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流氓”一词有狭广二义。狭义指的是侮辱异性或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广义而言，指没有生产资料（如土地、政权），丧失家园、没有理性、不事生产又特有破坏性的流动人口。《中国流氓史》一书总结流氓的特点：一般无业，或为流民，或被豢养，行为恶劣，不讲道德，不讲规则。

鲁迅在《流氓与文学》的讲演中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壮士、三百代言，皆日语，大概是痞子之意。在《流氓的变迁》中鲁迅更深刻地解剖了流氓的特点：“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流氓不是中国特产。但这种人物自古以来中国特别盛产。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氓史，是流氓与流氓之间的非理性争夺的历史，无数次所谓的起义、革命，不过是流氓之间大大小小的群殴而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文学教科书。

时代发展了，流氓数量更多范围更广，“于今为烈”了；手段更高内涵更丰，与时俱进了。无知无权无产者流氓，有知之士有权之官有产之大亨也流氓，所以流氓的定义也不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我以为，所有不讲规则不讲道德没有原则没有操守、一切都随着利益的需要而变化的人，所有不尊重生命人权和规避正义话语的人，不论有没有生产资料、是不是流动人口，都可划归流氓系列。

流氓的特点就在于一个流字。一是流动，变化不定首鼠多端。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二是下流，既使有国家家园（政权），有土地家园，但如果没有情感家园灵魂家园，精神下贱行为下流，也属流氓一族。

根据现代化的流氓定义，当今流氓充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放眼滔滔，尽是流氓，遍地流氓下夕烟。全社会都在痞子化流氓化：基层民众、知识分子、官员、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政府都在流氓化。甚至国家也有一定的流氓倾向。

二

民众流氓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出现公德败坏、诚信崩溃、见利弃义、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唯权是附、只见眼前、不求长远、欺诈成性、坑蒙拐骗等种种丑陋卑下的现象。国人纷纷在庸俗化野蛮化禽兽化也就是流氓化的小路上飞奔。而黑社会性质的流氓黑恶势力的燎原，则是基层民众流氓化加剧的特殊表现。因为，流氓和无赖恶棍土匪强盗，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体姐妹，他们的身份有时很难分个一清二楚的。

专家分析，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手段之残忍，气焰之嚣张，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政治领域渗透。从近几年披露的案件来看，有些地方的黑势力团伙简直到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地步。20世纪末十年，中国司法机关连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严打」战役，尤其是到90年代中后期，警方每年要摧毁10万多个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这些行动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遏制住黑势力团伙疯狂犯罪的势头。原因就在于，流氓黑恶势力大多有权力的庇护。在反腐愈反愈腐的情况下反黑，必是愈反愈黑。

知识分子流氓化。知识分子古称“士”，是一个特殊的承载着知识和道义的群体，是思想守护神、灵魂工程师。几千年来，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传统文化培养了一批有知有道之“士”——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说过，“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文革中，知识分子是被打倒，而今，知识分子是不打而倒倒向了流氓队伍，实现了四化：商贾化政客化异化流氓化。如《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所言：“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痞，就是流氓之一种。

责任感正义心自由精神独立意识成了稀有之物，知识分子群体中，弥漫着一股忽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物质功利主义价值观。他们或鲜廉寡耻唯利是图苟同苟异党同伐异，或揣摩圣意请功邀宠与狼共舞为虎作伥，或有钱就是父有奶就是娘，或以不正当手段图谋不正当利益。无綠“政治腐败”，就大搞“学术腐败”，不能亲当凶手，就争当帮凶帮闲并以此为荣。经过文革空前的摧残和八九暴力的践踏，知识分子的精神凋零如花碾作泥，其水准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同时，商业、媒体、艺术、体育等等行业从业人员也都在流氓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执法人员和执法机构流氓化。执法人员和执法机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公务员和政权机构，比起其它部门来，在公开公平公正方面存在着更高的要求。国民在社会上遭受冤曲，在其它部门遭遇了不公正，还可以求助于法律。如果执法人员甚至执法机构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元凶，社会稳定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当今神州大地，城管大队的执法暴力化、公安警察的土匪化、执法机关的流氓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使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护。

三

官员和政权流氓化。包二奶泡小姐养小蜜，已成官场常态。但我这里指的并非是这个。官员也是人嘛，在现代开放社会，只要没有搞权色交易，没有动用公款消费女色，也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罢了，既使流氓成性，象张二江那样泡上一百零八个之多，也不过生性风流而已，就算流氓，也是极低层次的。官场上，低层次流氓只会搞钱搞女人，高层次流氓则擅于强奸政治强奸民意，擅于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比官员流氓化更值得忧虑的是政权本身的流氓化。

南京《周末》报4月17日报道，四川省富顺县县委书记彭邦友向县检察院下达了一项“政治任务”，这件任务是查办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明章。从任务的性质看，王明章好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实际上，他只是为保护该县有近千年历史的文庙而冲撞了彭邦友。富顺县文庙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四川文庙之冠”。彭邦友要在文庙周围建造高楼，富顺县多数干部群众都不赞同，身为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明章多次当面向彭表示反对意见，在破坏无法制止的情况下又请新闻界作了报道。于是彭邦友要求县检察院查办王明章的“政治任务”，一会儿要查经济问题，一会儿要查渎职问题，总之必须查出问题来。最后，彭邦友自己因受贿被检察机关批捕，“由于这一意外，文物工作者王明章侥幸地赢得了胜利”。

刘洪波为此大发感慨：“近年来，彭邦友之类的货色人们见多不怪，他们在位之时，处处下达政治任务，整人可以成为政治，受贿后命令下属给行贿者办事可以成为政治，拉帮结派可以成为政治，对他们态度不恭敬可以成为政治，只要是他要做的事，无不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只要是他布置的任务，无不可以成为政治任务。政治成为魇其私欲的字眼，政治二字被败坏成最下作、最虚伪的东西，人们对之表面有庄严神态，实际上不过视之为污秽的儿戏”（《刘洪波:警惕！可怕的“流氓政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一文中曾经指出：“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执法部门，给人形象很不好。在县乡两级政府中，有的甚至在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时，故意招收一些类似流氓的人员。如一些地方在市政管理、计划生育、收费等工作中就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员。甚至有的官员明确讲，我们就是要重用这些人，他们敢做敢为。同时，近些年来对官员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松弛，一些官员把流氓形象当做潇洒。在有的地方，官员免费嫖娼只算是小儿科，还有幕后策划参股开妓院的以及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

孙教授指出的这些政权流氓化现象，本身仍属小儿科，而且政权流氓化并不局限于县乡等基层。不少中层乃至高层官员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与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已经曝光的几个黑社会团伙案件，皆有成串大小官员卷入其中。近年来的几个走私大案，有地方政府全军覆没的，有省部级大员牵连其中的，这方面已有过不少公开报道。

高层次流氓低层次起来当然也是如鱼得水：“见钱就收，不给就借；见位就抢，见国就出；见机就投，见色就好！”。流氓政治产生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玩弄流氓政治，官员流氓化和政权流氓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使政治这一门高尚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已彻头彻尾堕落为阴谋诡计的骗术和争权夺利的霸术。

四

国家流氓化倾向。朝鲜、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等独裁国家，在国际上素有“流氓国家”之称。其共同点是：支持恐怖主义，援助恐怖组织，从事恐怖活动；迫害、杀害政治异议分子和本国百姓；研发核武、生化、导弹等武器；不尊重生命、人权，与民主自由价值为敌等。911事件之后，利比亚领导人强烈谴责911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利比亚不再是“流氓国家”了。可见，既使是卡扎菲这样的独裁恶魔，对流氓国家的称呼也是深以为耻的。

我们一惯喜欢与那些国家流氓勾勾搭搭，并以充当它们的龙头老大为荣，对国际上正义的力量动辄斥为反华敌对势力，对批评的声音勇于拒绝擅于狡辨：别人责我侵犯人权，我就斥人干涉内政；别人批我专制主义，我就骂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别人指我头上流脓，我就骂人脚底有疮。总之是嘴尖皮厚，或咬紧牙关，隔壁阿二不曾偷，或反守为攻，你们自己也肮脏。要不，表面上与时俱进，实际上依然故我，一些国际人权文件早签署了，却挂在半空中从不落实。这些表现，就很有流氓的味道了。

好在，我们虽有鲜明的流氓化倾向，整体上毕竟还欠缺火候，没彻底“化”成。也就是说，与伊拉克、朝鲜之类真正的流氓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我们也迫害异见分子压迫老百姓，但不象萨达姆那样大规模杀害他们；我们也坚持社会主义，但已修正了，不象金正日那么一丝不苟的纯粹。

五

这一切根子都在于政治流氓化。政权的私有化（党有化）导致了政治流氓化，政治流氓化之纲一举，官员流氓化、知识分子流氓化、民众流氓化乃至国家流氓化之目，就争先恐后张起来了。如朱大可所说，“流氓是极度醒目的道德标志，它的大规模滋长，宣喻了一个动乱和罪恶时代的降临”（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任其发展下去，我民族的灵魂和正气将完全腐蚀消亡，离一个全民流氓国家流氓的时代也就不远了。那时，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窝甚至土匪强盗窝。

鲁爷说古时候流氓由儒侠堕落演化而成，我以为那样演化成的多为市井流氓，至于政治流氓的老祖宗，似乎应属法家——传统文化中最阴恶下流最不尊重人性和生命的部分。这种流氓文化随着专制王朝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能量越来越大，表现形式很多，如流氓群殴式的王朝更迭,流氓内斗式的权力斗争,流氓组织化的黑社会等，都是。流氓意识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深入古今政客的血肉之中。

与一母同胞的强盗土匪相比，流氓显得“阴”一些，喜欢“术”、“计”多一些。四十年代，秦牧写过一篇《流氓经》的杂文，他所说的流氓经，就是所谓的三十六计。他说，体现于三十六计中的那种破坏一切、利用一切、自私第一、小我至上的生活哲学，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流氓精神。秦牧骂的是早已过时的国民党，可把他的话与现实相对照，依然若合符契、句句真理，令人兴今夕何夕之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流氓们耍的花招、玩的计谋仍是那一套。这真是民主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同，专制的政权都是相似的。眼看着三十五计又都陆续快耍完了，我们也不妨仿秦牧先生叹息一声：“玩水者死于水，耍流氓本领者死于流氓本领，观众已经慢慢散去，戏快要收场了！我最后想说的只是马叙伦先生早已说过的一句话：‘不要把坟墓掘得太深了’”。

与国民党时代相比，当今政治流氓和流氓政治的文化背景更丰富复杂些，坟墓势必要掘得深些。原有的传统文化中的“法术势”思想、世俗文化中的江湖流氓习气与后进的马列主义斗争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共产中国为政权私有化服务的中国特色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江湖流氓习气本来也不算什么很坏的东西，可是后来逐渐堕落，又苟合了邪恶的法家思想，就将其流氓性无限发扬光大起来、成了人间极邪极恶极下流。这就是中国流氓“于今为烈”、政治流氓空前茂盛、流氓恶棍强盗土匪打成一片的主要原因。

六

流氓也分很多档次的。低等小流氓，往往无情无义、无知无德、坏事做绝、六亲不认！中等流氓，或无理而有情，或无情而有义，纵然也杀人也放火，在他圈子里，却是有情义有担当的好汉子。高等大流氓，则难得一见。他们或能文能武，本领出众，或敢说敢干，胆识超群，或敢于玩命，豁得出去，或疏财仗义，管理有术，或恩仇必报，恩怨分明。他们违法乱纪却恪守江湖规矩，作恶多端却盗亦有道。这些人大邪中有大正、大恶中有大善，是流氓中的有“道”之士，虽然为人行事机诈、狡狯、狠毒、决绝，其本事才干气质胆略德望，却有人所不可及者。如“解放”前上海滩的黄金荣杜玉笙之辈，《教父》中的教父等，此类富有大气的大流氓，而今已成绝唱矣。

中国既使成了最大的流氓窝，窝里的众流氓只怕摆脱不了一个“小”字，他们既使成了各行各业的大人物，仍摆脱不了小脸小鼻子小心眼小花招小手段小丑样小人味小家子气，不论政治流氓商业流氓还是文化流氓艺术流氓乃至足球流氓，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