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影剧之王田汉》读後

　　
在中国这个专制制度历史悠久的国度，一直以政治为中心。志向高远的人，终生憧憬着出将入相，称王称帝，竭力争取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文学虽然历来是帝王将相离不了的侍从点缀，却没有哪个读书人心甘情愿仅仅以写诗作赋终其一生。“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其实是每个舞文弄墨的读书人都潜藏在心底的话。然而，开国称孤，出将入相，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幸运儿又能有几个？绝大多数文人命乖运蹇，老死牖下，青灯残卷，凄苦一生。所以，“穷而后工”和飞黄腾达就成了中国文人命运的悖论。煎熬着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也煎熬着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只要中国的专制制度不结束，中国文人的这种命运悖论就不会改变。

中国艺术研究院张耀杰先生的新作《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众多影剧作品的作者，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的一生，揭示了飞黄腾达与穷而后工的当代意义：“自1930年向左转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田汉更把自己既往的以灵肉调和的至上艺术和至上情爱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绝对天理和最佳手段的实用主义浪漫文艺观，调整改变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绝对天理和最佳手段的更加实用同时也更加浪漫的实用主义二元工具论文艺观，从而走出了一条直接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招魂效忠的文艺道路，并通过自己浪漫美好的文艺作品和艰苦卓绝的文艺运动，逐步奠定了中国文艺界影剧之王的崇高地位。”

正是因为目标明确，前途光明，所以，“影剧之王”的急就章既出不了可以和当代人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茶馆》相媲美的大作；更出不了可以跟先辈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相媲美的作品了。他也曾想成为中国的易卜生，把戏剧作为民族文化的旗帜，自己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就像三大悲剧作家对于古希腊，莎士比亚对于英国，莫里哀对于法国，席勒对于德国那样。但他不知道这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剧作家必须不屈从于专制制度，独立思考，自由创作，走在时代的前列。如果剧作家屈从于专制制度，他只会成为独裁者宴会厅的花瓶，脚下的宠物，手中的鞭子，口里的哨子，时代的弃儿，根本不可能作为时代的座标，历史的代言人。而田汉献身的事业恰恰是专制制度的改朝换代，他充当的恰恰是“为王前驱”的工具，既不独立，又不自由。所以，在政治上他可以飞黄腾达，在思想上，在艺术上却难有作为，非但成不了中国的易卜生，而且也超不过当代的曹禺。

飞蛾投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句成语，其实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专制制度是一堆无理性的烈火，会烧毁一切扑向它的东西。中国的聪明人追求飞黄腾达，就是飞蛾投火，扑向专制制度的烈火。他们不是被烈火毁灭了人性，空有聪明才智，不能为民族的前进，国家的发展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就是被烈火毁灭了生命，空有一身本事，不能享用即将到手或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对不住自己。政治高手如此，文弱书生更惨。所以，中国古代多隐士，隐得难以考察，精神就是不跟专制制度合作；现代隐不成了，就变换着法子不合作：比较明智的沈从文，钱钟书全身而退，躲到一边，不拿创作小说来点缀专制制度；比较灵活的傅聪，马思聪，见机而逃，不拿艺术来侍奉专制制度；比较刚烈的傅雷，老舍，义不再辱，以死抗争，跟专制制度彻底决裂。田汉则不然，飞蛾投火，不但自觉，而且自愿。飞黄腾达之心，至死不变，而结局也很惨。

1967年7月1日，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在神州大地已肆虐年余，田汉被抓进秦城监狱也已有半年。关在号子中的他，仍像无知的红卫兵小将在群众集会上发言一样信誓旦旦，“先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也不知是他要为革命“抛我头”，还是革命要“抛”他的“头”？到9月25日他在给家人的信里歌功颂德也不逊色：“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舜尧天”。“美蒋枉自相骄殄，七亿吾民莫比坚”。七亿舜尧，无法无天，焚书坑儒，冤案如山。真亏他生花妙笔记此一片呓语。他继续表白“我还是有自信，我还能支持若干年，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的这种痴心是不真实的。他弟弟田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病逝，临终前对他说，“哥，我现在是脱胎换骨了”，“我在延安经过严格的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我不知有多少晚不能成眠。现在我的思想方向总算搞准了，不会犯什么大错误”。田芫念兹在兹，给母亲的信里还是这样一句话：“妈，儿现在是脱胎换骨的人了”。田沅死在开国前，没有看到自己人受难，老百姓遭殃，他的理想还是完整的，信仰还是纯洁的，无可厚非。

而田汉则不同。田汉参与了反右对知识分子的镇压，经历了三面红旗给大陆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身受了横扫牛鬼蛇神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对中国人的蹂躏，看到了从邓子恢到彭德怀到刘少奇邓小平都在抵制反对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瞭解毛泽东从打倒敌人起，到打倒朋友，打倒战友，通过建立个人崇拜建立个人独裁专制的整个蜕化变质过程，再表忠心，“沿着主席道路走”，再唱颂歌，“神州真见舜尧天”，只能说明他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认识的能力，人类的良知，彻底变成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他口口声声要“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已经沦落为兑换荣华富贵，权力地位的代名词。飞黄腾达，飞蛾投火，毁灭了这个曾经才华横溢，高标独举的一代才人。

他不是马寅初，既没有要坚持的真理，也没有迎战专制势力的勇气。他不是梁漱溟，没有像农民那样需要他坚定地为之请命的对象，也没有挑战专制逆流的匹夫之志。在人生漫漫旅途上，他丢掉了太多不该丢的东西，又背上了太多不该背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少年情怀，启蒙追求，早已化为“为做革命官，真理皆可抛”。古代黄袍加身，就可以做皇帝。现在革命的红袍加身，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大官，哪怕冤狱遍地，饿莩遍野。所以，拍案而起，怒斥蒋介石的郭沫若，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毛泽东走近时，立马打出“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的横幅；既然官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科学院院长，就不惜赋诗明志，当众歌颂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比较起来，田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一袭红袍，一顶乌纱，巨人眼见变成侏儒，明星眼见变成萤火虫。是袈裟法力无边么？否。是袈裟下边躯体的旧灵魂太萎缩。名与利锁粉碎了真理，粉碎了主义，粉碎了操守，粉碎了人，也粉碎了由人组成的一切：政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多是红皮白萝卜，嘴上也能喊几个新名词，心里摆脱不了的是旧灵魂。几番风雨，几番努力，社会不能说没有进步，却始终走不出专制制度的古老阴影，悲剧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悲剧实是中国人咎由自取。田汉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又是专制制度的帮凶。田汉的悲剧，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悲剧的缩影。

总之，专制制度下，“穷而后工”和飞黄腾达是文人命运的悖论。“穷而后工”，穷的是人，工的是作品。人不愿意穷，又希望作品工，这办不到。飞黄腾达，上的是人，下的是作品。人希望上，又不愿意作品下，这也办不到。“穷而后工”做不到，平庸而已，没有后患。飞黄腾达则后患无穷。前文说过，文人飞黄腾达靠攀龙附凤。然而“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座上宾成阶下囚，只在一念之间。堂堂剧协主席，转眼便死于非命，只留下一盒叫李伍的人的骨灰：舍鱼而取熊掌的人，丢掉了鱼，也没有得到熊掌，甚至于保不住自己的生命。专制主义制度几千年来搬演的就是一幕幕这样的活报剧。外国的神话说，凤凰投入火中，浴火重生，更加灿烂，更加美丽。中国的现实是，飞蛾投火，化为灰烬。专制制度耗尽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中国焉能不落后！
　　“已知诸相皆非相，欲学无情却有情”。张耀杰先生研究田汉，意在厘清田汉一生的是非功过，总结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演变的经验教训，志在改变中国飞蛾投火的现实，创建中国凤凰再生的机制。他认为，必须“尽快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尽快确立公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公共道义，公共法律，公共制度和公共意识；并逐步实现依法制约政府行政权力的政治制度，依法促进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制度，依法保障公民自由言论和自由发展的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以及其他一整套高度量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现代化制度”。他警告，如若不然，“一轮又一轮的文化大革命，还会有可能在中国本土和中国社会继续重演和再重演。假如这样的话，黑格尔所说的以古希腊戏剧为源头活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人道戏剧，连同一切不再为任何性质的强力强权和宗教神道服务效忠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文艺作品，也将永远不会在中国本土和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

张耀杰先生的良苦用心是可敬的，自由民主公正富裕的法制社会是可取的。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改变决非易事。改革派像月亮里的吴刚，挥斧砍树，树被砍裂，举起斧头，树又愈合。中国专制主义这棵古老大树就是这样，自英国人砍了它一斧头之后，洋务运动砍，戊戌变法砍，辛亥革命砍，“五四”运动砍，解放战争砍，大鸣大放砍，改革开放砍，“六四”运动砍，砍来砍去，不能说专制主义大树毫发无损，但它依然不倒。令人欣慰的是，月中吴刚砍桂不止，人间像张耀杰先生一样的改革者也勇砍专制主义大树不停。久而久之，会不会像愚公移山那样，感动上帝，取得成功呢？很有希望。君不见，蒋彦永医生为救人命，内诉不成改投外诉，不是至今未受惩处，收容不是已经改成救助，李慎之先生不是已经有报刊公开悼念，“二十三”条不是已经在香港缓议了么？文人不追求飞黄腾达，创作不必“穷而后工”,多些浴火重生的凤凰，少些投火自焚的飞蛾的时代，一定会很快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