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胡績偉自選集 新聞卷》

    1、为什么要自费出版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先生在去年自费出版了一套自选集，新闻卷，共三册，大约一百万字。我最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这三本书，读后很有些感慨。
    胡绩伟早年参加共产革命，从事新闻工作长达五十年，在体制内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在大陆新闻出版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可是他这本自选集在国内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也不能公开上市出售。原因当然是在政治上，是因为胡绩伟被当局视为自由化代表人物，是因为文集中有若干篇文章触犯了当局的禁忌。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它说明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压制是何等的严厉，也反映出当局是何等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然而这正好证明了这套书的独特价值。在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里，如果一个文化人、新闻人，一辈子也没写过一篇出格犯禁的文章，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不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那不是太可悲了吗？胡绩伟的自选集要自费出版，这正是作者的光荣。
    《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共三册，三册的标题分别是：一、《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二、《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三、《报人生涯五十年》。其中收录了作者从1979年到2002年间的五十三篇文章和讲话，相当完整地呈现出作者晚年的思考与奋斗。
    2、人民性高于党性
    胡绩伟这三大本自选集里的文章，主要是有关新闻有关办报的一些理论性、原则性问题。胡绩伟说他信奉“民为邦本”、“主权在民”、“人民高于一切”。但是胡绩伟又是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党报的编辑工作，具有党报报人的身份。正象作者自己所概括的那样，党性和人民性，成了其一生所有矛盾冲突之源。通过对文革浩劫的反思，胡绩伟抛弃了过去甘当党的驯服工具的愚蠢观念，鲜明地提出“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强调在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时，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胡绩伟立志要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应该说，在人民日报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以胡绩伟主持工作这段期间(从四人帮垮台到八三年)相对最好。当然，要真正做到把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必须要实行新闻自由。晚年的胡绩伟也意识到这一点。
    胡绩伟自选集里还收录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文章，其中，回忆邓拓、胡耀邦和王若水的文章都很让人感动。另外一些文章则披露了某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譬如作者讲到在七八年夏天人民日报注销文章，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遭到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强烈反对，责骂人民日报“不听党的话”，责问人民日报“究竟代表哪一个党中央？要查一下！”然而就在严厉批判人民日报的几次中央主持的宣传会议上，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是会议主持人，却对人民日报的这些“严重错误”一声不吭，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说，更没有下令纪律处分了。
    胡绩伟提供的这段事实很重要。以往，我们只知道华国锋是“凡是派”，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可是上述故事告诉我们，华国锋至少并没有动用手中大权压制这场讨论。今后在书写这段历史时，不应遗漏这件事实；后人在评价华国锋的功过时，也不应忽略他的这一表现。  
    3、言论自由是根本
    在一篇纪念周恩来九十诞辰的文章（写于1989年1月）里，胡绩伟对共产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指出中共有三大弊病：左倾顽症，党内专制和驯服工具。其中，对党内专制的分析尤为深刻。作者告诉我们，在早先，中共党内还有些民主。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只要遵守”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原则，只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们就还可以在上层继续活动。例如当初毛泽东就是少数派，但是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而且还保留了若干重要职务。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还可以同几位领导同志热烈交换意见，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没有被扣上”非组织活动”的罪名。这样，毛泽东才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毛的正确路线才得以取代王明的错误路线。
    作者反问道：“大家想想，如果当时把毛泽东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把同意他的人也打成反党集团，也开除出党，毛泽东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吗？他的正确路线能够胜利吗？”可是，等到中共赢得政权，等到毛泽东成了绝对多数，对于不同意见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把少数派开除撤职，而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的罪名。这就完全扼杀了党内自我纠正错误的可能，使当权者越来越专制独裁。
    联系到党报的功能，胡绩伟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党报不能代表全党和人民对党起监督作用，党的领袖永远高踞于任何监督之上，党委党报只能是领袖的驯服工具。”“党报只能宣传最高领袖的意见，不能宣传次高领袖的意见，甚至根本不能在报上反映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和什么分歧。”这种情况至今仍未有任何改变。其实，不只是党报，其它报纸也不准发出不同声音。胡绩伟这段分析批判既理性中肯，又深刻尖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也好，整个政治体制也好，它们的问题首先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举凡左倾顽症，党内专制，个人崇拜，都是建立在压制言论自由之上。争取言论自由是克服体制弊端的根本。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反对自由民主，但是，有不少人却借口要维持稳定，借口要渐进不要激进，借口不要照搬西方民主要制度创新，维护现行体制苟延残喘，抵制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把视线集中到言论自由这个关键上来。无论如何，言论自由总是应该兑现，而且没有理由拖延，现在就该努力争取，现在就该兑现的吧。如今，很多人都很赞赏胡适的名言“多谈些问题，少讲些主义”。那么，言论自由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多谈谈言论自由的问题。不论你喜欢什么主义，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总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除非你坚持的是法西斯是专制主义。
     4、难能可贵的自省精神
胡绩伟自选集的又一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的自省精神。作为一个给共产党充当了几十年驯服工具的老报人，作者坦承自己是到了晚年才醒悟，“老时醒，醒时老，醒时已白髪盖头，临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年轻的一代或许不难超越胡绩伟的思想，但是，那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这位老人的尊重。这一曲折漫长的觉醒过程值得我们去认真理解和思考，其中所必需的道义勇气也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