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七一讲话，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以来，“与时俱进”就成为中共
宣传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新词。 
    不少人以为，“与时俱进”既然与僵化、一成不变针锋相对，总是一件好事嘛
。他们没有考虑到，在中共那里，虽然正统教义的具体内容常常变化，但是其强制
性和绝对性却从来是不变的；唯有伟大领袖(或曰“核心”)才有权改变教义，他说
怎幺变就怎幺变，他说何时变就何时变。其他党员必须紧跟，变早了不行，变晚了
也不行，不变不行，变得不一致也不行。这一点党是说明了的，曰“与党中央保持
一致”。“与时俱进”是专属领袖的特权，一般党员和干部哪有“与时俱进”的资
格，他们只能“与党中央俱进”。 
    不难想见，如果一个党员有自己的头脑有自己的主见，又不肯盲从不肯违心，
那幺他在这样的党里是很难混下去的。正象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说的，诚实、
聪明和共产党员，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是党员，那幺他一定不诚实
；如果一个人既诚实又是党员，那幺他一定不聪明；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诚实，那
幺他一定不是党员。 
    上面的笑话讲的是苏联后期的情况，到了今天的中共，矛盾变得更尖锐，连“
聪明”这一项都尽可去掉。如今中共的所作所为，离共产主义理念南辕北辙，离其
早期理想主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就连傻瓜也不可能看不到。因此对今日中国而
言，诚实和共产党员二者不可兼得：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党员，一个党员不可能
还诚实。 
    我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六千万党员里当然有好人，或许还有很好很好
的人，但是如果他们侥幸未被驱之党外而仍在党内，他们就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假面
，不得不过双重生活。问题是，一个在坏党里的好人，如果终其一生都总是戴着假
面过日子，到头来他还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自己归类于好人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哈姆
雷特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作者)早就发现极权主义正统教义的多变性格。他指
出这种多变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奥威尔说：“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
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
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
信仰什幺，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
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幺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
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
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 
    然而极权主义却不同。奥威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
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
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
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奥威尔说得好，对当时的正统教义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
上跟着转弯子，说转就转，那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由於极权统治者翻云
复雨，并强迫其信徒“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切凭真心真情信仰的人万万难
以做到的。极权主义只会使得它的信徒见风使舵，人云亦云，丧失操守，丧失原则
。 
    结果是很清楚的。中世纪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教合一毕竟还可能给后人
留下某种信仰、理念或道德的传统----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传
下来的；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的一党专制却只能造就出信仰、理念或道德的真
空。 
    我当然不是反对变化，问题是必须要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象中共这样，一方
面其正统教义不断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却又始终禁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这
就造成最恶劣的后果。那些为中共“与时俱进”唱赞歌的人能否定我的这个论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