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再次成为关注国事者的一
个焦点话题。一位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写下
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毛泽东有句名言：“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农民
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解决好农民的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
    著名的农民学家、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农民的问题是
中国的问题。”意思是说，在当今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造成的，只
有解决好中国的体制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的农民问题。 
    本刊过去曾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这一期，我们以“中国‘三
农’问题”为封面标题，又登出一组文章。其中，大陆学者于建嵘的长篇发言“中
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极具份量，特向读者推荐。
    于建嵘坦言，他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包括李昌平)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
分析和主张。因为这些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
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这些方案“将农
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
展的主导地位”。于建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不需要救世主”，“要靠农民自
己，要让农民自己讲话”。
    好一个“要让农民自己讲话”！一语破的。
    道理是极其浅明的。在中国，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但又是最弱的群体。原
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而导致一盘散沙状态的原因就在于农民没有自己
的发言权。
    同样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城里人，
    尤其是北京、上海一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们的相
对集中，离权力中心较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形成某种群体性的压力，政府则比较
担心他们“闹事”，在损害他们利益时不能不有所忌惮。另外，专制统治集团毕竟
不能单靠自身的力量维系自己的统治，它必须笼络一批人，必须给一部份人以小恩
小惠。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牺牲农村，收买城市的政策，就因为他们吃准了农
民格外缺少发出声音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尽管说今天的中国，各地的农民的各种形
式的抗争活动无日无之，但由于其分散，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政府比较容易分而
治之。如果说到现在，中共终于也不得不注意三农问题，那幺，正象于建嵘指出的
那样，是因为农民的抗争太普遍太频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视，不敢不再
重视。
    一直有人说，言论自由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好”，农民只要求吃饱穿暖，
对言论自由没有兴趣。然而事实证明，除非农民获得发言的权利，否则他们的生存
与发展就得不到起码的维护与保障。
    据说，中共新班子已经对三农问题表示关切，并着手调整相关政策。这是值得
鼓励的，也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调整政策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如
果仅仅是部份地满足农民的具体利益而不是让农民获得基本权利，那幺，三农问题
的解决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历史的误区。
    也许有人会问，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中国的问题这幺多，
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且不说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
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不只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
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为了
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
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如何解决问题”无疑比“解决问题”更基
本。人类社会永远会有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我们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