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人缺乏“罪感”：2002年10月23日《青年参考》发表清华大学文学院
教授徐葆耕的文章《罪感的消亡》，他指出，对于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
子来说，“罪感”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社会的改造，就
是常被这种“罪感”所驱使。但在中国的文化人中，很难看到这种“罪感”。当一
个文化人未能尽社会批判之责时，我们有太多的精神安慰在让我们觉得自己没罪。

    
    * 宽容和中立不是自由主义：张镇强在2002年10月29日《杂文报》上撰文回应
《21世纪环球报导》在9月先后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的圣战》和《武力倒铲伦理基
础值得怀疑 》两篇社论，他认为，对专制统治者及其政权不能讲宽容和中立，因为
这与自由主义宗旨相违背。除非专制独裁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不仅要宽容
他，还要欢迎他。否则就害了人民，也害了 自由主义者本人。
    
    * 不要滥用民族感情：汉强在2002年11月19日《杂文报》上撰文说，民族主义
从来就是一面双刃剑，它既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同时也可能阻碍民族
国家的兴旺和发达甚至衰落灭亡。滥用民族感情，就会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几十
年来，我们的社会对民族爱国主义过于滥用了，很多单位往往以维护民族和国家利
益的手段来侵犯人权。
    
    *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1月6日，熊平在“北大在线”网（www.edu.be
ida-online.com）上发表题为《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的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知识界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做出综述。秦晖和许红露认
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超越左与右划分，包括同一派别内部的
左右之分；(2)超越问题与主义，先验与经验；(3)超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减少虚
构的冲突；(4)超越东方与西方，摒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思维；(5)超越
传统与现代，视野国际化，视点本土化；(6)国家、社会与公民的新契约，实行更多
的国民福利和更多的民主自由；(7)弱势群体中心话语体系，话语中引入人文关怀与
正义。作者认为，“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指的就是和平革命。而于建嵘则认为，
如果工农群众边缘化的趋势无法逆转，暴力革命将在所难免，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
开通一条工农群众和平演化的渠道。
    
    * 中国宪政建设的现实起点：大陆思想网站“公法评论”（www.gongfa.com）
 2003年1月1日转载“搜狐视点”上范亚峰的文章指出，中国宪政问题应作为公共问
题而被提出，就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社会的建设、
中国宪政政治文化的建设、民族和解与统一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基本权利保护问
题、法制模式及宪政制度框架问题、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逐步建立宪
政体制的八种制度：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权利制度、政党制度、选举
制度、监督制度、联邦制度。
    
    * 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www.wiapp.com）上
发表赵树凯为组长的课题组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报告，在结语中提出：进
城农村人口的权利地位如何，是城乡利益关系的焦点，也是城乡利益不均衡程度的
指示器。从城市来看，解决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问题是转型时期整合城市社会、稳
定城市社会的根本途径。只有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使他们彻底完成向市民的转
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