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读书》杂志上有一篇题为“由衷的忏悔”的文章，发掘出文化名人钱锺书的一件发人深省的往事。

事情的缘由是在1958年,钱锺书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宋诗选注》。23年后,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这本书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由，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为什么可选的不能选而不必选的倒选进去了呢?“种种缘由”又是什么呢？当时是1981年,官方宣布文革正式收场不久，大气候刚刚开始转暖，钱锺书对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还心有余悸。于是聪明过人的他这样解释说：“选诗很有些像学会之类选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身份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都得保留名额，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

事实果真如此吗？过了七年，1988年，当大气候进一步转暖后,钱锺书在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前言时不再谈什么会长理事长了，而是对所谓“种种缘由”作了解释，把“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作为该选的没选不该选的反倒选了的主要缘由，并把这本《宋诗选注》比作“模糊的铜镜。”因为这本书“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出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出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爱好。”结果是两头都不讨好。他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

幸亏这样的文章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倘若发表在较为通俗的报刊上，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被搞得一头雾水，不但搞不懂这个学术大师到底想要说什么，更对将近一千年前的古代诗歌和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之间有什么关系而莫名其妙。

那么，钱锺书在1981年根本不敢说，在1988年欲言又止的“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或者“学术界的大气压力”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当时选注古代文学作品必须突出:“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政治标准。另外还有毛泽东个人对唐诗，特别是对李白李贺李商隐的喜好和对宋诗的轻蔑和排斥。当时凡是吃古代文学饭的学者都知道毛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过宋诗“味同嚼蜡”。这四个字就把研究宋诗的学者弄得战战竞竞，自觉比研究唐诗的同行低人一等，在学术研究中更是如履薄冰。

但是钱锺书是一个才子，他并不甘心把这桩学术工作变成纯粹的政治宣传。他不能多选那些艺术高超情趣雅致的宋诗，但可以在注释上做文章，显示他的眼光、学识和才气，于是他便大加发挥，将一些常人认为没什么深文大意的诗句都注释得兴味盎然。当这本书传到海外后，就连胡适看了也觉得虽然诗选得不好，但注得可以。这就是钱钟书所谓的“自作聪明。”? 

但30年后回过头来看，钱锺书又后悔了。因为这样一来这本书被弄得有点不伦不类。既没有完全反映出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爱好主宰学术研究的历史，也没有完全反映个人的取舍标准和学术水平，这就是他所谓“模糊的铜镜”的意思。

更令他后悔的是，为了表示自己也并不欣赏宋诗，只不过在从事这项注释工作，他在书的序言中特意批评了民国时赞赏宋诗的著名学者陈衍，说他提倡的“同光体”诗深受宋诗的传染，形式上虽然有所改变，但“仿佛鼻涕化而为痰，总之感冒并没有好。”

被钱锺书用这样刻薄的文字调侃的陈衍并不是一个和他毫无瓜葛的人。陈衍虽然比钱大54岁却是他的忘年交。他在30年代曾经两次把钱召到苏州家中守岁，共度农历新年，当钱在英国留学时陈衍还寄给他自己的诗作，其中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这样的诗句，表示出对钱锺书的殷切期望。钱锺书自己后来也多次在文章和诗作中表达出对陈衍的感激和怀念。

“由衷的忏悔”的作者说，钱锺书并没有特意写文章表达自己对当年“稍预鞭尸行列”的忏悔和弥补对逝者的伤害，而是在90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字和旧稿中把自己当年和陈衍的交往和友情公之于众。可以想象这是在50和60年代钱锺书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文章的作者说，这种间接的纪念死者的方式或许比那些直截了当的忏悔文字“更为震撼人心，更能唤醒良知。”

但愿这是钱锺书的初衷，也是每个读者都能接受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