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未来的中国史书上，什么事件是2003年首选？国家主席换人，还是神五升空？……其实，依笔者眼光，上述种种，过眼烟云而已。而另一桩在中国官方传媒上渺无踪影的事件，我却认为必将凝结在历史上。这就是：民间维权浪潮。

有鉴于此，2003年，对中国意味着——权利。可以恰当地把它称为中国的“民权年”，或用国内学者的语言叫“新民权运动”年。而杜导斌、刘荻、蒋彦永、郑恩宠、孙志刚、孙大午……，这些名字势将载入2003年史册。

中国大陆的学人近水楼台，已经察觉到了民间的这一涌动，并诉诸笔墨。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陆内部此伏彼起的维权案例，看到了《新闻周刊》年终特刊“新民权行动”…..。海内海外，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此之谓也。

国内学人在论述这种“新民权行动”时，把它与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其他民间运动比较，敏锐地观察到了它的几个崭新特点：

1．个体型而非群体型。
2．自发性、案例型，意识形态淡化。
3．注重宪法权利，凸显法治主义。
4．诉诸司法过程。
5．寻求一百多年以来的近代传统资源。
6．与中国各类不同区域和族群的权利诉求相呼应、相激荡：如香港、西藏的维权示范作用与内地的交相激励。
7．维权活动的公开化透明化。
8．网络的关键作用导致维权行动全球化，网络成为无权者权力的具体象征。
9．公共知识分子的重新出现和参与，网络签名所激发的社会驱动力。
10．法学家逐步取代经济学家的舞台中心位置。

以上种种，可以在《观察》发表的“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王怡）”和“‘新民权运动’元年（秋风）”两文中发现其详尽脉络，也可以在国内外几封联署公开信和宣言中发现其实践踪迹。笔者以为这些特征的描述大体上是精当的。

笔者在这里想补充的是，诚然，司法与政治是相对独立的，而古典自由主义在逻辑上也有非政治的特征。然而诉诸历史，从长程眼光看，司法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仍是彰彰在目的。即使在普通法系的国家也照样如此。因此，在当下中国，司法过程如何演化为政治过程，司法实践如何转化为政治后果，就是我们必须考量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通过个案的声援达成的某种精神集结，通过网络联署达成的某种堂堂正正的公开群体效应，恐怕是达成上述转化的关键渠道之一。在这一问题上，除了西方的历史经验之外，我们也并非没有传统资源可供后援精神支撑的。东林、复社、公车上书、蔡元培长北大时期……，都是鲜活的自家历史脉络。

像明末的东林书院，清名远播，全国各地学人一致仰慕，联翩来集，皆以东林为归。其学风鼎盛之时，人才涌涌，致使书院宿舍容纳不下。东林首领顾宪成强调“实学”，其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提倡关心国是、体闵民生疾苦、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由于东林清流名声卓著，朝野瞩目，同时也导致权奸迫害。宦官魏忠贤专政时期，阉党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东林党多人被杀害。直至魏死，东林党得以平反昭雪，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书生结社论政革故鼎新的典范。

复社，作为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之后发起的文人组织，主张改良政治。复社领袖张浦以“兴复古学，务使为用”为宗旨，集郡中名士，并联络江、浙诸省文人，将全国16个文社合并而成复社，声势浩大，规模堪称读书人聚集之最。

开近代中国变法之端的是“公车上书”。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时值中国甲午战败，与日本所订的《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起初是各省举人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但效果不显。于是，康有为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推举康起草。于是他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此举为戊戌变法拉开了序幕，从此，中国的现代改革与革命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往后延伸，公车上书20多年后，蔡元培长北大，延揽人才，广纳贤士，致使古今中西的各类才俊，云集红楼：胡适、陈独秀、周氏（树人、作人）兄弟、梁漱溟、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济济一堂，互相辩难、切磋，天下响应，风起景从，兴起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国是非纠结恩怨缠绕的历史格局。

上述事件，虽然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但其权利启蒙之功，却不宜抹杀。否则，当今的民权诉求，就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流了。因此，当今之世，如何使司法与政治声气相求，互为援手，相互平衡，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