“该网页无法打开”的屏幕，自己傻坐在电脑前，清晰地感到自己的智商急剧地下降，在智商低至呆傻前倒是牢牢地记住“你被侮辱了”，人是灰的，生活是灰的，我无数次发誓再不上网，可要查点儿资料时又仍想起网络的有用来。 但是，张远山对臣民、奴隶一类网民的说辞，却只是涉及到中国人的某种状态的部分维度，简单地说，仅仅说自己或说中国人是臣民、奴隶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揭示出全部真相。比如，有合群自大的奴隶，这种奴隶并不以为做奴隶是可耻的，并不以为奴隶是有待改变乃至革命的生存状态，他们会挺身站在主子前面对邻居挥挥拳头，“小心你的狗眼”；有不觉不自由的臣民，这种臣民在如此受辱的虚拟空间里还在起劲地贡献智慧，讨论主人身上的污点是否或如何清除，这种臣民还在卖弄自己无根的自由，向同类宣扬忍耐渐进的真理哲学。更为重要的，臣民、奴隶这类王权、皇权时代的概念不足以揭示虚拟时代的人类生活，因为主子、主人也会虚拟到淡出奴隶的视野，现代科层制度维系一个社会的运转，其层层分工都有合理性，合理到它的存在是“科学的”，它的管制是防止人异化的。何况，臣民、奴隶一类的字眼仍未能说明人如何才能获得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机会，坐稳了奴隶位置的人未必关心争取自由的问题。 我在去年提出了“类人孩”的概念，是想把这种生存状态跟类人猿、以及现代文明世界里的成人即自由人划分开来，“类人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里有过巨大的合理性，因为个体面对世界太过脆弱卑微渺小，不得不在自然、上帝、国王、官吏等等面前低头如孩子，交出自己权利，把那些专制的事物当作可以安慰保护自己的成人父母。我多次用这个概念说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较为准确地界说中国网络时代的个体生存状态。实际上，中国网民多为年轻人，多为青年学生，他们正是孩子。孩子的品质和社会属性构成了类人孩们生存状态的本质。从社会属性上说，“类人孩”没有“成人”的生命权（生命自由），说话权（言论自由），交友权（集会结社自由），思想权（信仰自由），走动权（迁居自由），知情权（透明公开的信息自由），等等。因此，“类人孩”多是匿名的，虚拟的存在；“类人孩”可以说话，但他说话都是当不得真的，他可以起哄，可以架秧子，可以如戏如剧，但他就是说话不管用；“类人孩”也没有交朋友的权力，他们不可能组党结社（今年春，我们的左派孩子们，就想玩集会的游戏，他们想游行反战，抗议美国，却让专制机器戏弄得没有了脾气）；“类人孩”没有思想权，他们的网语只是在“拥护”“坚持”“不违反”等禁语下的宣泄，有如父母的孩子在饭桌上小声说不或胡言乱语；等等。要举出中国“类人孩”在社会层面上的权利缺失，还有无穷。而何等奇妙的是，中国网络平台竟真的是由孩子为主来演进的。 答案就很简单了，即使有专制，但个体生存仍有生理和心理的“成人”要求，要获得成人的权利，要像成人那样理性、对人对己负起责任。不幸的是，中国的类人孩们不仅没有成人的自由和机会，而且终生孤寡，日渐呆傻。王小波说，你给我弄出十几亿的傻子，可怎么个过法呀？不幸的是，中国正是弄出了十几亿呆傻的类人孩。毛喻原说，我们遭遇了废世。不幸的是，中国正是有了十几亿废人般的类人孩。 二．如何对待李希光 这样的小流氓 张远山还说，正因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网民不愿再做奴隶，所以他们非常敢说，在网上尤其敢说，但网站版主却不敢不过滤，网管人士也不敢不屏蔽。事实上，不敢不过滤的大部分网站版主和不敢不屏蔽的大部分网管人士，大多非常认同这些敏感字眼和敏感内容，他们只是为了生存，出于可以理解的怯懦和软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棗我接触过的诸多媒体从业人员无一例外。正因为深知正在从事过滤与屏蔽的绝大多数国人都是被迫的、充满犯罪感的，而非自愿的、充满神圣感的，所以我对当代中国病入膏肓的信息过敏不仅不悲观，反而很乐观，因为既然已经虚弱到了见鬼的程度，说明它已行将就木、去死不远，只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继续努力，中文网络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彻底脱敏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这是过于乐观了。我也希望如是。但是如上说，如果不认清类人孩的本质，乐观就不免空洞。前面对类人孩的社会属性稍有展开，乐观论者会说，只要人们都去争取社会层面的权利，类人孩们就能获得成人的自由。事实不然。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类人孩们有着内在的自我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就涉及到品质问题，生物学的以及心理学的解释。 什么是类人孩的心理，儿童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具有自我意识。对外界他们只有一种力量崇拜。谁是老大就跟谁，谁有权就跟谁，谁有资源就跟谁。因此，类人孩们没有是非对错意识，他们只有跟风意识。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曾写到，动物们听拿破仑和斯诺鲍两只猪针锋相对的演讲，在他们听来，谁在台上演讲时谁就说得有道理，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正是类人孩们的写照，因为这种跟风，在他们朦胧地觉悟做人的屈辱后，他们经常觉得中共高层有不同的声音，有两种声音，他们充满希望。而那些势利的类人孩，则如小流氓一样讨巧，他们匍匐在权力脚下，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装羊扮虎，唯利是图，哪有什么生命的同情、尊严和正大可言？ 把类人孩们的生存软弱当作可资乐观的证据是不成立的。须知，任何时代，真正的信徒、狂热的信徒都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生存的怯懦和软弱，他们无意成为帮凶。但这类人却有可能主动作恶，他们那样生存，也就保留了随时作恶的机会。“类人孩”并不全然可怜无助如孩子，他也会如孩子一样真诚或势利流氓无赖无行，如孩子一样天真或邪恶。在其恶言恶行的昭彰面前，他在小范围内在网络上在私人空间里的正大说辞，无济于事。前不久，安替先生揭露李希光的恶就是一个显例，但安替先生归结于人格分裂，却过于宽宥了李希光这样的小流氓。 说起这种流氓行径，中国人可有久远的历史了。就拿信徒最多的毛泽东时代来说，真诚的类人孩并不多（也许知青们会向我抗议），大部分人虽然呆傻，却是知道自己表里不一的。写过《思痛录》的韦君宜自承延安整风时代就很明白，她到五十年代才开始拒绝做帮凶，又直到八十年代她才开始拒绝做戏，到死时才说出部分真相。有这样的类人孩组成的国家，我们还能乐观到哪里去呢？韦君宜也如安替先生一样举过一个两面人的例子，即毛时代走红的散文作家刘白羽。刘在毛时代整人厉害，他在作家协会的一次会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然而，“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有一次，刘问韦君宜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喜欢屠格涅夫，这时，刘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面对这么一个审美能力很高的作家，想不通他会同时是一个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 因此，真正的认知绝不承认类人孩们有什么精神病变，如李希光有什么人格分裂，那样倒抬举他有明辨是非的一面，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有理性能尽责的成年人，他只是一个小流氓而已。这种势利的类人孩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命常态，因为缺乏做人的革命，缺乏成年礼，相当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也仍保留了类人孩的某种品性，例如，他们在中国生活时觉得中国好，到了西方又拚命美化西方捍卫西方，或者占尽西方的便宜而不尽任何义务。幸运的是，他们对西方社会并不构成破坏性。 但势利的类人孩们对中国生活里的做人尊严、自由和机会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对刘白羽这样的无赖，我们可以本着正义的历史原则，以道德法庭审判之；对李希光这样的流氓，我们却需要发明正义的即时实现原则，教训之，清算之，审判之，惩罚之。这是对中华法体系的要求，是对法治国的要求，也是中国法学家们的历史任务。 中国人的伦理，讲原则（良心正义）的家庭是不会收留别人家的小流氓的，甚至是会教训小流氓的；讲原则的同胞兄弟也是会惩罚小流氓甚至大义灭亲的。因此，当下中国人的法治精神，其重要原则就是制止类人孩们的主动作恶。我说过，由于中共专制政府无审理惩罚专制之恶的行为能力，中国地方、民间、网络乃至海外就有必要建立起追惩机制。中国的含冤无告者就可以到另外的空间里报仇雪恨（当然不是到阎王那里去告状，因为人类文明的生活空间已经多重，人类需要把这些生活空间努力变革为公共空间，而不是如目前那样网络、海外、地方等空间只是类人孩们的私人空间）。那些罪人们，休想自由地进出另外的空间。我的法学知识为零，但我想，人们不应仅仅只是控诉羞辱像李鹏那样的中共高官，对那些作恶的普通官吏，也应该有诸如反人类罪、反社会罪、破坏生态世态心态环境罪来惩罚之；对那些枪杀平民的军人，那些残害民众的警察，应该被控以谋害公民罪审判之；对那些化公为私的商人，应该被控以偷盗国家财产罪清算之；对那些如李希光一样的帮闲帮凶学者，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监禁若干时间教训之，等等等等，只有如此，中国的官产学类人孩们，才不会作恶之后仍大摇大摆到地方到民间充大，才不会作恶之后顺当地道貌俨然地到海外到别人家里考察。 三．知而未行未知也 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前途的乐观建立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心里明白的基础上，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是一种类人孩心理，即自我中心主义的聪明观，它否认了启蒙思想的意义，一切只是变得技术化、知识化，一切跟道德勇气、良知正义无关。天下事就你明白吗，心里清楚的人多了去了。这是类人孩们的心理，他们不会主动行善，抗恶，因为聪明人都未出头。 既然心里明白，中国人却少有付出行动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并没有明白。这就像刚出校门的天之骄子们，个个以为自己怀抱天下，有澄清四海的雄心、意志和见识，最终却乖乖地做了专制机器中的小小部件，见大人则谄之。他们并不明白人生。因此，中国的哲人说，知而未行，未知也。 类人孩们以“难得糊涂”自期欺人，他们的孩子眼光确实糊涂得可以，他们不仅看不出真知何在，久而久之，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受屈辱的经历当作可回忆的甘美的人生。今天相当多的文革知青一代和他们的父辈们，在休闲生活里，总是把自己孩子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唱得“尽善尽美”当作享受或人生一乐，就是类人孩们无能接受人生灿烂的明证。隔着时间的面纱，他们已经失去当年的血腥、残酷和患得患失，他们只会体会人生的过程之美而非正义之真善之美。心理学如此证实，对类人孩们来说，如果不同的事物对其呈现相同的面相，他们就分辩不出那是不同的事物；如果同一事物对其呈现不同的面相，他们就以为那不是同一事物。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智在类人孩那里将保持终生，不会因知识、信息的增长而有所变化。这些自以为明白看透造化把戏的类人孩们怎么会组成一个成人的国家呢？ 正是因此，相当多的类人孩才会理直气壮地过滤和屏蔽敏感的人物言行，因为他们聪明地以为敏感人物言行只是说了反话，只是个体性的辱骂恐吓，只是毫无可行性的口头抗议而已。笔者曾当面聆听一位中宣部官员的教诲，你们不能老生常谈，你们不能说几句打倒、可耻、可恶了事，那样的话人人都明白。这位官员无意中说出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抗恶不能捡现成的，不能仅做到“政治正确”，例如过去说胡风坏是现成话，现在说舒芜坏是现成话，过去说鲁迅好是现成话，现在说胡适好是现成话。即使这种正确的现成话是敏感话，是为中共专制机器所不喜的话，说出来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说明我们的启蒙没有进步。因为启蒙既然是针对专制愚昧，那它就应该揭示真相，颠覆类人孩们的生活基础。启蒙需要以身作则，需要可示范，与以暴抗暴的阶级革命相比，它更应是诉诸我们生命善意的全民革命，是政治革命的普遍反抗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