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学物理，毕业留校教物理。梦想成为物理学家并以爱因斯坦做榜样。
但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上研究政治、经济之路。
 
    从一九六零年开始我是每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文革”关牛棚三十个
月，两次入狱坐牢八年，主要追查“攻击毛主席”。从“文革”开始我就走上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道路。 
    关押中我苦苦思索，后来恍然大悟，毛泽东是个大独裁者他把中国拖入灾难深
渊，他在历史上是有罪的。一九七六年开始我在狱中向党中央写信，批判毛泽东，
批判他代表的政治、经济思想，议论国家大事，提出政策建议。思考和写作成了我
狱中每天的功课，六年中共写了五十多万多字。而且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原稿一部
份现存山东省高级法院。 
    一九八二年我给胡耀邦写信提出申诉，不久我就平反回山东大学，讲授经济管
理，陆续把狱中上书的经济部份选择发表，结果得了奖，评了教授，还当上了经济
信息管理系的主任。多次应台湾学术单位邀请访问台湾。 

    我的心路历程
    
    一九三四年我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父亲为国民党军官。一九五三年我考入山
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除坐牢8年基本都在山东大学。 
    一九四九年我还在念初中,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接受共产主义的
灌输直至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这种灌输存在于各种教科书及每周的政治学习之中
，这种灌输使人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造成思想的僵化、单一化。由于对媒体、出
版、发行的严格控制与封锁，以及文化、艺术的单一，相反的观点无法为人们了解
，现代社会的特徵、资产阶级都被妖魔化，抹上了恐怖的色彩。这样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在潜移默化中，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奴隶，丧失理性，回归野蛮,人性向兽
性堕落。于是一些人为的大灾难不断发生。 
    还没有成年的我，开始时对共产主义的灌输还有一些挣扎，但是怎敌那洪水般
的潮流。后来我也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也要求加人共青团（全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共青团乃进步青年的代名词,一个班级多数同学都入了团，团员开会嘻嘻哈
哈，我们少数几个“后进青年”只能在外面坐冷板橙，羡慕之情不言而喻。人家入
团只要填个表很快就能批准，我却因为反动家庭出身而拖了五年。 
    我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政治运动。看到自己的同学被打
右派,被逼疯，老师跳楼学生跳井。我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但是
一九六零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却受到批判,从那以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批判斗争的重
点。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中对我批判时已经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批判我
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冤叫屈
，偷听敌台,妄图叛国等等。“文革”中被抄家,游街,批斗近百次。先后两次被关“
牛棚”长达三十个月。两次坐牢,在监狱中关了近8年时间，主要追查“攻击毛主席
”，说我竟敢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要毛主席让位。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关进
监狱，到一九七八年判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毛主席”“捕后攻击华国锋主
席”。随即进入劳改队。 
    在漫长的关押中，我潜心思考，回忆往事，阅读书报。我将思想上对毛泽东的
怀疑和不满的片断进行串联。最后豁然开朗，原来我曾经崇拜过、跟随过的“伟大
领袖毛主席”是一个历史上的罪人。他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应该否定。 
    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懊恼，十分可怕。我知道只要讲出我的真实
思想，就会被处死。后来我才知道张志新因为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被割断
喉管，在一九五五年被处死，毛死后一九七七年至少有十多个人因反毛而被处决。
当时面对审讯我坚决否认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和思想。即便如此，在一九七六年
春，我还是被起诉，罪名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戴着镣铐在狱中写上书
    
    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人间，消息传来我在狱中如释重负。27天后，“四人帮”
被捕，使人欣喜若狂,倍感振奋。出于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我决定在监狱中上书
最高当局批判毛泽东，议论国事，提出政策建议,从1976到1982年共写上书50多万字
。 
    开始写上书最大的困难是笔被抄走了。我迫切需要有支笔，因为经常有些思想
闪念的片断，要记下来，报上有线广播上的资料也要记下来。我想过很多造笔方式
，曾试过牙膏皮，蜡烛，都不理想。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比较可用的“笔”，就是很
原始的办法，用草棍，用苇棒，经过粗加工就是一支笔，至于墨水我用吃菜剩下的
酱油汤，浓缩而成。用这支笔我就可以作记录打草稿，在监狱中有时还可以向领导
借笔，理由可以是给家中写信要棉衣，或者要写交代，但是不能经常借，使用时间
也很短，每次借来笔，都是抓紧抄写，最后把墨水挤乾净留下来备用。现在保留在
高级法院中的信很多是这样写出来的。一九七八年六月我从看守所转入了劳改队，
这时才了自己真正的笔。 
    在劳改队写上书，我最怕是犯人干扰。和犯人住一起，我对他们称兄道弟，只
说我写上诉，当然劳改队领导也多有训斥，问我是不是想找死，后来看我听不进去
，就在犯人大会上批斗，拳脚相加，也组织犯人批判，当我继续写信时，他们就说
：“您等着吃枪子吧”！后来就不太管了。 
    当时所以要给党中央写信是因为这种信一般要逐级上报,会有一些人看到，这也
是一种发表，而且给中央的信也不会轻易销毁，一般犯人在离开看守所时都要将书
写物抄走销毁,写给党中央的信我想也许会被视为“罪证”保存下来，不致丢失。结
果我在看守所的信果然逐级转到了山东高级法院被保存下来，入了档。这样2000年
我才能够把它复印出来。整理出现在的文稿。有些原件上还盖了“山东省高级法院
文件处理章”注明收到日期，盖上了法院的编号。 
    当然给党中央写信也是因为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党中央是最高决策机关，希望
他们能接受我的建议。 
    我的“上书”是在看守所和劳改队中书写的。开始写“上书”时是戴着手铐脚
镣的，后来钢制的镣铐松开了，但是精神的镣铐、无形的镣铐在我写狱中上书的整
个过程中，时刻存在，所以我的“上书”也可以叫做“戴着镣铐的狱中上书”。 
    在我的“狱中上书”中还包括宪法修改、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对外政策、文
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 
    
    为什幺要发表狱中上书
    
    我的“狱中上书”，开始于1976年，那是一个封闭而且黑暗的时代，我又处于
那个社会中最封闭最黑暗的监狱之中。写出来的“上书”有些粗糙、还带有保护色
。但我很珍惜这些上书，因为它带着时代的烙印，带着监狱的气息，这是我三十个
月牛棚、八年监狱朝思暮想的结果，这是我的历史，这是我的血泪。但我想这何尝
不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份，何尝不是我们社会血泪的一部份。很多问题直到今天
仍是中国人民有待深思和有待解决的。 
    中国的希望在于人民的觉醒，觉醒需要呼唤，更需要思索，包括对于行动的思
索。我所写的“上书”是我在“文革”关押中思索的成果。 
    我把自己二十年前的思想成果奉献给大众，希望能唤起人们回顾历史。也希望
通过介绍我的“上书”道路,向人们说明坐牢并非那幺可怕，有志于追求民主的人们
,应该不怕坐牢,坐牢可以摆脱俗事，冷静思考，恢复理智，悟出道理。我把“上书
”奉献给大众，更希望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为中国的向前尽一份力。苦难的中国
还有太多的问题等待有志之士去解决。 
    我们应该回顾建国后的历史，还真实给民众，特别是让青年了解真相。彻底清
除毛泽东代表的极左思想理论，专制主义，极权思想。修订宪法，扫除专制主义，
极权主义，保障公民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 
    我们应该唤起民众去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法治、争取光明、争取那些本
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靠等待、恩赐过日子。弱小的力量聚集起来就
便不能被人忽视。我的“上书”连着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