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号《书屋》刊载徐雁《世治藏于国──五十年代初私家藏书捐赠实
录》一文，为当年的文化掠夺政策唱赞歌，读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治史需要在资料搜集整理考证上下工夫，更需要直面真实的勇气和人文关怀的
精神，否则，充其量是剪刀加浆糊的功夫，倘私心自用，还能像魏收那样写出秽史
。吾国史家虽不乏“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王安石《答韶州张殿承书》）者，
更多春秋笔法为尊者隐贤者隐的传统，褒所不当褒，贬所不当贬。与“怎么写”配
套的，是“写不写”的问题：有些有价值的人物和事件被有意忽略，导致历史失忆
；有些没有价值的人物和事件被大书特书，导致垃圾充斥；最终导致“善既不尽传
，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同上王安石语）太史公能够写出千古传唱的《史记》，
恐怕与其敢言人所不敢言，为李陵辩护的精神分不开。他的因言贾祸，亦足以让本
来就缺乏独立人格的“士”们噤口。但噤口也比睁眼说瞎话强。中国历史上瞽史的
存在，大约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睁眼说瞎话：少一点明眼人的外向聪明，多一点口没
遮拦的内向反省。
    余生也晚，且愚，五十年代的域中是否治世，如果是，又是什么样的治世，毋
需置喙。私家图书典籍之“藏于国”，大约也是事实。但这些图书典籍是怎样“藏
于国”的，“这种化私为公的义举”（徐雁语）是否能达成保护图书、传承文化的
效果，却很令人怀疑。
    徐文开篇就说“在中国藏书史上，将自己或祖上珍藏的书籍损赠国库或近代公
立图书馆的事迹，可谓不绝于书”的“优良传统”。我不否认在古代有些藏家会主
动将图书典籍捐献给官府，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皇权时代，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十分模糊，既有“楚弓楚得”藏富于民的开明君主，
更多横征暴敛的无道昏君，“献”宝也好，“献”书也好，其中怕也有不少难言的
苦衷。有的献是为了套近乎，有的献则是为了远祸。秦始皇为了愚弄黔首，设挟书
之法，禁止民间藏书，汉朝直至孝惠帝之世，才废除挟书之律，在此期间，私家藏
书可不是闹着玩的。汉武帝鉴于祖上因缺乏典籍，“法度无所因袭”，下诏曰：“
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乃建藏书之策。上有所好，下面自然广开献书
之路。遑论战乱时那些手握兵符的人（当然是读过书的雅盗）干脆杀人越货，将图
书据为己有。这等劣迹，史册就不会记载了。顾颉刚先生说：历代修史，都要从皇
家的《实录》和《圣训》中抄录史料，“所谓《实录》，不会把皇帝的一切真事，
都记下来。”如顺治母亲改嫁多尔衮，不合当时伦理规范，《实录》就不记载。且
吾国史书多为官修，非官修史书也基本为官僚士大夫，如欧阳修撰《五代史》，隋
朝更严禁私家修史。（参见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对此，只能
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了。那些主动“献”书的，是否一定博得个“你不错”的夸
奖，也未敢必，那个献和氏璧的聪明人就献得鲜血淋漓。
    据徐文介绍，周叔弢于1949年6月率先将一册孤本宋版《经典释文》捐献国库，
“楷模群伦，为随后私人藏书的捐献热潮之先声。”相信周公此举出自爱国热情，
也相信“百川归流式的捐出热潮，还要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初期
”，并且“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各地藏书家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捐
书之举，一直不绝如缕。”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领域，五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
和城市工商业资本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进行的，期间多少血泪，
不说也罢。在“党天下”的理想国，老百姓种点自留地摆个摊都要作为资本主义尾
巴被割除，私人藏书要独善其身，不亦难乎？政府对文物图书也是有一套政策的，
有心的读者不凡查阅当年的法规文件，其中就包括捐献低价收购和直接收归国有等
手段。如对公民个人发现的无主文物，有些国家规定谁发现归谁拥有，我国则为国
家所有；对私人文物，不允许民间买卖，更不允许倒卖境外，只能捐献或者低价卖
给国家，80年代后政策才有所变化。从徐文引用的资料亦可看出端倪。如周叔弢首
家捐献图书，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即予褒奖状：“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
民，殊堪嘉许，特予褒奖，以资表扬。”1950年9月18日，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在
起草《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时写道：“由於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
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实为从来未有之举。”1951
年1月，文化部文物局在《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中指出：“接受了不少人民的捐献
，并收购了不少重要的文物图书。”在这样的奖励制度下，藏书者再不涌泉相报，
岂非不愿“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对人民政府缺乏“爱戴与信赖”，有自绝
于人民之嫌。遗憾的是这类“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的善举有一个逐渐觉悟的
过程。文中提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先后“接收”前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的
图书，上海市文化局“接管”私立上海儿童图书馆和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亚洲文会北
中国支会图书馆，更是赤裸裸的抢劫，不说也罢。
    在产权物权明晰，私有财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将私家文物图书捐献给公
立或者私立博物馆图书馆，以便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不吝善举。遗憾的是，进入
80年代后，再也看不到这类大规模捐献热潮，是民众爱国热情降低了，还是失去某
种压力，抑或民间文化资源枯竭，相信读者自有高见。徐文说直到“文化大革命”
爆发前的捐献义举，“既为中国私家藏书史谱写了最后一篇可歌可泣的篇章，事实
上又规避了后来‘破四旧’和‘文革’对我国私家藏书的灭顶浩劫，值得人们大书
特书。”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破四旧”和“文革”均是有
组织有领导的运动群众，究系谁之过？以此反证“捐”之可歌可泣，毋宁反证“捐
”之无奈。好比有人要你“捐献”财物，然后放火烧毁你的宅子，再对你说：你看
，幸好把财物捐献给我，否则，烧了多可惜。你还得倒过来感激他。咄咄怪事！
    古今中外真正有能力禁书焚书坑“儒”的是以官家为主的有组织力量而非孤立
的个人，图书典籍藏于国也未必能保证它们不遭遇灰飞烟灭的厄运，所谓“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 藏于民往往能使图书典籍免遭全军覆没，为文化传承保存血脉。
《南唐书·鲁崇范传》中“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的说法，不仅客观反应了皇
权对文化资源的垄断和掠夺，以至图书典籍只有在皇权崩解之际才流入民间，也说
明了在遇到乱世时，“藏于家”是保存图书典籍的良好渠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后，为了强化文化专制，接受李
斯的建议，独任法术，“焚灭文章，以愚黔首”。公元前213年，在咸阳率先纵起焚
书的烈火，这样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燃烧了约一个月，除医药、农学、卜筮以外的古
典文献，全部变成黑灰。第二年，秦始皇又采纳法家门徒诸御史的主张，对那些“
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甚至胆敢在御前会议上公然批评现行制度的儒生大开杀戒
，460人被活埋，700余人被屠杀，其余的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惨烈的
“焚书坑儒”。在此之前，秦王朝曾经从六国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几乎全部的古典文
献（其中大约也有捐献的罢），设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皇家图书馆。屠灭中国文化主
犯秦始皇并未焚灭已成为自己囊中之物的皇家图书馆典籍，只是打入冷宫尘封起来
，也未来得及焚尽天下书，坑尽天下儒，他死后不久秦王朝就忽喇喇似大厦倾。“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硕果仅存的珍藏在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最
终毁于项羽之手。对此，先入关的刘邦也难辞其咎。他和手下的武夫们只知“争走
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仅有萧何不爱珍宝、美人，“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
藏之”，萧何抢救的也只是对刘邦打天下坐江山直接有用的地理、户口、田赋册籍
。“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俱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
所疾苦者，以何俱得秦图书也。”把文化事业兴亡继绝的希望寄托在刘邦那样为了
证明自己君权神授不惜出卖老娘贞操，敢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无赖儿身上，确实勉
为其难。以至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不幸中之万幸，尽管从秦始
皇三十四年至汉惠帝四年长达三十三年期间有挟书之禁，还是有人冒着杀头危险保
存了部分散落民间的图书。从除挟书之律到汉武帝初年，隐逸民间的学者们花了半
个世纪时间，从秦火余烬中刨剔出未烧尽的残简，从民间搜集一些残篇，再根据自
己的记忆，逐渐将古典文献整理出来，是为今文经。“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
传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
九，《书》十六篇”，由孔丘后人孔安国献给皇家，后来刘歆根据这些文献整理出
古文经。（参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艺文志：刘歆传》顾颉刚《古史辩
》第五册）
    世界文明史上亦有类似情况。亚里山大在征服埃及后建立的城市亚里山大里亚
一直是希腊文化的避难所。他死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位学生托勒密将首都设在亚
里山大里亚，以政府力量扶助学术事业，成就了亚里山大里亚时代辉煌的希腊化文
化。托勒密王朝对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建成当时世界第一的学院缪塞昂，而缪塞
昂最值得骄傲的是拥有当时世界第一的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之多，成为古典学术
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都是政府出重金请人一本一本抄出来，而非通过战
争掳掠或向民间搜刮。政府顶多命令停泊亚里山大港的船只交出所携图书供检查，
发现图书馆没有的书，就马上抄录，留下原件，将复制品奉还原主，多少反映了法
律文化对所有权的尊重。遗憾的是，罗马帝国的战火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狂热的
宗教热情，不断洗劫亚里山大里亚。公元前47年罗马将军凯撒纵火焚烧埃及舰队，
殃及亚里山大图书馆，70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好在一些该馆容纳不下的图书存放在
塞拉皮斯神庙，幸免于难。后来罗马将军安东尼又将帕加蒙国王存放在罗马的私人
藏书送给埃及女法老克娄巴特娜，亚里山大里亚保有的图书依然可观。公元392年，
亚里山大里亚图书蒙受第二次劫难。当时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埃及纳入罗马版图
，希腊学术被视为异端，罗马皇帝狄奥多修下令拆毁希腊神庙，德奥菲罗斯主教为
首的基督教徒纵火焚烧塞拉皮斯神庙，，大约30多万件手稿被毁。公元640年，回教
徒攻占亚里山大城，奥马尔下令收缴全城所有图书予以焚毁。该事件和公元529年东
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封闭包括柏拉图学园在内的全部雅典学校，标志古典文
化终结，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幸亏有些阿拉伯人悄悄把那些从亚里山大里亚的
余烬中拨拉出来的知识汇集起来，用新的语言加以解释和保存，为后来的文艺复兴
和科技进步保存了一丝血脉。数学史上一则案例说明了“藏于家”对保护典籍的积
极作用。希腊数学几乎等同于几何学，直到希腊化文化晚期，才出现一位伟大的代
数学家刁番都，其六卷本《数论》得以流传至今，就是在1453年土耳其人洗劫君士
坦丁堡时，一位逃往西方的拜占廷学者带出一本该书的希腊文残本。十七世纪法国
“业余数学家之王”费尔马就是在刁番都《数论》的基础上造就数学宝库中极具传
奇色彩的“费尔马最后的定理”。（参见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至於法西斯时代的德国意大利和吾国“文化大革命”官府对图书典籍的焚毁禁
锢，闻见者尚在，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