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所写的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本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研究与评论文集。所录文章，
散成于1993年至2002年间。
    1994年3月，笔者写成《八九民运史》[1]。杀青之日，曾戏言：“十年之内，
无人超越。”这个判断基於以下几个要素：其一，是自觉对运动大致的把握离真实
不远；其二，是自信对事物的结论经得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其三，是自以为在基
本史料的掌握方面没有太大的遗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十年
之内，中共不可能实行政治解禁。因为如果中国政治解禁，在现代资讯条件下，不
要说“十年”，“十天”就能凑成一本比《史》完备百倍的“全书”。即使将今日
海外资料搜集全面，不到半年，一部“准全书”也唾手可得。
    九年过去，上面所说的数种条件并未改变，但在此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关于
“八九─六四”研究的出版物日益丰富，相关的网站也非常活跃，尤其是《六四真
相》的出版、丁子霖女士关于“死难者调查”的问世，以及封从德先生“六四档案
”网站的建立，从不同的侧面大大丰富了这项研究的宝库，也显现出在“全封闭”
条件下成书的《八九民运史》，在材料占有方面的不足。随着这些新材料的不断问
世，笔者的接触面也有一个显著的扩大，加之广大读者和朋友的帮助与信任，笔者
于旧的结论中不断发现新的疑点。同时，由於该书是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出版的，
与海外联系不便，作者陆续修订后的最终定稿并未到达出版者手中。所以，该书不
论在事实细节和排版方面，都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都使我感到，对於《史》的修
订势在必行。但是，也有更多的读者希望，这本诞生于中国国内的、第一部《八九
民运史》应存其原貌，不论美丑，谓其本身既是一种“历史的见证”。
    鉴此，笔者决定，从单个论点和史实修正入手，集腋成裘，合成一部新的“修
订本”──《“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正如读者将看到的，这个修订本真正用
于“勘订”前书的，仅仅只有附录所载浦志强先生写的“校勘记”。而正文的侧重
，并不注重“叙事”的完整性，而在於相关的课题研究。它包括对自己的旧作，或
前人作品中“大而化之”的结论作一种更“深度的开掘”、“辨伪”与修正；它们
或为八九民运的历史合理性作一种总体的辩护，或对运动的构成部分进行单个的剖
析；既试图勾画政府行为的线索，也不乏揭示民间“黑手”的证据……本书的特点
，与以往的类似研究稍有不同之处，在於它力图克服那种“见物理，不见人性”的
倾向；它企图走出 "必然性推理公式”独步“八九─六四”研究领域的局面，把看
似“神秘”的、政治的“宏大叙事结构”分解为可施以运作的板块，而不仅仅满足
于一个“研究等式”的成立……
    也许正如苏晓康先生所说：“六四研究的课题并没有太多艰深之处，值得研究
的，倒是陈小雅为什么能做成这件事。”他认为，是中共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成
全了我。诚然，在“六四”至今的历史条件下，研究这个课题所要付出的“代价”
，是人所共知的。但从技术上说，书写这50天的历史，并不等於对50天的事情如实
录入。在《八九民运史》一书的序言中，我曾说过，这50天“是浓缩了的历史”，
至少是“改革十年史”积累下的矛盾的总爆发；不仅如此，为要探讨这50天发生的
事情的原因，有时你不得不上溯半个世纪……正因为它是历史的浓缩，就必然牵涉
到各种政治活动的轨迹与价值评判，就难免有不同观点和争议，就必然有事件被掩
盖，有秘密被销毁。而探讨和追寻这些被掩盖的事实和被销毁的秘密，正是“八九
─六四研究”的最大难点。不仅如此，9年过去，笔者还进一步看到，这50天不仅是
“浓缩了的历史”，而且是待展开的未来。它不仅牵涉对人们过去行为的评判，还
牵涉未来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正是这后一重因素的存在，使上述探讨和追寻工作难
上加难。在这个民运与政府的对峙之战中，历史学的执着，有时必须“冒着两方的
炮火前进”！
    在大多数民运人士的生存状态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条件下，历史真相的揭示有
时的确是残酷无情的。然而，正如笔者对於光远先生说：“科学的发现不必对科学
家的饭碗负责任”一样[2]，笔者认为，真正的历史著作，它如果真的可以区别于“
党报、党刊“的话，它对任何人的“饭碗”是不负责任的。不仅对别人的“饭碗”
不负责任，对作者自己的“饭碗”也不负责任。1997年，当笔者因出版《八九民运
史》和联署“联合国宽容年呼吁书”“失业”在家时，景山派出所一位经常造访的
张姓青年民警问我：“陈老师作出这种‘牺牲’真的‘值得’吗？”记得当时，我
给他讲了司马迁遭受腐刑而撰成《史记》，他不仅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部“通史”，
而且确立了中国史学中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正传统，那是中国史
学的“正道”，是我心中的“大统”。我还叙述了“太史公自叙”中的那段名言：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3]
    ──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这段话时，都会眼含泪水！不过，请读者不要误解
，以为我是怀着多大的“委屈”，为自己作出多大的“牺牲”而流出的泪水。完全
不是！我是深深爱好这一专业，并有一种传续这一专业的“正道”和“大统”的自
觉意识的。这个“正道”和“大统”，自司马迁以来，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忽明忽
灭，如荧荧鬼火般传薪不绝，夜空愈是黑暗，它便愈是强烈而耀眼……它一直是我
内心的灯塔，不论我游泳或航行在什么地方，它永远照耀着我。我是被民族文化的
精神养育长成的，此时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
    所以，我是满怀着对先辈的感戴之情，对历史召唤的激动之情，为理想献身的
满足之情来看待这个所谓的“牺牲”的。因此，当1996年12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宣布“解聘”我时，我的内心并无冤屈和伤感。抗挣的动作，仅仅不过是为了表示
不能“逆来顺受”而已。在我看来，在那整个事件中，我所得到的是更重要的，是
我内心一直在追求的，是我的所爱！是目的。而我失去的，只是次要的，是达到目
的的手段。一个人得到自己的心爱之物，怎么会有真正的伤心呢？！说实话，即使
哪一天真有可能对我们实行“平反”，我也是决计不会上台去“控诉”什么的。
    就像山坡上的蘑菇总是成片生长一样，一种文化思想成果，总是依赖一定的“
生态环境”发育的。在“八九─六四”研究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封闭与自满是自
身进步的头号大敌──不论是调查、研究还是得出结论，没有开放的环境、讨论的
氛围，没有可靠的咨询渠道与交流平台，要使一种思维活动持续深化几乎是不可能
的。而这个环境，在国内，显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成书之日，笔者要特别要感
谢那些在这方面曾给予我重要帮助的朋友。他们是许良英先生、张伟国先生、包遵
信先生、王鹏令先生、耿军先生、宋永毅先生、封从德先生、田大畏先生、仲维光
先生、安琪女士、胡鉴美女士、陈奎德先生、胡绩伟先生、朱厚泽先生、刘达文先
生与金钟先生。当然，还有苏晓康先生和洪哲胜先生，以及那些更重要、但现在还
不便直书其名的朋友们。正是他们所有这些人的不计利害的无私援助，使自古以来
中国史学的那一簇“理念之火”，能够在笔者的生命中继续燃烧下去……
    在决定“退休”之际，出版这本《“八九─六四”研究论集》时，我很荣幸地
得到了严家祺先生为文集所写的序言。家祺先生的这篇文章，既悲壮、深沉，又开
阔、明了。它站在一个融会古今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待“八九民运”与“六四冲击波
”，既鞭笞了血腥屠杀，也指出赵紫阳、鲍彤及一切人付出的代价，是怎样转化成
为历史的进步的。同时，他科学地区分了这个事件中的两类“牺牲”：一类是上述
“历史的创造者”为历史的进步作出的牺牲；另一类是“历史的研究者”为追求真
相作出的牺牲。这种区分的意义在於，他揭示了看似不同的“两种价值”的存在，
并且不以一种价值否定和抹杀另一种价值。这在众多“历史创造者”那里，是很少
见到的。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开阔”气象，不仅是一种俯瞰历史的眼光，更有一
种对“异议”兼容的精神。家祺先生能有这种精神，我想，与他是学者，又兼有政
治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他本身就是中国第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四五运
动纪实》的作者，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研究经验，而且也有在极权制度下承受这类
研究风险的切身体会。同时，我想，这种“兼容”精神，也是处世真诚、律己严格
的家祺先生，多年沐浴在民主社会的文化中，潜心修炼的结果。他与许多海外民运
朋友一样，已经把过去对“民主自由”等抽象理念的向往，变成了自身的行为习惯
。这是特别值得国内同胞欣喜的！
    笔者之所以要特别感谢家祺先生，还有另一层鲜为人知的原因。这就是，笔者
写作《八九民运史》，是有意继承家祺与高皋先生“私修现代国史”的事业，在他
们“不在现场”的时刻，“看守这块园地”的意图的。根据他们在海外出版的系列
著作，我感到，他们原来也有写作“八九民运史”的计划。我曾经设想，在太平洋
的两岸，唱一出同一剧目的“对台戏”，岂不有趣！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这部
书没有出版。於是笔者又私心自责：如果因为《八九民运史》的问世而延滞了“前
辈”的创作，那岂不成了我在替大家偿还一笔“公债”时，又欠下了家祺与高皋先
生的“私债”？！惟其有这个背景存在，所以笔者觉得，家祺先生为本书作序，更
体现了他“大义凛然”的气度和“提携后人”的精神。
    光阴如箭，人世沧桑；白驹过隙，鬓发已霜。谁说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将朽，
将归于尘土。但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道路，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200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