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到的理性化并非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而是指社会运动中表现出一种成熟稳重
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养成与文化的建构，组织化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一、民运理性化问题的提出
我们生活中常听人说做事要"理性"，就是指这种"克制、冷静"，而避免头脑过
热、冲动偏激。其实，"理性"问题不仅局限在遏制冲动过激行为，也在人际的要求
上，以平和代替争斗，以谈判协商代替冲突对抗。古人则提倡进退有据。对民运以
往遭受挫折的经历。从未来良性发展的期望而言，讲求斗争策略，以退为进、克制
忍耐，避免许多情况下不顾客观条件，以激进为能事，超越事物发展阶段的行动，
以致招到不应有的损失，这无疑也是理性化的要求。
从大陆民运看，"八九·六四"以后，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和积极活动的民主派人
士，尽可能的利用媒体条件直接或间接表达政治诉求，为捍卫基本人权、呼吁政治
改革，公开批评中共现行政策。民运人士主办了《人权观察》刊物，直接监督当局
在国内的人权记录，组织空中"民主沙龙"，大大扩展了民运的组织和联络。个别地
区出现自发的工会活动，发展到组建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发展联合会等结社活动。国
内民主人权事业一度呈现兴旺局面。但后期的结社活动引起中共当局的强烈反弹，
继而打压组党活动，将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数十位组党人士抓捕判刑。民运
人士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多元化，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义无反顾
冲击党禁、挑战中共现行专制极权体制，对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的意义。
从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们对民情缺乏深刻的分析，没有周密的策略规划，得不到
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以至没有出路，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时间。
社会运动由人来推动运作，从事民主活动的特别是有号召力的领导者，本身素
质十分重要。理性化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民众感召力及事业的成败。部分当年的学
生领袖总结街头政治的经验时，提到民运斗争的技巧和策略问题，认为政府有罪学
生也有错误，此话一出就引出一些争议。但细想起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耻近乎
勇，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无论说法如何，都是客观和成熟的表现。相比之下，九
八年前后，我们许多人不同程度出现急躁情绪，看重海外媒体炒作，追求政治泡沫
化效应，急功近利，想毕其功于一役，忽略了根基尚浅的事实。偶遇挫折，又多有
灰心丧气，不知所措。不能说民运局面大受摧折与这种不成熟的心态没有关系。
二、民运文化的建构对理性化的作用
所谓"民运文化"主要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严谨态度，换句话说就是追求民主理
想的政治生活中积累的共同经验。因此，针对中国情况的民主宪政理论就是这种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支从极端专制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力量，在推动社会变革
过程中，如何将自由民主主义及人权的价值观念移植、扎根于毫无西方传统和政治
实践的土壤中，是一个难题。
在中国，促进民主化的主动力首先是人的思想意识，它受固有观念、传播来的
先进思想理念影响，这些理念符合人性对善的向往且具有征服力，它以强大的背景
和实践上的成功经验，来直接的影响人民参与社会变革的观念态度。中国的民众只
要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地地接触了这些真理就会主动冲破统治者谎言的阻隔，形成推
动民主进步的力量。目前，社会中已经出现一种作为民主思想载体的特定文化现象
。民运理性化很需要这种文化的支持，这是由它的目标和理念决定的，也是肩负民
主启蒙责任所决定的。
尽管中共政权利用各种手段破坏和丑化执不同政见的民运人士的群体，达到了
一定的目的。但与十分腐朽的中共体制对立的民主运动本身不会因此陷入道德的困
境，我们所注意是经验的差别使部分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缺少对自由价值的深刻
理解。常常把立场锁定在反对旧制度、旧事物上。但不清楚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旧传统与共产党文化的影响又使许多人养成唯我独
尊、互不信任、不善合作的习惯。
民主运动没有阶级轮廓，也不是为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从社会的人群划分
来看，几乎所有的阶层都会为未来的民主化提供相应的动力。民主运动是一种必然
发生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群体的专利，而实际上倾向并参与推动社会
民主化的人士，存在於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也包括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分人士，民运
以自身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共同的文化框架。
对民运人来说，重视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在远大理想的背后养成更成熟的心智
。民运在肩负社会启蒙任务的同时必须完成自身的重新塑造。总之，一种重视理性
思辨与合作精神的亚文化系统的形成，可以改变以往那种急功近利浮躁虚荣的心态
，充分发挥出塑造群体理性精神的作用。
国内朋友所能接触到的《北京之春》等刊物以及近年伴随互联网的发展所建立
的网络刊物如《民主论坛》《大小参考》《议报》《民主中国》等不仅传播了信息
，更以其庞大的知识量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成为培养民主理念，训练理性思维的学
校。也成为向专制制度冲击的阵地。为此，中共对这些刊物的传播管道大力封堵，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刊物功能的发挥。对独裁者来说，宣扬民主反对专制的思想
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了传播管道并能为社会所接受。
三、民运组织化的比较和口号的运用
除文化建构外，组织化过程也离不开理性运作。我们所指的组织化，是民运对
社会力量的动员过程。在这当中，一是民运为完成既定目标而进行的组织整合过程
，另方面是通过有效渠道将自己的目标理念向民众宣传，提出鲜明的口号，形成社
会力量广泛支持的过程。目前，大陆民运人士作为一股社会民主力量，人数少、力
量弱。但并不能证明这种社会反抗火种微不足道。中共统治下的腐败和不公正，导
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不满情绪如同乾柴烈火，随时会爆发燃烧。极权制度下
，统治者的自私与残暴，使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在丧失，他们对此十分恐惧，
.除了对民间加强控制以外，使用各种手段打击破坏民主运动。公开的民运活动在国
内高压形势下暂时处於休眠状态。
对比之下，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长期实行地方选举的历史。加上始终
存在省籍、族群的矛盾所形成的对抗意识。以上原因使台湾政治生活保持了一种竞
争的态势，反对派力量利用这一线空间，不断生存发展，从而对社会力量起到组织
化动员作用。而大陆的农村基层选举，只在非政府层面上出现，又是中共主动采取
并始终有效操纵控制的一种干部权力平衡策略。从本质上看，这种选举不是社会矛
盾自身引出的竞争。很难产生出民主的反对力量。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初步的政治
竞争环境，也没有地方或其他层别政权长期对人民的开放过程，这是中国大陆民主
发展最不利的因素。
从经济层面上看，社会早已进入转型时期。市场经济要求法治的保护，也要求
与国际化标准接轨，中产阶级和个体经营者的产业阶层需要扩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另方面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使官民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自由发展的
领域和矛盾冲突的领域都在扩大，两者一旦交汇，这交叉地带必然出现自发社会力
量动员的组织化过程。民主的整体性使推进这一事业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联盟
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为民主活动家制定有针对性策略和自身职业化创造了条件。
社会运动的口号是理性化及策略的集中表现。成功的口号常常具有直指人心的
号召作用。在民众内心产生共鸣和反应。早期台湾的反对派政党是针对省籍和族群
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口号，发展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寻找到自身力量发展的
支点。大陆的法轮功宗教组织也是针对人民不满社会腐败堕落，渴望提升道德水准
寻求精神寄托而以"真、善、忍"作为自身道德诉求。这已成为民众接受的信仰并顽
强的扎根于民间。再看中共革命时期的口号，则随斗争需要而改变，投各阶级所好
而不拘泥于本身的理论逻辑。民运的诉求及提出的口号应有民众切身利益的针对性
，与利益结合避免抽象化，就一定能唤起广大民众的关注和热情。这是有识之士的
一致看法。
对中国民运来说，无论由“草莽型运动走向精致型运动”，还是异见人士变为
成熟的反对派，理性化都是一种必需。只要不懈的努力，我们会看到这一后发型国
家在争取民主和捍卫人权伟大事业上出现新的转机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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