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两会召开期间，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蒋彦永医师上书两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要求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这件事立刻激起广泛的强烈反响。

“六四”过去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比十年浩劫还多五年，再过一年就是两个抗战！我们的后代子孙将怎样看待过去这十五年啊？总有一天，他们会质问我们：既然当初你们都参与过，激动过，哭泣过，愤怒过，你们怎么还能选择沉默，选择遗忘，甚至，选择背叛？而且，长达十五年，很可能，还不止十五年！

恐惧。是的，是恐惧压倒了良知。其实，承认自己是出于恐惧才不敢讲真话，这本身就几乎算得上一种勇敢。最糟糕的是，很多人不会承认自己恐惧。他们声称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私下里会对你说，“六四”开枪当然是错的，“六四”的案子当然该平反；但现在还不能平反，现在平反会危害稳定。蒋医师的上书不会触动他们的良知，相反，他们还对蒋医师的做法不以为然。

这就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为何会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通常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罪恶发生，这些罪恶为何还能长期持续？参与这种犯罪的人很多，单独地看，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天生的罪犯或恶棍，既不昏庸也不残忍；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维护，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发生，才能持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做坏事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不只是为了欺人，更是为了自欺。

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写到这样一件事：“四人帮”垮台后，韦君宜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下到某县调查，发现有两起人命案，一个是被打死，一个是被逼自杀，一望而知是冤案。然而，当他们试图改正时却遇到想像不到的阻力。地委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肯改正。幸亏当年中央正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个案子好歹有所“纠正”，不过只是轻描淡写，根本谈不上伸张正义，而对制造冤案的县委彭书记也没有进行应有的惩罚。？

韦君宜写道：就这样，“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著觉。”

韦君宜发现，那些坚持维护冤假错案的人竟然也有他们的“道理”。正因为案子是冤的、假的、错的，正因为冤假错案是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所以不能翻，一翻就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给搞乱了。所以，那些践踏正义、制造冤案的人可以原谅，那些要求伸张正义、平反冤案的人才是害群之马，必须严加惩处。于是有很多人，就象那位纪检委员那样，以稳定大局为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反倒理直气壮（？！）。韦君宜终于懂得了这番“道理”，她那贫乏的理性（这必须归功于党国的多年教育）甚至无法对这套邪恶的道理进行有力的反驳，只是出于不死的良知，她不能像那位纪检委员那样心安理得还自鸣得意。她“越想越睡不著觉”：难道说为了稳定大局就必须明知是罪恶还要维护，明知是真理还要压制，明知是人命关天却还要摧残屠戮，毫不犹豫？

十五年来，一直有人对我们说，“六四”终归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适的时机。照他们看来，亡灵的死不瞑目，母亲的泪眼哭干，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监禁被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苦难都无足轻重，它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拖得更长更久，否则对大局不利（？）。然而十五年来，人们看到的是，那个所谓“合适的时机”并没有向我们走近，反而离开我们更远。“六四”的旧债未还，又欠下了法轮功的新债，还有民间组党人士和网路作家的逮捕入狱，拆迁户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受尽欺凌。“六四”之后这十五年，政府暴力犯罪恶性增长。这决不仅仅是极少数专制暴君及其鹰犬的责任，那些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容忍暴行者难辞其咎。他们未必属于坏人恶人，但是在那套邪恶理论武装下，他们表现得比普通的坏人恶人还要冷血还要残忍。普通的坏人恶人偶尔还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唯有那些用邪恶理论武装起来的人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因为他们的良心已经被那套邪恶理论扭曲和变形。

剥除邪恶理论的遮蔽，让良知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