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

一位当过20年右派的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可谓集体大变节，丢失了自我。……舒芜变节，冯友兰投机，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卖论求生，杨树达、吴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从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去井冈山访问，回来后写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诗……”。闻敏的《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老照片》20辑），让我感到震惊，在那个知识分子自相践踏、一败涂地的年代，吕荧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吕荧这个名字将和陈寅恪、顾准、张中晓等的名字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吕荧是一面镜子，在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吕荧的作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脸。即便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场者接受采访时的不同回答，同样在不经意间露出了各自的灵魂。许觉民、涂光群、李希凡、蓝翎等众多在场者的回忆都提到了张光年，当吕荧发言：“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话未说完，“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对此，张光年尽管不无轻描淡写（“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但也承认“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舒芜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称吕荧站出来“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显然带有“看戏”的心态。在场的文人无不认为吕荧是个“书呆子”，“离现实太远”，李季甚至说他“真是个笨拙的反革命”。在那些聪明人看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识时务者，吕荧只是个“笨拙的”异类，是个不合时宜者，是个远离现实的“书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惟一为胡风辩护的人。“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说出了这句话。这不是什么学问，不是什么创作，但这句话的分量远大于吕荧作为学者、美学家、翻译家的全部作品，仅这句话就足以载入史册，激动后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吕荧一个人，他让另一头所有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历史往往不是聪明人书写的，中国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聪明人太多了，“书呆子”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民族是无望的，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无药可救的。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曾亲聆吕荧发言一幕的知识分子们，鲜有人为自己当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纣为虐感到羞愧、可耻，反而言语之间不无幸灾乐祸。如果没有吕荧，1955年的中国将没有一丝光亮，他的出现仿佛闪电撕破了无情的夜空，他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可耻的时代、各色文人的面目。

泰然、淡然和超然

张伯驹: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读罢章诒和的《君子之交（上）》（《老照片》第28辑），虽然文章还没结束，但张伯驹的形象已呼之欲出。张伯驹，与张学良等同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从30岁到60岁，他不惜一掷千金，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而其目的不过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将4万大洋换来的陆机《平复帖》、110两黄金买的范仲淹手迹《道服赞》，以及同样来之不易的李白、杜牧、黄庭坚的字等八件珍贵藏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换来的不过是1956年7月文化部长茅盾签署的一纸“褒奖状”。“奖状”被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这与柳亚子将自己与领袖唱和的诗词手迹以金丝绒装帧挂在客厅醒目处，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一个人将自己耗费大半生心血，历尽艰辛用房产、金条换来，甚至用身家性命保护下来的极为珍贵的收藏无私地献出，并不以此夸耀，这样的张伯驹已足以让人感到费解。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大名鼎鼎的头号右派章伯钧不无天真地问他：“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张伯驹的回答是：“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在反右这样的灾难面前，“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

为什么张伯驹能如此平静地面对袭来的横逆？作为北洋军阀张镇芳之子，他早已阅尽朝代变迁、盛衰兴亡，在他眼中，文化才有至高的价值，他身上显示出的正是文化的最后一线尊严，他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后面乃是文化的底气，是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给予他的力量。琴棋书画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只能通过一些个体生命得到传承，那不仅是艺术、是技巧，更是一种精神，这样的文化精神我们曾经在晚年陈寅恪身上看到，在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张伯驹身上同样能够找到。一个贵胄公子，一介旧文人，张伯驹竟然收留了家产耗尽、又不愿为日本人所用的袁克定，从七十岁到八十岁，一住就是十年，连袁克定去世也在他家。回首往事时，他的口气却“平静如水，清淡如云”。

在世变沧桑、人情炎凉的中国，他能够如此对待袁世凯的儿子，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呵，今天恐怕早已没有这样的人了。

他“瘦削的脸庞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我以为那就是文化的尊严。在字画之外，生活在一个诗的国度里，“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词。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人。”作者章诒和以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也是诗。但和别人不同，他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完全“是兴之所至，是习惯使然。”诗只是他生命的一种方式，是他自然人性的流露、表达，是他对世界万物的感悟。在张伯驹笔下，“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失去了显赫官位、门庭冷落车马稀的章伯钧有足够的时间闭门学诗、读诗，在读罢张伯驹自己油印的诗作之后，他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叹“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这不仅是指写诗的张伯驹，更是一个弥漫着浩然之气的张伯驹，一个有着文化底气的张伯驹。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毁灭文化，毁灭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具体的个体生命身上得到承载，有着深厚的文化教养，有了坚定的文化使命感，才能有文化的底气，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反右”到“文革”，毁灭的恰恰是文化的精神，风流云散，随着张伯驹、陈寅恪他们这一代旧文人、世家子弟撒手人寰，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从未因王朝更迭而中断过的文化命脉也终于成了一曲“广陵散”。在这种文化精神消亡之后，“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章伯钧的叹息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