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文集 胡平简介  

胡平文集全文检索  

柏林墙的随想
 
 

柏林墙倒掉了。

作为铁幕的具体象征,柏林墙把柏林一分为二,把德国一
分为二,把欧洲一分为二,把世界一分为二。柏林墙的倒塌,
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少,是这种结束的开端。

围墙的作用,是防止外人任意进来,而非限制内人自由出
去:除非是监狱的围墙。柏林墙正是为了防止东德人自己自由
走出东德,因而那正好证明东德是一座大牢狱。所有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国门边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所有的社会主义
国家都是牢狱。

上述推理是如此的简明,奇怪的是,为甚么我们直到今天
才弄明白?二十八年前柏林墙的修建,本身就供认了社会主义
在道义上的完全破灭,为甚么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迷
信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




十年前,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我们一批搞哲学的朋友们即对这场讨
论的肤浅和混乱甚为不满,也试图把它引向一个稍高一些
的水平上来,不过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效果,中国的
知识界在十年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实际上这些成就经得起
严密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的并不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这一命题为例,这个命题的最大谬误便在于它不懂得:
价值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价值真理恰恰是超越事实的。如
果我们坚持以实践的成败来判定某一价值判断的是非,势必推
出[成王败寇]的结论。除非我们遵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人
类历史视为一必然合理的过程,否则该命题的谬误应是不言
而喻。

撇开上述一点不谈,此间我还要指出下面两点:

一、实践的结果是可以被歪曲、被掩饰、被埋没的,因
此,倘没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人们将无从判断实践的结果究竟
为何。

二、更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对之
解释,而解释又离不开一定的概念系统。所以,如果没有各种
概念系统的自由争论,人们便很难对实践的结果赋予恰当的意
义说明。

回到柏林墙的问题上来。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柏林墙的
存在,但我们迟迟未能从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中引申出它
应有的结论,因为我们长期受着这样的一套概念系统的支
配,按照这套系统,我们把自由枧为奴役,而把奴役视为自
由。后来,我们把柏林墙认作是专制的象征,那并不是我们
发现了甚么新的事实,而只是我们对一件早已知晓的事实给
出于与前不同的另一种解释。在这裹,世界本身并没有变
化,变化的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改换
了概念系统。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迷惑心智的概念系统,能够使得当
中的我们,面对着禁止自由的柏林墙,还真诚地唱起社会主义
无比优越的颂歌?今天,在我们这些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人士的
头脑中,是否就真正地理解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个问题很
大,很复杂,决非这一纸短文能够阐发清楚的,不过我可以尝
试着绘出一些最基本的思路。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裹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
甚么要自相矛盾呢?我们为甚么要为人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
然后又用七道大锁把边境封锁起来呢?』他说:『我觉得在苏
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不愧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注意,
我在『最有见识』四字前面还加上了『共产党领导人』这一限制
语。因为不论是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他们的所言所行,
如果放诸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身上,都是稀松平常、不足为奇
的.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评价共产党领导
人,人们就会自动地把标准下移好几个档次。这就是为甚么当
年邓小平不过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那其实比古代帝王们
对农民的政策还差老大一截----就被捧成风云人物而登上了
《时代》杂志的封面。我常常感慨说:要当领袖,最好莫过于当共
产党国家的领袖,无论你干下多少蠢事坏事,人们都会因为你
是共产党领袖而看作是理所当然从而不予深究,一旦你干上一
两件稍微象样子的事情时,左中右各派都会对你夸奖不已。

赫鲁晓夫发现了矛盾: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建成天堂,然
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用七道大锁把人民锁在裹面。这表明了共
产党对人民的深刻的不信任。

大致上说,共产党对人民的不信任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幼稚的,分不清好歹的。只有通
过共产党的长期的教育灌输,人民才可能逐步变得成熟。开明
如赫鲁晓夫者,也只是说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
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的封锁仍是正
确的和必要的。

第二。不少共产党人暗中相信,人性是下贱的,它天然地
易被罪恶所吸引而排拒美德。因此,为了保证人民的善良纯
朴,需要使他们远离罪恶的诱惑。

基于上述两种考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共产党们
封锁了世界、修筑了柏林墙:由于接受了这两条理由,无限信
任党而不敢信任自己的我们也才能够面对上锁的大门而由衷地
感谢党对我们的爱护并对身处天堂而喜不自禁。




『上锁的天堂』,还表明了共产党对自由概念的特殊理解。
赫鲁晓夫引用过一位苏联老百姓的批评:『你们是在用棍
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棍子意味着强制,它又如何能同共产党
人一向标榜的『自由』相调和呢?不少『前共产党人』总是说,
他们当初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争取自由。我们相信这种表白的
真实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共产党从来就是搞强制的,这些
善良的人又是如何从强制中发现自由的呢?

原来,共产党对自由另有一套独特的解释,而许多追求自
由的人正是接受了这套解释才误入歧途的。马克思断言:自由
是对必然的认识(此观点至少可上溯至黑格尔)。依据这种定
义,唯有那些对客观必然性有深刻把握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而那些不明了此种必然性的人,不论他们拥有多少自己选择、
自己决定的权利,其实还是不自由的。当着那些深通历史必然
性的先进分子们强迫驱赶那些不了解这种必然性的芸芸众生们
走上历史必然性之路时,他们的确是在强迫,但他们是为了人
民的自由而强迫人民。或者说,他们是在强迫人们获得自由。
这样一来,强迫和自由这两个本来水火不兼容的概念就统一到
一起来了。借助于这种新的自由概念。共产党对人民实行了最
全面、最严厉的强制,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人民自己的、
真正的、最大的自由。




在所有共产国家中都出现严重的反知识分子现象。这也是
为甚么在这些国家中,当最狂热的时期过去后,其中的知识分
子们会具有最强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原因。知
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向崩溃的一
个先兆.不过,过份地强化这种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也不是没有
隐忧的。它不仅暗含着对非知识分子的人们的轻视,同时也意
味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本身容易产生的危险倾向缺乏自知之
明。不要忘记,一切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由知识
分子领导起来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别人,把共产制度这
个怪物带给了这个世界。

当我谈到知识分子容易产生的危险倾向时,我决不是像列
宁或毛泽东那样,是在指责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常常表现出
软弱、动摇和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认为许多知识
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有些软弱、动摇和怀疑恐怕倒是好
事,因为那可能表明了这些人对残酷事物的厌恶和对独断信仰
的反省。我所反感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恰恰是他们的铁石心肠,
是那种基于对自己观念的坚信不疑和亟欲强迫人类接受他自以
为是的观念并为此不惜流血和暴力的铁石心肠。诚如保罗.约
翰逊所言:一切暴政中最恶劣的暴政,乃是冷酷无情的观念的
暴政。这正是导致共产制度巨大悲剧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古拉
格群岛上无名的荒冢、柏林墙下被枪击和电击的死尸,大跃进
中饿死的幽灵,都是这种观念暴政的罪恶见证。




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和观念打交道的人,那么,知
识分子最须警惕的事情就是:他不要关心观念胜过关心人,他
不要只爱抽象的民族、国家、人类而不去爱具体的现实的个
人,他不要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而藐视每一个人的自由:
他不要相信自己的观念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他认为为了使他的
观念实现,他有权剥夺别人的自由甚至别人的生命。

六四屠杀提示人们,用『改革派』和『保守派』这种分类来
认识中国政治,其实是不得要领的。用『温和派』和『强硬派』
的分类也许能更深刻地说明问题。不是各人信奉的不同观念,
而是各人为实现自己的观念所采用的不同态度和手段,才是真
正有实质意义的区别.『改革』之后,绝大部分共产党人或多
或少地都修正了他们原先信奉的观念,这就造成了蓬蓬勃勃的
改革潮流。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修正,甚至是大幅度修
正了自己观念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他们那种独断的、绝对的
态度,并没有改变实行『观念的暴政』的习惯。换句话,很多
改革派依然是专制主义者.去年国内展开一阵关于新权威主义
的争论,据说,包括赵紫阳和一批年轻的经济改革家对新权威
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六四事件中断了这些人实施新权威主
义的万丈雄心。历史,在犯下了一个错误的同时避免了另一个
错误。老权威主义者帮助新权威主义者站到了自由的一边。这
当然是一件有趣的事。

有人说,共产党自己毁了自己,因为它把那么多优秀的人
才逐出自己的圈子之外。这话当然有它的部分道理。但是问题
在于:如果共产党不是把普天下的优秀人才都推出去而都是拉
进来,那是否就是一件值得赞许的好事呢?如果它决意那样
做,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都帮助它,并踊跃地投入其中呢?我担
心即使在我们民运人士内部,恐怕也会有相当多的人对此答之
以『是』的。因为他们过去正是这样做的,而许多人对此则是
『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也许,正是这个问题上,最深刻
地测试出我们是否理解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的真谛。西方自
由主义大师密尔尖锐地指出:『如果一国中所有的英才竟能都
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
足以引起不安。』因为正是这种观念才造就了十足的专制。一
旦举国的英才悉数成了执政者,那么谁个还有资格和能力对之
批评和制约呢?




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观点,现在已经比较深入
人心了。有一种生动的说法,『宁要两个魔鬼,也不要一个
天使』。按照这种说法,只有两个对立的政治力量达到某
种均衡状态,也就是谁也吃不掉谁的状态,民主政治就形
成了。

任何简单化的说法。固然因其简单而能给人以深刻的印
象,但也因其简单而可能招致误解。『一个天使是专制,两个
魔鬼是民主』这种说法也不例外。所谓唯有赖历史提供各派平
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民主便会形成这种观点,严格说来
是有毛病的。因为:

第一,绝对的力量均衡恐怕是不存在的,总会有一方力量
稍大一些,一方力量稍小一些,所以,如果双方都打定主意一
心一意要吃掉对方,到头来差不多总会吃掉的。

第二,假定双方力量绝对相等,那往往不意味着谁也吃不
掉谁。正相反,在这种绝对均衡的条件下,常常是『先下手为
强』,谁先下手谁就会吃掉对方。即使双方都拥有第二次核打
击力量,彼此或许可以相安无事一段时日,但随着核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譬如星球大战计划的实现),双方的恐怖均势依然
会被打破。

简言之,现实政治可能提供一种各派力量谁也不容易
吃掉谁的局面,但不大可能出现长期稳定不变的谁也不可
能吃掉谁的绝对均衡。一个天使会搞专制,不错:但两个
魔鬼未必会搞民主,而只会打内战。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
南北对峙的局面,都并没有演变为两党制:魏蜀吴三个鼎
立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也没有形成三权分立。在中国历史
上,各派力量大小悬殊的时候是搞专制,各派力量不分上
下时则是打内战。显而易见,光靠历史提供各派力量一时
间谁也很难吃掉谁的局面还是不够的,新思想的因素必须
注入,『你活我也活』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注入,民主制度
的构想必须注入,冷战或热战的双方必须签订停战或休战
的协议也就是放弃吃掉对方的念头。在此之上.民主政治
方宣告诞生。




这就涉及到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的问题了。众所周知,
昔日的柏林墙具有一种『半导体』的特性--从西柏林往东柏
林,畅通无阻:从东柏林往西柏林,严关把守。这表明民主社
会要远比专制社会对人更信任。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之一既然
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那当然意味着它对人性并非无限的信
任。但是,当我们说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对付人性中恶的一面
时,那并不等于说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就是纯粹的人性恶。
人人都是天使,则民主制度是不必要的;但倘若人人都是魔
鬼,民主制度则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大多数人既非天使又非魔
鬼,所以民主制度才是既必要又可能。

我们不妨想一想锁的功能,俗话说,锁是『防君子不防小
人』。严格地说,君子既能『慎独』,原是不必防的。君子不必
防而小人不胜防:那么锁是防谁的呢?锁是防大多数介乎君子
与小人之间的普通人的。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倘没有锁,拿
取别人的财物非常方便,恐怕免不了会干出顺手牵羊的勾当:
有了锁,尽管也可以撬门入室去偷去抢,但他们多半也不会那
么去做。这样,通过锁的作用,大多数普通人也就能和君子们
一道相互尊重彼此的财产,极少量的小人处于君子和普通人的
共同监视之下也就很难偷盗,于是乎整个社会的财产安全便大
致有了保障。锁的必要性在于大多数普通人还不是君子,锁的
有效性在于大多数人毕竟也还不是小人。


十一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某些倡导民主制度的西方理论家
们在其论著中一再强调的『人性恶』这一观点呢?这裹恐怕存
在着一层文化上的隔膜。不要忘记,这些西方理论家们都是有
神论者。当一个有神论者宣布『人性恶』时,其意义是和我们
无神论者说出同样的话时所含有的意义很不相同的。有神论者
说:『人性是恶的,只有神性才是善的。』从我们无神论者角
度来看,神性本身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有神论者们把人性
的某一方面归给了他们所谓的神而已:属于神性的东西其实正
是属于人性。因此,把有神论者的论断『人性恶,神性善』翻
译成无神论者的语言就不应该仅仅是『人性恶』,而是『人性有
恶也有善』。我这一番说明也许不只是具有词义辨析的意义,
它恐怕也解释了不少中国人在引进西方思想时,由于不重视文
化差异而造成的概念歧义性,因此往往造成重要的疏漏或误
解。有识之士早就发现,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裹实行民
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往往产生比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更多得多的
腐败现象。其实,不信神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不相信人生中
有神圣的东西,也就是有高尚的,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东西,那
就很糟糕了。遗憾的是,某些极热中于引进民主政治和自由经
济的中国人,有意无意之间,常常有一种贬低或否认那些高尚
的、超越的价值的倾向,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


十二

柏林墙的拆除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绝大部分国
家对此事表示了莫大的关注。它对于刚刚用坦克屠杀了和平民
众的中共当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内的《人民日报》仅
用寥寥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对逭件事作了个交代。不过它却用了
不少文字告诉人们,那些从东德跑到西柏林和西德去的人,其
中大部分后来又回东德来了,《人民日报》力图让人们相信,
相比之下,还是社会主义好。这种拙劣的小伎俩自然欺骗不了
任何有头脑的人。一个人留恋他自幼成长的地方,这是人之常
情,不足为据。更何况,监狱的围墙一倒,狱房也就变成了一
般的民房。整个东德既然已经踏上快速自由化民主化的大道,
追求自由的东德人自然也就用不着离乡外逃了。相信有朝一日
中国大陆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绝大部分滞留海外的大陆人也是
会返回家园的。六四之后。一位访问学者用三句话描述了自己
的处境和心情:『眼前无希望,背后无祖国,身边无亲人。』
远望血雨腥风的神州大陆,岂是一个『愁』字了得!然而,环
顾整个世界的惊人变化,大家对于未来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
的。其实,没有人怀疑遇变化的前景,人们焦虑的只是变化的
速度。可是,就以这次八九民运为例。一年多前,我们许多人
就在焦急地盼望着这场风暴的到来,但当其这场风暴比我们预
想的还早、还大地突然降临时,我们又不能不发现,我们的准
备工作竟是做得那样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眼下的我们似乎
应该舒缓一下胸中的郁闷,转而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到更为切实
的工作上来。伟大事业都是在暗中完成的。不要为眼前的低潮
而感到沮丧,因为任何高潮都是在低潮期间准备好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相关文章
作 者 :胡平
出 处 :北京之春
日 期 :2003年11月5日16:56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