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妹妹杨蓝蓝的一封家书


     大约在你这般年纪的时候，我便独自走天涯，很久才恢复了和家里的联系，他们要么以为我被谁绑架、暗杀，要么以为我进了哪个监狱，被判个十年八年的。然而，你哥现在还能生龙活虎地跟你这个十八岁的妹妹谈话，着实不可思议。现在，我就回答你今天三页书信中提到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一、关于“平常人的生活”
     你说：“哥，为什么你不过平常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工作，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干嘛要去做那些事情呢？依你的学问、聪明、才智，不如自己找一份好工作，或创办一个公司，干嘛要去做太伟大的事？或许你会认为我的一些想法庸俗，目光也短浅，但是你终究也是人，也会生老病死呀！或许将来也会结婚，但作为你的妹妹，我希望你能好好地生活。就算你现在搞什么工作成功了，你认为这个社会有多少人记得你？也许你不要他们的回报，也不怕报复，但你总得为你的父母着想，还有整个杨家。在杨家只有你最有出息。你干嘛去做那么多大无畏的事情？难道这个社会只有你一个人有着这么多伟大的理想和计划吗？实际上很多人都有，只是未去实施罢了。因为他们有所顾虑。” 
     蓝蓝，“平常人的生活”是个沉重的话题。结婚、生子、工作仅仅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表述，这些都没有回答清楚“平常人”的实质所在。以我的理解，专制极权之下，平常人与公民并不等同。公民应拥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设计、旅游、示威、请愿、申诉、诉讼、选举、被选举、经营新闻媒体、秘密通讯、组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宗教信仰、选择职业、组织工会、参加工会及罢工、接受国民教育、依法获取资讯、自由居住和迁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一系列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并非结婚、生子、工作所能包含。
     以结婚生子为例：中国的《婚姻法》受到极大争议；中国人倘若有第二胎，则必有相当数量的婴儿被居委会以《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等貌似天然的法令当场屠杀。农村里面生第二胎的女性大多被逼得怀起娃娃四处躲藏，倘若这些可怜的人跑到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她们的命运便是接受治安队的当场拘捕和强令罚款，乃至堕胎。上一个月，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当年小学同学罗晓波的妈妈，她本人非常肥胖，但仍被治安队“误”认为怀有第二胎，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治安队给她戴上了手铐。我的一个叫张林的朋友，他在《民主论坛》发表了一篇《停止屠杀》的文章，那里面记述的就是他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即将面临的恐怖的世界。
     中国人口多，那么中国人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吗？没有。倘若自由迁徙，则国人别度他国，言论、思潮刹时倒戈，野蛮便向文明过渡；倘若自由迁徙，则外国人、华人大量回归中国，言论、思潮刹时汹涌，麻木便向清醒过渡。中国的一切法令，无不持特权的立场，最后宗旨终究是为了永保一小撮人的太平、荣华和奢侈，普天之下，皆是他们的江山。
     我的拍案而起，便是怒喝特权，求得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公认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由无数扭曲的“平常人”构成的荒唐社会。平常人以他人为参照，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根据XXX指示精神等常相勾连，缺乏独立之精神、思想、言论、行为；而公民则以个人权利和国家责任为参照，与权利、责任、人格、尊严、法治、参政、议政、督政、理性、道德、世界化等竞相结连。然而这些在西方已经被视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标准，到了中国就成了欺君犯上、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可见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专制制度的淫威浩荡，其淫威浩荡之程度非你我兄妹二人所能想象，一言以蔽之：顺我者昌，逆我者王。顺逆之间，若要创办个什么公司，或者到某公司去“找一份好工作”，以我这样的性情，则第二个孙大午（一名非常优秀的河北儒商，此人竟被网罗罪名，强行逮捕、关押）非我莫属。
     孙大午被捕一事，我非常痛苦。论学问、聪明、才智，他在我之上；论道义，则大致雷同。然而他为什么竟被逮捕？正是因为他的道义棗尤其是具备私营企业家这一特殊身份竟勇于议政的道义。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即马克思所谓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本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共产党把此二者限于经济范畴，一旦发现他们涉足政治，则此二者死期便不远矣。蓝蓝，我采访过70多家私营企业，我可以凭我的经验告诉你马克思的谬误：资本主义并非“万恶”，只有当资本主义与非法权力相勾结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万恶”。我们不是在面临一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万恶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属于权贵，我们则一无所有。
     我继续说我们杨家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爷爷的大哥当时年仅26岁，他当时全镇闻名，是个了不起的文章高手、告状高手。可惜他后来被人报复，被驱除出去当兵丁，死于英国，连尸首都看不到。爷爷后来告诫他的儿女们：碰不得就不要碰。果然，到了他的儿女这一辈，唯一有个出息的棗也就是你父亲，也被你母亲极力劝阻不要去做生意，说“现在乱得很”，结果让你父亲后悔一辈子。其实，“乱”并不可怕，自秦以来，天下向来大乱。乱，就要从意识里把它理顺；浊，就要从意识里把它澄清；醉，就要从意识里把它弄醒。然而，杨家之败，便败于脑子里面从来都是乱的、浊的、醉的，慑于权威，浑浑水摸浑浑鱼。
     在我们这代人里面，我是你、杨锋友、杨锋荣、杨锋贵的大哥（家谱里面我的名字是杨锋全，你的名字是杨锋会），虽然努力求顺、求清、求醒，但仍面临你父亲当年那样的压力，就像你所说的“总得为你的父母着想，还有整个杨家”之类。从短处说，我猛烈抨击时政，帮助弱势人群，迟早下狱，面对的就是洗脑、手铐、皮鞭、电棍、巴掌、拳头、腿脚，伤大家的心，给社会造成极大误解，误认为杨家竟出一孽子，让杨家难以抬头；但从长处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江海多一水滴，中国多一公民，重庆多一邹容，永川多一黄墨涵，朱沱多一张宏保，杨家多一个传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祖辈之脊梁的后起之秀；更何况，八卦炉烧孙悟空，原本普通猴眼两只，一烧竟成了火眼金睛，原本毛猴崽子一个，一打竟成了齐天大圣。所以，我理解家里人对我的担心，知道其成因缘由和归去之处，但这样的担心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它大大高估了这个专制王权的厉害，又大大低估了那些“千里风雨我独行”之士的坚韧。
     二、关于“不开心的事情”
     你说：“其实以前，都是我向你倾诉我的烦恼，难道你就没有烦恼吗？或者把它掩盖了？或者把它化作一种字眼或思想融入你的文章里？你就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多向你周围的人诉说？你就不能把你伤心、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或者你根本没有那一面？你一直都很坚强？不需要了？我有时候真的不了解你。我喜欢以前那个喜欢陪我玩、陪我探险、陪我去爬山、有缺点的哥哥。现在的你似乎有太多的包袱，或有太多事情要去做，而且也太聪明、太老练了。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将来你老了，或者死了，肯定有一大堆的遗憾，也没什么回忆。希望你能把不开心的事情统统告诉我，好不好？我也可以难过一下，分担一下，毕竟我是你的妹妹。”
     蓝蓝，我记得我在家乡离开你的时候，那时你才16岁。在我们相见最后一面之前，我为家乡的地质滑坡险情跑到乡政府去痛骂了一番，一群狗官在那里大吃大喝，而另一处呢，103个村民站在悬崖上打着伞、戴着斗笠躲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雨下得再大一些，那么洪水就会从上面冲下去，把房屋、土地、庄稼、树木全部冲进长江。蓝蓝，这些便是哥“不开心的事情”，便是我心中最大的忧患，其忧患之程度远非“烦恼”所能表达。我有许多朋友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面被称为“中国脊梁”、“农民之子”的知名人士，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便是“大悲悯”。“大悲悯”便是“不开心的事情”棗何止不开心？那简直就是撕心裂肺的震痛。
     我的伤心和脆弱都建立于我对这种哀鸿遍地的中国悲情的无助，相对于手掌权力、金钱、武器、特务、帮凶、帮闲、愚众的对手，我和其他任何一个志同道合者一样，感到自身的渺小。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道义的虚无，我们唯一强大的便是道义。正如我在《警言》里所说的：“我的全部快乐建立于我为之而死的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的所有恐惧只因你们那些野蛮的勾当，尚且不容我辈忽视。但我仍要不断告诫自己棗最本色地做‘人’，或者英雄。”
     由于受众面的广泛，我把自己的思想、调查、采访诉诸文字，这不亚于去做一场演讲、接受一次采访或者跟几个哥们喝一杯。我跟你举一个例子，我有一篇名为《共产王朝与一党专政》的文章，被《多维》首发之后，仅在《加拿大渥太华华人社区》，就有1000的点击量，回复信息有60多条，这60多条反馈意见综合起来分门别类，就可以使这些问题更有继续深入和扩展的可能，实在难能可贵。所以我希望你接受网络，运用网络，它的意义比今天共产党编写的洗脑教材重要千百倍，它不但有倾诉功用，更是交流、辩论和参与的平台。它有其非同小可的启蒙力量。
     蓝蓝，哥纵有万变，也有一点没变，那便是斗志，此斗志绝非少年时代“玩”、“探险”、“爬山”所能包含，此乃“公民不服从”之优良传统，蔚为可叹。至于包袱，原本是心里面的幻觉，是自己给自己施压，压下“千斤坠”。以斗志的力量，解除自己给自己压下的“千斤坠”，纵然像孙悟空那样被压在山间吃点铜弹铁丸，其内心也是同样开阔，而不是委委琐琐、卑躬屈膝、胆小怕事、巴结讨好。只有这样，才不屑于凭所谓“聪明”、“老练”来换取虚幻、虚名、虚荣，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人。
     哥希望你和你那些跟你同龄的刚刚成年的朋友一道，用“自己的”的脚来踏，实说、实干、实践、实战，讲实例、求实情、掘实质、存实力，以实际的行动实现人生抱负，如此，则老来必有其真切、丰富、绵长的回忆，以示不庸庸碌碌白活这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