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

2003年中国人权表现出比以往诸年更为突出的五个状况：1、镇压异议人士；2、镇压底层维权；3、清洗宗教信仰；4、控制媒体舆论；5、公民维权个案。

分开来讲，据统计：其一，2003年有50位异议人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刺探国家机密罪”、“非法为境外组织搜集情报罪”或者“密谋进行恐怖活动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秘密拘捕（绑架）、拘捕、逮捕、起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其二，2003年有25次备受关注的底层民众维权活动，但这些维权活动大多遭到秘密警察、防暴公安及政府官员的镇压；其三，2003年当局仍然残酷镇压法轮功，推行少数民族汉语化运动，以“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罪”为名大量逮捕地下宗教人士（46人以上），并且大量拆教堂、拆庙宇；其四，2003年的网媒、纸媒、声媒、视媒均在当局控制之列，当局严格管制出版物的成立和管理以及境外纸媒在境内的流通，并经常检查外国电视广播，时而干扰海外电台信号，一些略为敢言的媒体新闻记者、作者和研究人员受到当局的骚扰、解雇、恐吓、打骂、拘捕或逮捕；其五，2003年的中国，至少出现过或者至今仍被继续关注着的包括香港50万人为了反对23条立法而举行的“七一大游行”事件在内的20个震动海内外的著名个案，这一年“公民维权”成为一个关键词语，因此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公民维权”被视为“新民运”——即新民权运动。

这就是2003年中国人权的大致状况。从这些状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际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在中国没有得到根本保障。突出表现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劳工权利没有保障，以及秘密拘捕（绑架）、通过“劳改”进行再教育、强迫供罪、虐待犯人等人权问题严重。至于住房、就业、教育、医疗、民主选举与民主罢免方面，问题也很严重： 

1、由“圈地运动”所导致的房屋拆迁等土地纠纷问题，以及由企业削减退休金、买断工龄等所导致的劳动纠纷问题严重； 

2、就业与教育矛盾突出，表现为知识型劳力太早过剩，而在教育上当局又实行比以往诸年更为宽大的扩招政策，结果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2003年产生的212万大学毕业生里面有无数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的问题，结果导致社会过度竞争和扭曲竞争（据统计，2003年中国有322000人选择自杀），这种结果反过来导致对教育的怀疑和否定，致使教育出现萎缩现象，如“文凭无用论”的意识流传比以往诸年更为广泛，北京大学才子卖猪肉，上海复旦大学女大学生在广州出卖色相，以及2003年9月18日辽宁省营口市第五中学青年女教师李广艳在网上发表2万多字的《中国教育界的奇耻大辱——恶魔校长庞庆振》从而引起广泛关注等事，就是对当前中国教育的强烈讽刺；

3、教育的产业化和医疗的产业化更是激起全社会强大的舆论反对，学费高、乱收费、买卖文凭、私收额外费、卖假药、抬高医价等问题严重； 

4、基层选举问题突出表现为2003年8月底发生在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的“魏胜多事件”（镇委书记魏胜多由于推行“镇长直选”而导致被“双规”)； 

5、与民主选举问题直接相连的民主罢免问题就更为突出，“村民大会”在相当多的农村成为一个空口号，基层政权的权力黑社会化问题和黑社会权力化问题特别明显。

二、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成因

其一，制度成因。很明显，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亦即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国家。再加上权力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权力化，就使得权力、资本、黑社会形成合流，这个合流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权势利益集团。在这个权势利益集团之外，“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还将这个权势利益集团合法化，并重新开辟了一条层层把关的通道，吸收了一大群知识帮凶和知识帮闲作为知识精英。再加上特务（秘密警察）、公安、武警、军队和缺乏法律保障的司法体系以及受到严格控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权力、资本、知识、黑社会、特务、公安、武警、军队、司法、立法的合流已经成功。此权势利益集团“代表”了生产力，“代表”了文化，也“代表”了人民利益，并以收买、谎言、统战、恐怖、暴力等手段强硬地保障和维持了这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三个强硬的“占有”，因此，“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三个占有思想”的另一种表述，它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和“极权政治”之间的合流制度和合谋制度，也反过来体现为对否定这种合流制度和合谋制度的一切个人力量和组织力量的收买和打压。

其二，政治成因。“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共新的意识形态，是第四代领导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的统治战略，因此在政治理念、政治操作上，胡温不可能有“新政”。毛泽东到了110岁，关于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舆论声音此起彼伏，但是中共仍然不可能抛弃这个起点；同样的道理，邓小平、江泽民这两个起点也不可能被抛弃。毛、邓、江、胡，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线，后继者永远不会以原则作交易，这个原则就是一党专政，它强调中国的一切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因此，我们看到，2003年12月8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异议人士颜钧两年徒刑，而这桩宣判恰恰是在温家宝踏上美国土地后仅仅5个小时后作出的。并且，就在颜钧被宣判的同一天，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要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网站还签署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强调互联网必须接受当局的管理监督。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12月10日，四川省达州市一家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网络活跃人士李志有期徒刑八年。为李志进行辩护的常律师尽管为李志进行了辩护，但是法庭仍然坚持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当庭判处李志八年徒刑。值得注意的是，12月10日这一天恰恰是世界人权日。李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四川省达州市政府财政委员会官员。2003年7月，他通过网吧在海外网站开设的聊天室讨论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并且用电子邮件将一篇有关四川官员腐败的文章送到海外。李志一案非常典型，它不光反映出了我们普遍看到的政治暴力问题，并且它已经揭示出了“反腐败”这个政治操作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诚意——“反腐败”，只是借以清除党内异己的一种斗争策略；至于其他功效，则全系隔靴搔痒、作秀加彩、杀鸡儆猴之举。

其三，法律成因。法律与制度的约束力量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整合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除生态环境、社会道德之外的第三种支撑力量。但是我们从“郑恩宠案”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律在中国的尊严所受到的践踏程度。在2003年6月6日郑恩宠律师被上海市公安局警察从家中带走，并宣布予以刑事拘留之后，自由亚洲电台曾经做过一个相当精彩的节目，这个节目谈的就是郑恩宠被捕之后在整个中国律师界激起的愤怒抗议。《中国律师网》对此案也有长达半年的关注和讨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公安、国安、法院、检察院、信访中心、看守所、监狱、律师，这些名词在中国有着多么复杂的含义啊。律师事务所，作为非政府组织，它在面对一个强大的权势利益集团的时候，作出的是些什么样的选择？没错，中国现在还专门成立了一大群挂号在政府这方的“法律援助处”，的确可以为一些小老百姓打一些廉价的官司，但是它只能被束缚在一个相当低的政治层面。中国没有真正民间性质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没有真正民间性质的工会、农会、出版社、杂誌报刊馆以及宗教组织的生存空间，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扰乱社会治安罪”、“非法经营罪”、“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罪”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等等法规，就可以打压一切民间组织力量及其场所空间。法律制订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它的许多条款的模糊及其漏洞，成为权势利益集团维护其特权利益的工具，也成为以法律的名义绑架人民、诬陷人民的冷冰冰的杀手。

其四，经济成因。表现在三个方面：1、大肆进攻自然生态；2、大肆进行股市圈钱； 3 、大肆发行国债。这三方面的领头人都是权势利益集团，其企图就是以此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同时捞取权、财、政绩等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后两者带来的问题，比如债转股坏帐、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银行坏帐、股市坏帐、基层财政赤字、资本外逃等问题，以及国家没有国家信用，行业协会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等中介机构没有社会信用， 最后导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己之间没有信用，道德体系全面崩溃等问题（诸如把自己的女儿都送给“鸡头”；喝“婴儿汤”；强奸女小学生；初中艺术生到夜总会“实习”才能毕业；等等）。前者带来的问题当然是自然生态对人类的反向报复，水灾、旱灾、蝗灾、泥石流、风沙、矿难、高温、毒气等，哪一年减少了？比如重庆：2003年7 月18日～7月20日，重庆北碚、江津、城口等23个区市县暴雨成灾，17520间房屋损坏，农业受灾面积严重，粮食减产14万吨；2003年7月21日～8月10日，重庆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不足15公厘，比常年同期偏少80%。其中重庆巫山还出现了连续10天40度以上的连晴高温天气，这种历史上颇为罕见的酷暑天气，给重庆带来了特大伏旱灾害，灾害范围涉及40个区县。全市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7亿多元。此外，有68座水库、近10000口山坪塘乾涸，600多条溪流断流，各水利工程的实蓄水量不到应蓄水量的一半。农作物受旱面积近80万公顷，水产养殖断水面积20000多公顷，损失成鱼5000多吨，300多万人畜出现饮水困难。全国各地的圈地运动，更是加重了中国的贫困问题、负担问题、土地问题、拆迁问题、移民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等，其危险程度将在今后直线上升。

三、2004年中国人权状况的前景

基于以上分析，我对2004年中国人权状况的前景持悲观心理。由于制度、政治、法律、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破坏以及这些成因在整个社会的持续运行和由此导致的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中国的前途已经无法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整个社会就像被中国共产党这个疯狂的司机开动的一辆火车，车里面已经毒烟弥漫、爆炸四起，但是这个一点也不负责任的司机还在为着他梦中那些更多、更大、更丰盛、更灭绝良心的集团利益，疯狂地把这辆火车撞向火焰喷突的火山。即便这个司机不再开动这辆火车，或者跳下火车私自逃离，那么这辆火车还是要按照它的惯性继续向火山撞去。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一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深置于每一个公民头脑里面的意识形态，从大面积看，现在只剩下两个字：混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被扭曲、篡改、粉饰的最后一层薄纱，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以及人权、宪政、法治、公正、正义等意识在不断地生长，又在不断地灭亡。

拜金主义倒是名副其实地盛行。整个中国就像一个没有长眼睛的人一样，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2003年的中国，是悲痛的一年，是疯狂的一年，是白色恐怖的一年，是所有希望都被渐渐碾碎和所有危险都在渐渐浮现的一年。

至于那些在这一年里面真正生长在我们心间的人，除了在中国的中层和下层生长出了一些觉醒的萌芽之外，最后还是依旧给这个快要结束的2003年残留下了深深的无可名状的剧烈疼痛。让我们再一起来念念这100个人的名字吧。他们是：

北京：蒋彦永、杨子迪、李锐、方觉、刘荻、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何德普、张纯珠、叶国强、徐永海、王力雄、李姗娜、刘凤刚、张胜其、叶继飞、华惠棋

上海：郑恩宠、蒋美丽、蒋忠丽、王明清、孙东明、戴学忠、韩立法、桑坚成、徐国兴

辽宁：姚福信、肖云良、王兆明、庞庆祥、王大伟、姜力钧、孔佑平、李广艳、李宝芝、钮中芳

湖北：孙志刚、杜导斌、李卫平、刘飞跃、杨培权

四川：李思怡、黄琦、欧阳懿、李志、赵永

重庆：魏星艳、魏胜多、罗长福、张伟、左上文、欧燕、杜红旗、李廷英

河北：孙大午、蔡陆军、康福亮、陈国振

 庞光照、尹若瑟、李书君、王炳章

陕西：赵常青、颜钧、杨新满、杨培满、杨培彦

西藏：活佛阿安扎西（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让邓珠、次仁邓珠、尼玛扎噶

河南：张水军、陈桂英、王耀堂、王耀明

吉林：罗永忠、贾伟、刘成军

福建：张理积、李江凡、李长

湖南：黄静、刘骏

安徽：朱正亮、吴晓华

江苏：翁彪、李祥春

山东：杨建利、张洪美

云南：王启由、黄玉廷

新疆：陶海东

江苏：张玉祥

山西：邸天贵

浙江：陆小宙

江西：曾景牧

黑龙江：张共来

香港：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