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读者来信托转《北京之春》

话说林希翎ABC

曾经的风云人物

1957年的林希翎是大陆风云人物。她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因为善于抓住敏感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扩大化、斯大林问题、铁托关于个人崇拜的演说，兼以穿插一些兴奋听众神经的新闻（如宣布斯特朗着《斯大林时代》中文本只有党内十一级以上干部有权阅读，听众哗然；宣称她准备公布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听众雀然），使演讲内容与听众情绪相互呼应，屡掀高潮。她对社会的分析，涉及她所学专业（法律）和个人爱好（文艺）的部分能够做到较为深入。如5月23日演讲谈到胡风问题，她认为“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反对宗派主义”，“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反对“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肯定人们有权保持“通讯秘密”，最后点出“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5月27日演讲指出不通过司法机构审判就宣布胡风为反革命的非法性，认为“如果将来‘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应当说，她的剖析是较为全面的。（演讲中也暴露了她认识上的缺陷。比如她说：“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不过，对一个青年学生不必这样求全责备。）需要指出的是，她的社会分析涉及较为生疏的领域时往往显得浅薄，出现疵漏。比如，她说“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来”；“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他是谦虚的”，有人称毛是“伟大的诗人”，她认为“主席看了一定会很生气，这话多么肉麻”。这些地方暴露了她认知上的糊涂，说明她的社会洞察力不够锐利。

她的代表作《我的思考》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被认识和克服，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从党过去、现在和将来准备实行的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但“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法律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法制”；“现在报上登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很同意。把企业交给职工，这是很好的”；“我们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部长们调换一下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是很好的”；“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倒可以竞争一下，在我们国家里，当然这不需要”－－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共理论和政策范围内的调整，都是中共能够允许和接受的变动。这些要求自然有利于中共工作的改进，也就是有利于中共统治的巩固。

1957民主运动中，先进青年大胆冲破中共意识束缚，宣称“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与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的再认识”。他们明确指出：“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北京大学《广场发刊词》）这是何等广阔的胸襟和气魄！林希翎不具备这样的视野。与她同为学子的诸多青年在所探讨的诸多领域都显示了锋芒犀利的批判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进攻态势，他们发出的呐喊与提出的警示不愧是五四民主精神的回响和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兹举数例：（1）他们清醒地把中共整风与民主运动相区别。整风是中共自我修正，只涉及它的作风改进，不触及它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而民主运动提出的是民众当家作主要求，与中共整风内容并不一致。这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交叉，反宗派和反教条有利于民主运动的开展。因此，他们提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的观点，认为“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谭天荣：《第二株毒草》）这种认识是林希翎所不具备的。（2）他们指出斯大林问题的关键所在。与中共所谓斯大林骄傲说针锋相对，他们认为苏共和中共“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即“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他们批判贬低民众的历史作用而自命为社会精英的观点，这种观点“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了一个可靠的党，它100％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群众既已变成了群氓，就又反转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误倾向的发展”，“于是斯大林的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而且在他生前还不能纠正”。由此他们发出忠告：“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的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是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致命一击。林希翎的认识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3）他们以阶级分析方法观察现实，发现“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并分析了新阶级的种种表现：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少，（却）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美其名曰：‘全民所有’”；分配方面：劳动报酬的非等价交换“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感兴趣，自己规定的”；社会地位方面：“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对）无辜（者）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公差仗势欺人屡见不鲜”，“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务监视”，总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一触犯上层贵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上几个月，还以一淡淡的道歉”；官官相附：“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又互相倾压，“借故屠杀功臣”；理论方面：“马列主义只是掌权者的招牌而已，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理论指导着”。（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他们在新阶级的描述中，突出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佚名：《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这是对大陆所谓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性揭露。林希翎没有形成这样深刻的见解。

后来的“牛鬼蛇神”

尽管当时林希翎与先进青年存在很大的社会认识差距，但他们一起被卷入那场风暴黑洞，长期饱受折磨与摧残，又因中共高层权力之争，林希翎竟被中共永久地钉在“牛鬼蛇神”耻辱柱上不得解脱，使她长期倍受精神压抑，这是令人同情的。不过，不能不看到因而也就不能不指出林希翎自身存在的思想缺陷，使她从1957的置高点跌倒之后一直滑落，终于酿成晚年悲剧。

她在1957所受挫折的实质在于，她没有认清中共专制本质却在它门前搬弄民主，没有挣脱共产意识牢笼却企图革新中共政局。思维与实践存在如此深刻矛盾，不能不在现实中跌得头破血流。林希翎未能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未能使自己的社会认识不断更新和深化。相反，她思想深处原来埋藏着的中共情结却逐渐苏醒。她在脱离大陆，投奔海外，有机会访问国民党台湾时拒绝批判中共以示清高。这种貌似中正的清高，其实只是使她内心的中共情结逐渐清晰和增长，乃至从原来向中共呼吁民主与法制转变为向中共敬献礼赞与效忠。1999年10月，她在港报发表《我为何鄙视魏京生》，“既痛楚又羞愧”地指责魏京生具有“吴三桂、汪精卫卖国求荣意识和犹大、美国三k党党徒和德国纳粹分子的法西斯精神”，说魏京生“公然站到八国联军和美国及‘北约’的立场上去为虎作伥”，“作反共反华的歇斯底里狂吠乱嚷”。只要数一数她扣的这些帽子，就不难体会她对为民主事业奔波的人士怀有多大的仇恨。她声称自己代表的是“继承了前辈的‘五四’传统精神，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呐喊”的“我们”。且慢！这个“我们”，耐人寻味：是指“继承了前辈的‘五四’传统精神”的人们吗？这样大言不惭未免像涂脂抹粉。如果说，这个“我们”是指“美国三k党党徒和德国纳粹分子”，从她对魏京生鄙视之深、之切，倒是颇为相似。她还发表《理所当然要欢迎江主席》，“热烈欢迎”江泽民访问法国。她表示对江怀有“感谢之情”是由于“中国领导体制的稳固”，保证不能“再发生大规模的动乱”（1989年民主运动曾被邓小平定性为“动乱”，林希翎的意思显然是指，有了江主席，大规模民主运动再无发生可能）。她对江怀有“感谢之情”，还由于江“在国庆五十周年，用比毛主席、邓小平要准确得多的国语，既充满自信与豪情，又平实无华的致辞，使我很感动，也很欣赏”。他称颂江是“既有知识、有教养、有才干，又能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事的第三代领导人”。阿谀之态犹如1957年对毛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他是谦虚的”。从对毛的崇拜，经过一个大回环，到对江的礼赞，终于实现复归。至此，林希翎彻底摆脱了对民主的依附，拜倒于专制脚下。可惜，此文《人民日报》未予转载，就是说，中共对她的忠心是否笑纳未能明确表示，这是令人遗憾的。自己满腔热情却遭对方无情冷遇，其中酸甜苦辣有谁能说得清呢？唉！我只能仰天长叹：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