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书

----答毕巧林及梁泉诸先生

（北京）余世存

谢谢你们的好意。就像你们的一个兄弟，在长久孤独地自言自语或朗声倾诉中，忽然被你们看见并指点关怀，我很不好意思，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不同，请不要跟我说客气话，不要给我加上汉语裹那些早已变得自大而无行的概念，丹哥谈我的中国问题观已经让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再来揭露说我是一个孤愤者，思想者，就太见外，太生分，会让我手足更加无措：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具有必要的勇气和独立精神来恢复我们这个世界的某种信念和理想主义，用丹哥的话说，我们虽不相，识，却可以是精神上的同盟，我是你们的同类，你们的弟兄。

知识分子必须身体力行你们对我的理解也让我觉得新鲜，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这么多年居然对同行做了这么多的批评，仔细回想，倒也释然，我确实对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有点失望，我国人生艰难奇诡，世所罕见，人们，其实仍是百姓们，对我国的知识分子有所期待是应该的。用传统的话说，人们心中的知识分子仍应该是明理，识礼、正义、正则的读书人：而不是在学者教授大师名义下层层包装的人上人，人们不希望读书人也让世界处于悬而未定的状态，人们希望读书人表达立场，示范生活，讲明什么是良知，正义，什么是爱，幸福，什么是国家利益。在今天，由权力，资本和知识等操持的报刊，影视、网络，学校等传媒和文宣教化，远远不能够解答民众的生存和发展要求，那些知书明理的人，在责任方面把自己等同于百姓，在名利方面把自己当作精英或上等人。

我拒绝进入体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现在可以说，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了这种生活。我希望能脱净身上的一切装饰，做一个本真的相融于社会的人。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路不是不可以走，但那条路太窄，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李慎之为很多如此生活的知识分子遮羞过，随着他的逝去，再没有人为犬儒的知识分子们遮风挡雨，这种风雨，就是我们社会剧烈变动的要求，是来自正义的叩门声，走来自良知和正当性的疑问，是来自自由世界和发达社会的较量性评估，慎之之后，知识分子必须身体力行地回答，他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也是我近来不断提到的个人生存哲学和民族社会变革的政治哲学。知识分子要为青年提供生存示范，要为社会变革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我理解的革命你们看到了我在提革命。对我国的革命问题，我只是小声说了几句，就让一些人怕得不得了，谢谢你们对我的革命主张的同情，其实，如果革命都不能被讨论被分析，都不能作为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不能说明帮闲们的警惕性有多高，而只能说明他们的病态和神经脆弱：如果革命不能作为像我这样无权无势或像我的工人农民同胞们那样实在的威吓和生存的最后手段，那这个国家也就太无天理了，这个社会也太没有自然正义了。用一句学者们的话，在我们的国家裹，究竟有谁之道理，何种正义？

到今天为止，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思想意义上的革命都未破题，我所呼唤的革命，是这样的一种全民革命，并不是阶级革命，更不是复仇造反。我理解的革命，不是煽动人们内心的仇恨，不是放纵人们内心的情欲，而是激发每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尊严，良知，关爱和自觉。孙志刚事件中，如果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民间调查委员会或善后委员会，就是我说的革命：三农问题的专家和众多志愿者中，如果能够像对日索陪一样，出现几个志士或机构，开展要求政府赔偿农民、艾滋病人或其他受到盘剥和不公正待遇社会阶层的活动，就是我说的革命：提倡以法治国的学者中间，如果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护宪委员会，就是我说的革命：及时公布贪官污吏，胡作非为的商人，帮忙帮闲的学者，并建设某种审判和惩罚机制，就是我说的革命……对于我国的类人孩们和我们这个类人孩状态的社会，任何文明理性的发扬光大都是一次革命。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革命手段及其力量的缺乏，我们的社会仍是一个专制社会，我们的民间有量无力，我们在私人领域裹有音而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无声，我们孤独的个人有力却无足够规模数量的人协力同心。我们无法限制权力，我们无能节制资本，我们无力教化知识。公民社会的发育，其组织化、技术化和分工等等远未启动，我们因此不能以公民运动哪怕是市民运动的方式监督政府的改革、抵制政府的恶法恶行。

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刚从乡下回京，听说北京拘留了16个人，上海拘留了7个人，东北判了一个叫罗永忠的人，这些本无罪错的同胞，其唯一的罪是让我国政府对其犯罪。其罪既已犯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阻止政府继续犯罪，那些为孙志刚拍案过愤怒过的学者教授们，应该保持其做人的一以贯之，不断地集结力量来阻止政府犯罪，这样才是文明理性的表现。但可惜，类人孩们趋利避害的依附性使他们躲在单位或体制的庇护下，自觉地错过一次次的机会。

这样说。我过于刻薄了。我其实应该向我伤害过的人道歉，因为我也并不勇敢，我的生活充满失败，这也是我一再解释不能看重类人孩本性的原因。类人孩首先是指一种前现代状态，一种非文明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世界，并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的居民是类人孩。

鲁迅的国民劣根性，任不寐的灾民理性，跟所谓的国情论一样，都包容在类人孩的整体状态之中，吾人不能因与其他文明的孩子不同，而自大得永远做一个成人眼裹的有中国特色的无赖：其次，类人孩是指存在个体跟社会的关系。他依附社会，消融于社会，就像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专家、为教授，完全消融到社会中去了，他不能超越、独立，他不能成为他所是，他难以走动，无能说话，不会交朋友，更不能思想、信仰。无论今天的帮闲们如何说得天花乱坠，真正的成人之路必须争取其在社会上即公共领域中说话权（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表达自己而不仅被人代表），必须争取其交友权（集会结杜组党的自由），必须争取其走动权（迁居自由，打破超经济强制，打破地方经济的分割），必须争取其劳动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等，不能把言行的正当性建立在对类人孩们内在特性的揭露上，不能指责类人孩的文化程度，不能指责他们的自私或愚昧落后，知识分子尤其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只是在私人领域表达自己的良知或正义，只能在私下嘲弄或诅咒专制的愚昧残酷，只能用有自身特色的符号编码来表达的见识。

感谢你们的理解，我对同行们的指责是希望有更多担当者的出现，或者说，为青年朋友们铺平道路，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读书人，我的指责也许还有范仲淹所说的意思，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之坚持革命，是因为任何类人孩状态裹要进入文明社会，获得成人状态，不经过争吵，讨价还价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多少家庭的孩子都只能以叛逆的方式，才能正告并让家长明白，他们在诸多的关系上已是平等的一员。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今天的天鹅绒式革命，台湾的民主革命，都经过改革改良者难以想象的代价，才真正迈进了文明持续发展的堂奥，关于我国的现状及其前途，我应该是乐观的，我只是对专制的改革改良命运不看好而己，我国的命运，既取决于无数的民众，也取决于每一个知书明理的人，我曾经悲观过，那是因为我对外界外人抱有希望，我的生活充满了等待，我批评知识分子，曾哀求过他们：但后来我明白实际上我能批评的是，反思我自己，我自己不也是知识分子？我自己能做多少呢？我适合做哪些工作呢？我的一个老外朋友八十年代末来到中国，那时他见了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印象裹，年年到中国来，听到中国的文化人们说起自己的国家，就是一脸沮丧、无奈、悲观，用他们的话，“没戏”他惊讶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为什么民族的精英分子都是旁观者的态度，只想自己跳出来，该要和不该要的生活一个都不能少，而不能尽心介入，以图改变，要了解不同阶层的国人生活这个月裹，为家事我回到了老家随州，我觉得多年不见，家乡变化还是不小，但我的初中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随州没戏，随州的头儿不行，随州没有产业，没有人投资，我很想告诉他们，他们的话虽有道理，但他们对生活方式，对产业化内容的理解有偏差，何况随州的前途也取决于他们的作为。但我没有说话，我要多听同学们的话，当代汉语贡献奖的首届得主刘力群先生说，我们的精英们如要了解不同阶级的国人生活，就得回去跟自己的小学同学做朋友：如要暸解不同阶层的国人生活，就得回去跟自己的中学同学做朋友：可惜大部分精英，只会跟自己的大学同学甚至只跟自己的同行交朋友，他们的生活是差不了多少的，这导致他们跟社会的脱节和想当然，导致他们不能平等地看待其他阶层其他行业的同胞，更不用说跟后者进行理性地有效地交流，我曾经以为自己完全不能跟人找交道了，但多年未见，我的初中同学们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令人感动的热情，他们把待客作为生活中的人事，他们不求我任何事，不问我做什么，他们只是要与我分享在一起的时光。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同学中有人已经下岗，我们一起打牌时有人故意给他输钱，还有人是教师，有人是税吏，有人是医生，有人是个体户，他们的生活没有更多的希望；跟理想或孩子时期的信念相比，他们生活得有些迷茫，难得糊涂，但他们达观、坚韧，他们很少忧天怨人，只是当他们说没戏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老外朋友所说的国人言行，我想他们也是说给我这个外来者听的，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们绝不旁观，等待，他们相当投入，我还因此想起了年初（致朋友们的公开信），我希望朋友们仍有足够的勇气和独立精神来坚守我们孩童时期即有过的纯洁信念和淑世情怀，并热烈地介入生活，我在我的中学同学身上也发现了他们的美好和善良。同时我看到了，所有说没戏的人们，今天都大大小小是一个混得不错的人物。朋友们经常善意地关心我住的房子、我挣的生活费，但我同时也知道这些话题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交流的方式，那些说没戏的人们，多用物质时尚，圈子名利，小众趣味、体制格局，把自己层层包裹装饰起来了。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不能一面说没戏，一面又完全适应了专制生活，甚至把自己当下生活的成就荣誉乃，至回忆都归属于专制时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不能跟自己嘲笑的专制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只要他们在这裹，他们就有为争取自己的成人之道而尽绵薄的责任。

在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我一直有话没敢说出口的，就是落后民族的学者教授们在见识和其他方面比不上一个文明社会裹的新闻记者，我见过不少驻京的外国记者，他们揭示真相的勇气，他们评论事件的道理，他们解答民众疑难的方法，往往超出我们的学者之上。当我如此相对地看待这一社会现象时，我发现一些九十年代走出校门的年轻记者，从都市跑到内地时，他们往往比当地社科院，文联作协和政策研究室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和秘书们更有言路和思路，更能做点实事，更为自觉地摆脱长官意志。惭愧的是，当发达社会的志愿者们不远千里万里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边缘弱势者服务，给我们带来做人的意志和尊严时，我们却无能离开都市生活，去内地，中小城市，参与当地的建投，促进其社会组织化、技能化和社会分工，争取当地边缘弱势者们的正当权利。一方面，我们的大家长权威太强，一方面，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权威又总是缺席，伊枚克人曾问，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相信对相当多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有着血泪：我相信这句话裹蕴含有类人孩们成人礼的方法和内容。必须有力量现身，必须有力量走去，必须有力量到来。而现在，我们远远不能成为一种力量，也就是不能成就为一个人，批评政府，限制政府，彰显民权，我们远未能成为把做人的尊严、力量、信心和正义还给自己和别人的人。

而今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由于缺乏自觉意识，使得我国的时代精神寻找其人格形式时不断下移，比起中共改革开放初期今人感动的全民各阶层的合作，尤其是精英层对民众要求的善用带来的全民受益，今天。

历史任务的助力和推动者们已经从政府官员、精英层面下移到青年、学生和民众那裹，可虑的是，民族社会的资源并没有下移，反而不断地剥夺，众敛，这导致了从精神到物质层面的剧烈分化，导致了愤青一代的长成和偏执，长此以往，裂痕深刻而不可调和，我提倡革命，就是希望在兑现我们生存的正义时，我们民族能够付出较小的代价，改革改良的成本已经过高，为维持稳定或不扰乱社会秩序付出的代价已经是几代人都无法承受的，我们或者可以通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尽早地把我们民族带入一个持续不断变迁的文明社会，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官产学资源。稍微下走一点，我们的民间社会就会迅速壮大力量，我自己也不会有生活的恐惧或力不从心之戚，我们可能会以较小的代价解决民族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瓶颈，而今，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怠。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确实有太多的话说，由于某种紧迫感，我的写作内容过于狭隘，这给你们和不少人留下了孤愤的印象，实际上，我本人性格是相当温和的，我的写作兴趣也很广泛，对一切美的人事物情，我都愿能够结识倾心，我其实足一个极为生活化的人，甚至对学问，思想、西方知识，我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当然，我说过，时代精神已经下移，学者，教授和文化人之流无能洞察并及时表达民族社会的正义要求，“群赴东邻学国史，神州士子欲羞死”，陈寅恪曾看到了沉溺于某种知识的危害，这种“唯识”教士在我们社会既不能成就一个知识共同体，也于民族发展本身不切己，我们只有破除其迷信，才有可能兑现一个社会的基本正义，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的文明正当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