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

华新民

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

由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 ）九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上映时，我去看了。

那天的观众是华洋掺半，对于电影的题目“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有点费解，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却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那是伟大领袖1957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为当年的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的，据笔者理解，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红卫兵。可以说，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几个月里，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显然，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棗这世界是他们父辈的，因此也是他们的。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确实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标题是起得很合适的。

至于卡玛，虽然是个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从《八九点钟的太阳》到《牛虻》这件事的难度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出现在电影里的两个名气最大的红卫兵棗“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姓名，但只能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在映完后的观众提问中，这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见到他们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千呼万唤始出来”，勉上银幕犹遮脸。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笔者猜想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名字也“发展”了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电影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最受他敬爱的神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卖 《八九点钟的太阳》多次引用了苏联电影《牛虻》的镜头，并且让刘少奇的女儿刘亭出场，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影片里介绍，一九七二年，在刘少奇的子女上书要求见狱中的父母时，那个称他们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毛伯伯，平日里谈笑风生，却在批示中冷冷地告诉他们：“父亲已死”，这时离刘少奇在开封死去已有三个年头。回想一九六六年夏天，刘亭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同电影中出场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女一样，都是各自学校里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是各个学校文革运动的主宰，简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后不过六年，当年还唱着：“忠于革命终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如今自己的爹却早已见了阎王，娘也在鬼门关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亲子之痛以外，如何面对当年被斥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学？

如何面对那些被送去见阎王的老舍、卞仲耘的亲属？真应了伟大领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间正道是沧桑”。

“钟馗”失于朝而求诸野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不过要说他老人家当时就存着欺骗利用之心，恐怕也没有那么英明。那时反右运动刚刚大获全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云云，无非是江山初定，传诸万世的踌躇满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况就不同了，“三面红旗”的失败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当年一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月份，刘少奇又当着毛的面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从此下了除刘的决心。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借助钟馗的。毛泽东的第一个“钟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力排众议替他解围的林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共高层领导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钟馗。毛曾经试探过罗瑞卿，私下问他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连罗瑞卿这样的近臣亲信都不愿意替毛辩护，可想高级干部中像林彪这样有自觉性指鹿为马的人不多棗这些人都经历过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知道灾难的原因在哪里。“钟馗”失于朝而求诸野，他只有到刚刚进入懂事年龄的人中间去找。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刚过去的灾难没有太深刻的记忆，有记忆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为真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正是最理想的“钟馗候选人”。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记忆只能选择性地由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几年工夫，不利于统治者的记忆就抹得干干净净。

但是要让这些候选人为他所用，毛知道还要花一点功夫。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初发表对毛远新和王海蓉的“春节谈话”，内容是教育改革，反对“把学生当作敌人”，主张在选课、考试等方面给学生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同时，他还提出全国的大学生伙食标准提高三元钱。这些意见不能说不对，但是他不通过政府部门去制定方案实施，甚至抛开本应该“领导一切”的党中央，而是从“二线”走到台前直接把话讲给学生听。一篇家常谈话，他便让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知道，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理解学生的要求，而且一切关怀和恩典都出自他个人。他不能让未来的“钟馗”们去感激那些注定要成“鬼”的人。

而对那些“小太阳”来说，毛还有额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虽说这是他为日后整“走资派”埋下的伏笔，但在当时的学校中，则体现为越来越讲出身的“阶级路线”，其效果是在升学、入团、入党和提干等方面替这些干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竞争对手。这无疑激发了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伟大领袖“最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电影在探索红卫兵一代人对毛的狂热崇拜时，花了许多镜头重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片断，以强调文艺作品对这代人思想的影响，然而对于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因素则几乎没有着墨，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一项缺失。

“造反有理”

毕竟，思想灌输的影响是敌不过利害得失的。所以当后来文革进行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毛的“阶级斗争”露出了“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面目时，这些“一论”，“再论”，“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保爹保妈的“保皇派”。

他们如“牛虻”大梦初醒，把怨恨发泄到那个称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战斗队改名为“大月亮”。一九六七年清明时节，老红卫兵们络绎于途，涌到八宝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们诉说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笔者就读的中国科大当时和八宝山相邻，有一天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反标”∶“拥护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老毛你敢吗？”——“牛虻”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过这时“神父”已经不在乎他们了，他已经有了另外一支真正愿意打鬼的“钟馗”队伍，那就是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毛招募这些“钟馗”的办法是替他们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时间里”加于他们的各种反革命帽子。于是“造反派战士最爱毛主席”的歌声响彻云霄。这批“钟馗”们——主要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负所望，一心一意为他实现了打“鬼”的目标。他们后来也遭到贬斥和抛弃，但情况同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国历来的老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

毛的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对“钟馗”“轮”着加以使用的天机。

“东方红”的觉醒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

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贞（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贞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这是一则很少被人们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从朱成昭事件中警觉到，上一代人的记忆如果传给下一代将会发生怎样的事，这正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也许从此看出了大学生的“靠不住”，“知识越多越反动”，决定用更加愚昧和听话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深入发掘，让这一段历史不致因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