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讲真话，第二要为病人著想”


我想很多朋友已经读到蒋彦永教授的给人大和政协的上书，我也说几句心里话。

三年多来和爱滋病结下了缘分，去年也经历了SARS的考验。说真话、把真相告诉人民一直是我们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工作中心。恰恰在一个月以前，我曾经安排过蒋彦永教授和高耀洁教授的会面。两位老医生见面分外高兴，而他们的观点也惊人的朴实一致“第一要讲真话，第二要为病人著想”。又想起古时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 》中的誓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1989年我15岁。由于父母是右派，小时候我自己也当过狗崽子颠沛流离，所以对沉重的历史有一点体验，就象一本书的名字《往事并不如烟》。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知识份子落实政策，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我家的恩人。89年当他去世时，我们全家都流下了泪。之后天安门广场诗抄，4月27日10所高校的环城大游行，我也曾经和高校的大哥大姐们一起环城呐喊：“卖掉宾士，还清国债”，“人民日报，胡说八道（针对4.26社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没有人看出我是个初三的学生。队伍不时一起唱起雄壮的国际歌，我想英特那雄奈尔究竟怎样我们未必清楚，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讨得一份社会的公道，反对的是官倒等腐败。50多天里，记不清多少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和数不清的普通人一道群情激跃。从5月底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我有幸和很多成年人一起去搭设路障，阻挡军车，劝解军人，焚烧坦克……，一切一切历历在目。那是无悔的岁月。尽一点生而为人的义务。

6月3日凌晨开始，广场沦陷。不久数以百计的人们丧命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弹和坦克车轮下。之后的将近半年里，当局的各种秋后算账纷至沓来，作为高一学生，我们也人人自危。而戒严部队类似占领军分布在北京各地，我们总是避开他们这些刽子手的营房。杀过人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军队，无论如何也给人日本鬼子一样的印象。直到这些屠城解放军撤离北京，我们才有了解放的感觉。

1989年10月1日，政府为了保持稳定防备学生无事生非，北京市把数万高中学生集中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看著三流球队踢了一场索然无味的足球，而对面是上千荷枪实弹的武警，虎视耽耽看台上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硕大的体育场安安静静，没有人叫好，没有人有任何对于体育的热切表达，同学们之间几乎没有交头接耳，我们的心里是空白和恐惧，甚至担心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对面就会倾泻过来密集的弹雨，然后我们就可能齐刷刷倒在秋夜的寒风中，和夏天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一样无法与父母诀别就被卡车运走，埋葬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长出了一口气，打了一个冷战。毕竟我们确信，当时的政府和军队什么都干得出来。

1999年六四10周年之前，政府开始全面封闭整修天安门广场，从5月份一直修到7月，我们都明了官方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采取如此措施。又是5年过去了。这块压在我们心上巨石一定要搬开，公道一定要回来。今年我30岁，15岁那年六四天安门惨案改变了我许多，因为厌恶杀戮所以信仰佛教，同时慢慢开始食素。生命又一次走过了15年，人生没有几个15年，这一年尤不可虚度。就在昨天我看到了修宪中提及了神圣的两个字“人权”，人类尊严的条款终于要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法典。本届政府应还89六四无辜惨死在军队暴行下的老百姓公道，给他们的家属国家赔偿，在6月4日降半旗致哀。并承认那是一场严重的浩劫，是当时政府的重大的失误。我不知道六四有多少人直接和间接的被夺去生命，而我所能为六四死难者做的就是在6月3日凌晨到6月4日去天安门给他们守夜，扎起千朵白花，燃起千只蜡烛，祈祷无辜的人们在天之灵安息。这份小小的心愿是基本的诉求，我将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5周年时递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那里曾经是我为人权问题申请过示威游行的地方，但这一次的意义有所不同，因为这不是示威或游行，而是如清明的扫墓一样为了纪念和祭奠无辜的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