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台湾大选激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三个层次，一是针对大选本身，例如选举过程是否公正，有无大规模作弊，枪击事件是不是苦肉计，还有所谓启动国安机制的问题，等等；二是蓝绿对立，族群分裂问题；三是这次大选对两岸关系及其相关的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彼此区隔又相互纠缠，千头万绪，一言难尽。本文试图从另一种角度切入主题。我以为我们首先需要对台海现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一番梳理、说明与解释，以期深化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力地建立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抱持如此理性的态度，但是，除非我们尽最大努力提高争论的理性程度，否则我们就无法使争论获得良好的效果。


一、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要认识台湾，首先就要认识到，台湾人——起码是90％以上的台湾人——把台湾看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说：我们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军队；我们有自己的货币，很多外国也认的，可以自由兑换的；我们有海关，任何外人要进入台湾都必须得到签证。比照词典上的“国家”定义，台湾样样俱备，怎么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呢？如果来个火星人，手拿一本地球人的词典，用词典上的定义去考察台湾，他一定会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台湾的苦恼在于正式邦交国太少，屈指可数；又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拒之门外。但我们能因此就否认台湾是个国家吗？哪家辞典规定过一个国家必须得到全世界百分之几十的国家承认才算国家呢？不错，不是国家就不能加入联合国，但这不等于说不加入联合国就不是国家。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政权的邦交国也只有二十几个；直到1971年，大陆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难道此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算国家吗？

台湾人民，不分泛蓝泛绿，都认定他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思考台湾问题，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很多问题就顺理成章，很好理解了（至于你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缺少国际承认是台湾最大的苦恼

如前所说，台湾人民认为他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也许有些民进党人会说，它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可是，在国际社会，台湾缺少国家的名分，台湾缺少国际人格。这是台湾人最大的苦恼。因此，台湾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为自己争得更广泛的国际承认。

老报人陆铿属于统派，按照著名台大教授胡佛的说法，陆铿是“主张促统但不赞成急统”的。陆铿常常写文章批评李登辉，但是陆铿也承认：“李登辉总统一直把开拓国际空间作为主要目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他说：”台湾充满自由、民主，经济繁荣有目共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更有不少人仍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这对台湾人来说十分不公平，所以他要到世界各国大声讲出台湾人的心声。‘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共方面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台湾人的心。“

记得今年2月份，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登出了台湾著名艺术家、云门舞集的林怀民的一段话。林怀民说：“不管谁当总统，只希望能够让台湾人有尊严。现在台湾在国际上被踩受辱。台湾要走上国际舞台。”林怀民并非独派，《世界日报》更非独派的报纸。应该看到，林怀民的讲话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渴望台湾获得国家的名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绝非仅仅是少数政客的野心，而是台湾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能给台湾人民带来尊严，而且还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因此其意义就格外重大。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大陆对台动武，国际社会都会认为那是中国内政而袖手旁观，顶多口头上抗议两句，就像对待俄罗斯打车臣；只有美国政府可能拔刀相助。反过来，如果台湾能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台海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能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大陆对台动武，就会被看成是伊拉克打科威特或者是北朝鲜打南朝鲜，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出面干预，联合国就可能通过决议出兵制止。这就是说，只要台湾得不到国际承认，它就处在中共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只有赢得国际承认，台湾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2、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高寒先生强调：“台湾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能挑战中共政权合法性而又无‘干涉内政’之虞的政府！这甚至是超过包括核武器等军力在内的空前的政治优势。然而，要具备这一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优势，其政治前提就是旗帜鲜明鲜明地反台独！”

说得对。但这枚铜币的另一面是，台湾的最大劣势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可能被拥有核武器的中共政权武力侵犯占领而又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国内政”不便干涉的政府！台湾还有一个极大的劣势，那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台湾（中华民国）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不被当作国家的国家，它处处被否认被排斥，偶尔被允许出席，还不准打出国家的旗号。

问题在于，这些劣势和上面高寒提到的优势是同一枚铜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它的优势而不要它的劣势，如果你不想要它的劣势，你就只好放弃它的优势。所以，毫不奇怪，多数台湾人宁可不要他们的最大优势，为的是能摆脱他们的最大劣势。多数台湾人宁可世人都把两岸关系看成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我不干涉你的内政，你也别干涉我的内政；你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加入国际社会，我也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加入国际社会。如果你把这种愿望叫做“台独”，那么，其主要因素，与其说是为了永久地脱离中国，不如说是为了自保，为了自尊。

高寒先生上述观点的问题是，他不曾进行换位思考，不曾试图设身处地站在台湾人的角度去思考。这就使他的思考陷入片面性。我不是说，思考台湾问题就只能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我是说我们应该力求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诚如阿伦特所言：“政治思想是代表性的。一事当前，我从不同的立场加以考虑，使那些不在场的人们的观点呈现于我的心中，由此形成我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代表他们。这种代表的过程并不是盲目地采纳那些不在场的人们实际上提出的这种或那种观点，而是从一种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这不是移情的问题，好象我要使自己成为别人或者是象别人那样去感受，也不是数人头，加入到多数一边，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份处在我实际上并不处在的位置上去感受去思考。当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时，我越是能在我自己的心中呈现出更多的人的观点，我越是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那么，我的代表性思考的能力就越强，我最终的结论，我的见解就越坚实可靠。”

高寒先生对台湾最大优势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多数台湾人基于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价值优先选择无疑也有它的道理。问题在于如何将两者调和。这一点以下还要论及，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二、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观察台湾政治，很多大陆人最想不通的一点是，台湾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民进党不必说了，现在就连国民党也说它不再坚持一中原则。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说，目前，台湾最大的苦恼就是它缺乏国际人格，它被排除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国家寥寥无几。然而曾几何时，台湾获得过广泛的国际承认，而且长期占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前年，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写了一本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2002年，台北天下文化书坊），其中讲到当年退出联合国以及和美国断交等事件的详情内幕，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1、蒋介石也曾决定接受“双重承认”

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为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为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持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为，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为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么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产。

陆以正写道，在1966年，美国感到支持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放出“两个中国”的试探气球。义大利等国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然而那时大陆文革狂飙突起，“大陆乱成一团，无人敢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任何弹性”；而台湾方面“当时也误以为中共政权真有可能垮台，所以动员友邦反对，造成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一次试图让两岸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遂告流产。

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复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当然，这也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联合国有关），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为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国（指中华民国——引者）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陆以正透露：“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

陆以正写道：“回顾1971年那段经过，就事论事，我国当时已经准备接受与大陆并存于联合国的安排。”这说明，早在1971年，蒋介石就已经准备接受“两个中国”了——当然，是被动的，不情愿的。

陆以正透露的这一内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们总以为蒋介石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毫不妥协。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派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因为如果蒋介石放弃了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之说，接受了两个中国，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在台湾继续“动员戡乱”，继续“暂停行宪”，他就不得不在台湾开放民主，回归宪政。为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以及自己的独裁地位，所以蒋介石才始终坚持他的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派人则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因为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有强烈的反共复国的使命感。不过根据陆以正透露的事实，还可以加上第三种解释。你还可以说，蒋介石之所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因为他低估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蒋介石以为中共暴政断然不可能长久，所以他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根本没有在台湾偏安一隅的长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权固然十分残暴——这一点不出老蒋所料，但是并不短寿，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远远超出老蒋的预估（尽管共产制度注定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对共产政权而言，越残暴者反而越长命。不赘）。到后来，反攻大陆渺不可期，台湾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这样，当蒋介石发现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弃这一原则。既然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何况二十年后的李登辉，何况三十年后的阿扁和连宋。

2、从“汉贼不两立”到“贼立汉不立”

让我们再回到陆以正的书上来。按照陆以正的记叙，在1971年的26届联大上，美国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美国估计，因为赞成接纳北京的国家不一定都赞成驱除台湾，因此这就有可能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美国的这一临时动议被否决，台湾代表知道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式问题要求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议大厅。接下来，阿国提案被一揽子通过。从此，北京占据了台湾原来占据的位置，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由于在这一回合中，美国的策略未获成功，台湾方面无从表示他们对双重代表权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无从得知蒋介石已经同意放弃其一个中国立场。如果不是陆以正透露这段秘辛，我们还都以为老蒋始终坚持汉贼不两立没商量呢。其实反过来一想，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如果美国事先没有征得老蒋的同意，它何必煞费苦心地搞什么临时动议，要把阿国提案分成两段呢？

不过，陆以正补充说：“假如那年双重代表权案获得通过，中共肯定拒绝加入。顶多再拖个一两年，在西瓜靠大边的情势下，我国仍然会被赶出联合国，反而更加窝囊。”问题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年，而是早在1966年或更早一些，台湾就接受双重代表权，不阻拦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呢？对于这个问题，陆以正没有明确回答；但是读者可以感觉到，陆以正对台湾当局在1966年没有支持、而是反对义大利等国关于让台海双方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提议这种做法是不以为然的（他把“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反对义大利等国的提议称之为“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似乎是暗示，假如台湾当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时候放弃一个中国、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台湾就不会落到后来那么孤立的地步。

陆以正还告诉我们，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张，私下向美国方面试探有无可能采取两个德国模式，也就是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承认中华民国。美方表示无可能。卡特总统的东亚事务顾问奥克森伯格说卡特总统已经表态支持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尼克森签署的，上面提到美国认知到两岸均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无法更改。奥克森伯格还调侃地说：“零起点预算制度或许可行，但零起点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话了。”意思是说，你们台湾若早同意让美国承认两个中国还好办，但你们先前一直不肯。现在才想起要从头来过，要美国承认两个中国，那就为时已晚，办不到了。

美台断交对台湾打击甚大，一时间，台湾的邦交国纷纷效仿，拋弃台湾，转而承认大陆。台湾的外交部连连接到外国的断交通知，被人讥为“绝交部”。台湾成了国际弃儿。到了这时，台湾想实行两个中国原则以换取国际承认已不可得，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到了蒋经国时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推行务实外交，力图重返国际社会。

3、争取“贼立汉也立”

晚年蒋经国的务实外交主要是发展与无邦交国的非官方关系即经济文化等实质性交流，同时也默认以“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某些国际活动，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不再坚持升中华民国的国旗，等等。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很快地，台湾就提出争取双重承认，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张。当时，李登辉刚上任，其实权尚不足以主导决策；所以，这种转变似不应看成李登辉的个人意志，而应看成国民党上层的主流意见。联想到当年蒋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联合国里的双重代表权，我们就必须说，争取双重承认的主张正所谓其来有自，不足为奇。

蒋经国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我手头恰好留有一份1988年3月24日的台湾《中国时报》的影印件（因此页有该报记者对我的采访），上面有一篇社论和一篇专论，题目分别是“‘双重承认’与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两立’与‘孤立’会是邻居吗？——从西德南韩经验看外交双重承认的可行性”（《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是余纪忠，名列国民党中常委）。社论引用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魏镛的讲话，声称“我国政府从未排除‘双重承认’；西德与南韩将‘统一’与‘承认’分开处理，是突破承认问题的关键”。社论说：“中共政权在大陆行使有效管辖权已达四十年，在相当期间内，我们无法光复大陆，中国也不可能统一，则为客观的现实。我们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则与理想，但也不能不顾及政治现实。”眼下采取弹性的双重承认政策并不妨碍未来实现统一的长远目标。

社论委婉地承认，假如在若干年前，在台湾还有许多邦交国以及在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占有席位的时候，当局就准备接受双重承认的政策，效果一定会更好。社论也清醒地意识到，希望国际社会按照东西德模式或南北韩模式对待两岸关系是有困难的，因为台湾和大陆大小悬殊，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台湾单方面放弃你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再坚持汉贼不两立，人家大陆却不肯放弃它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还要坚持大陆的那套汉贼不两立，逼得外国政府只好在台湾与大陆二中择一，到头来国际社会还是会取大陆而弃台湾，台湾还是摆脱不了被封锁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说，台湾单方面地放弃一个中国原则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问题是，你叫台湾怎么办才好呢？再回到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上去，那不是更没有出路吗？

应该说，自八十年代后期起，台湾的国民党就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了奥运会、亚运会、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台湾可以说，我们虽然不是以中华民国的国家名义加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不可以再说只有中华民国才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了，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唯一的一个留给“中国”的席位分明被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据，而台湾已经接受或默认了这一事实；台湾这样做，不等于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它确实等于放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4、关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同理，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对台湾也是不利的，因为台湾方面的“一中各表”只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国际社会并不买账，而且，只要台湾不想自绝于国际社会，还想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它就必须接受或默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占据中国席位这一事实，它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自己的“一中各表”。也许在当初，台湾方面没弄清楚中共的一中各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台湾以为那就是彼此不直接承认对方，但也不刻意在第三者那里，在国际社会中打压对方，否认对方（这就像海外有的侨团闹“双胞胎”，彼此都说自己才是真的，对方是假的。社区要搞活动，主办单位弄不清谁真谁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纠纷，干脆两边都邀请，于是双方都得以出席，也都默认对方以社团的名义的出席，并没有谁去向主办单位施加压力，要求非把对方赶走不可，否则我就不来）。谁知中共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共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排斥、打压台湾，恨不得赶尽杀绝，所以台湾无法接受。

历史的演变就是如此：当初，国民党坚持“汉贼不两立”，为的是“汉立贼不立”，殊不料后来形势逆转，倒成了“贼立汉不立”，于是只好改变政策，争取“贼立汉也立”；然而等到这时，共产党却又用它的那套“汉贼不两立”全面封杀台湾，使得台湾想“贼立汉也立”而不可得；于是台湾就陷入极大的困境。

如上所说，台湾放弃它的一中原则，争取双重承认，并未取得显著成果；但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台湾得以参加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虽然其身份不尴不尬，但总比自绝于国际社会以至于被国际社会彻底遗忘要好。近些年来，台湾每年都要鼓动几个它的友好盟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重返联合国。虽然屡战屡败，但好歹也是让国际社会听到台湾的声音，注意到台湾的特殊存在。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大多数台湾人都懂得，不管争取“贼立汉也立”有多困难，它还是只有去不断地争取；它不能再回到原来的“汉贼不两立”，因为后者是一条死胡同，而前者多少总还有一些希望。

5、关于住民自决和公民投票

陆以正在回忆录里还讲到一件事。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沙乌地阿拉伯驻联合国大使白汝迪曾经提出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草案：即邀请中共加入联合国，并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但代表台湾一千七百万人民的中华民国仍应留在联合国内，将来可由台湾人民就独立、与大陆组成邦联或联邦三者之中，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白汝迪自称这是解决中国代表权的最佳方案。不消说，这个提案遭到了否决。

注意：在这里，白汝迪谈到了公投，谈到了台湾住民自决。原来让台湾公投和住民自决的主张早有人提出过，而这人还是个外国人。

其实，关于用公民投票解决台湾地位等主张，都是早已有之。例如在1959年9月，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生就在电视谈话上表示，反对美国阻止中国（中共）加入联合国的政策，并对台湾问题说：“台湾的地位必须在联合国的监视下，由住民投票才能决定”。 英国首相麦米伦也提议应让中国（中共）加入联国，同时把台湾置于联合国的信托保障之下。即蒋介石在世时由联合国统治台湾，实行民主政治，等到蒋介石死亡后，再由住民投票，而任其决定独立，或由联合国继续信托保障，或与中共合并。1966年3月，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邀请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让他们申述有关中国、台湾的现状及其对策。这些专家的大多数，均主张美国应该继续推进“一台一中”的政策，并坚持民族自决的原则，让台湾独立。

那么，这些西方官员和学者为什么会主张让台湾人住民自决呢？显然，他们不是简单地援引抽象的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推论说台湾应该住民自决；否则，他们就该主张一切地区的人民都可公投自决，而不是只针对台湾这一个案了。其实，这些西方官员和学者的考虑很简单，他们无非是不愿意听任台湾被中共武力“解放”而已。所以他们希望由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作出一种安排，为台湾提供保护。因为国际社会不能越俎代庖，所以他们主张让台湾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自己作出决定，或者是自愿地与大陆以和平的方式实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或者是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上述提议由于遭到大陆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共同反对而胎死腹中。现在台湾人想住民自决公投独立已不可得，不过正象李敖所说，在早先的国际形势下，台湾本来是有条件公投独立的。

还需一提的是，在去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340号决议案，支持台湾人民在不受武力威胁之下举行公投。决议案强调，只有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决定台湾前途的专有权利。关于这项决议案的背景和意义，以后再作分析。


三、一国两制：从提出到破产

如今，凡略有头脑者都知道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了。但他们很少问自己：以邓小平的务实和精明，当年怎么会异想天开地提出什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呢？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对台政策很简单，那就是武力统一。毛时代不变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1958年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未取得预期的成功，武统不得不搁置，但是“解放台湾”的口号并没有放弃。在毛时代，每年十一国庆游行，官方拟定的口号单上，最后一个口号永远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一时根本解放不了。毛泽东在和尼克森、基辛格谈话时，甚至把统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后（毛对尼克森说：台湾问题“一百年后由子孙后代去解决”），但是仍然不改变“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因为毛泽东深知统一台湾只能靠武力。“和平统一”？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台湾自己呆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让你把它统一了去呢？人家还想把你给统一了呢？所以毛泽东从不做“和平统一”的白日梦。

那么，不可一世、爱发奇想的毛泽东都认定做不到的事，为什么务实而精明的邓小平却以为他能做得到呢？你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从而使和平统一成为可能。按照一国两制，允许台湾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军队，多优惠呀。但问题是，不管一国两制开出的条件多优惠，它毕竟是一个招降的方案（台湾人说得好：“一国两制就是把我们本来就有的变成是你中共给我们的”）。人家台湾人有总统有国会，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凭什么要自动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况今日的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凭什么要给自己戴个专制的紧箍咒，找个专制的太上皇呢？

1、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险棋

实际上，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既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险棋。它是专门针对当时仍处于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尤其是针对年事已高的蒋经国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明确讲到：“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上述设想概括为“一国两制”。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时，谈到收回香港问题，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一般人以为中共是为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国两制，然而才说一国两制也适用于台湾；其实，一国两制设想首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针对国民党，针对蒋经国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呢？他们凭什么相信，那个和他们恶斗了好几十年，彼此间有着血海深仇的老对手竟然会自动自愿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称臣呢？因为他们发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严重而隐蔽的内在危机，他们发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机会。

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内外交困。在外部，台湾被国际社会所拋弃，绝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邦交；在岛内，以本土力量为主体的反对派虽然刚刚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潜流汹涌，后劲不可低估；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党国政要相继过世。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当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实行其威权统治，但是这种局面又能够撑多久呢？外有大陆的威胁，台湾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成问题；内有本土力量的挑战，强龙越来越难压倒地头蛇。与此同时，大陆的中共政权却走出十年浩劫重现生机，邓小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的尊重（那时，戈巴契夫还没上台呢，更没有发生“六四”）。一方面，美国利用大陆对抗苏联，另一方面，大陆则利用美国向台湾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想出一国两制这条妙计。他们对蒋经国和国民党喊话：你们中华民国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吧，我们保证你们可以在台湾永久执政，保障你们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们愿意归顺我们，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反过来，如果你们拒绝一国两制，那么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对力量就会起来取而代之，到头来你们既保不住中华民国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权。

我在1988年5月号的《中国之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统一之我见”，其中写道：“有人说，共产党对台湾威逼交加，会把台湾推向独立的方向。可是，共产党人可能会认为，台独的倾向越强，国民党接受一国两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所副所长李家泉在‘再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模式’（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29日）一文中，告诫国民党当局不要硬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撑下去，否则，‘将来被别人取代改一下’国‘的称号，其结果必将是祸国殃民，成为中国的历史罪人’。这句话的含义很清楚：既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不被承认，台湾的处境将日益艰难，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台湾要么只有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么只有宣布独立，另改国号。照共产党的分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国民党将负‘历史罪人’之名，并失去在台湾执政之实，反不如取前一条出路，除了在名义上由一国政府降为一省政府外，其余一切不变。”

2、台湾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国两制

应该承认，一国两制这一招果然厉害。如果蒋经国贪图一党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义”的幌子下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国两制，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既体面，又实惠。然而，蒋经国没有接受邓小平的盛情邀请，坚决拒绝一国两制，同时大力推动政治改革，解除党禁报禁，从而使台湾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一旦台湾实现自由民主，一国两制就失去了着力点：统治者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愿意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但是，获得自由民主的人民决不愿意在自己头上再来一个专制的太上皇。

开放民主意味着国民党有可能被选下台，意味着台独势力将浮出水面。中国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独》一书中指出：“蒋经国倡导并推动的政治革新，是台独的温床，使台湾社会从此走上台独的历程。”中共劝说蒋经国接受一国两制，责以“大义”，晓以利害，靠的就是渲染国民党会下台与台独势力会上台的可怕前景。说台湾实行民主必将导致台独，当然是错的；但要说台湾民主使得台独成为一种可能，则是对的。蒋经国本人当然是既反对一国两制，又反对台湾独立的；但是他不会不清楚，台湾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国两制，而台独则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当蒋经国决心开放民主时，那就意味着：对蒋经国而言，宁冒台独之险，也不要统一于中共。这一价值优先的选择，不知那些赞颂小蒋的人士是否都能理解？

不过邓小平肯定是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在1989年5月，邓小平要对戈巴契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六四”事件，中共凶相毕露，台湾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江泽民和胡锦涛未必不知道一国两制早已彻底破产，只不过他们既没有改变旧政策的勇气，又提不出象样的新政策，于是就只好按照老调子有口无心地继续唱下去。


四、谁不肯维持现状？谁不肯承认现状？

许多人都认为，两岸关系以维持现状为好。那么，是谁不肯维持现状呢？

不少人批评李登辉，批评陈水扁，一会儿是两国论，一会儿是一边一国，一会儿又是全民公投，总是不安于现状，想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种批评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道理很简单，维持现状须以承认现状为前提。彼此要互相承认：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不能侵犯我，我不能侵犯你。承认现状，就是承认两岸分裂分治，承认原来的一个中国现在分裂成两个政治实体，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叫中华民国。承认现在两岸是一国两府甚至一边一国。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政府早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就放弃了反攻大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换言之，现在的台海两岸，一边承认了现状，另一边始终没有承认现状。这才是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关键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但拒绝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且还拒绝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自己的承认，它不准中华民国政府以自己的名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把这种承认（即一国两府或两国论或一边一国）就叫作搞分裂搞台独。

中共始终认为台湾是“叛离的一省”，是占山为王武装割据，因此它认为它有权收复台湾。收复的方式可以是和平招安，可以是武力征讨。中共坚称它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中共几时说过你不独我就不武？中共宣布台独就是战争，但是它并没有说过不台独就不战争。中共明言，如果台湾无限期拖延统一，大陆就将使用武力；什么叫“无限期”？帽子在中共手里，它什么时候想给你戴上就可以给你戴上。照中共看来，台湾已经拒绝统一五十多年了，它已经够耐心的了，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照中共看来，“现状”就是台湾坚持分裂，抗拒统一。这个现状是不能承认的。既然中共始终没有承认过现状，因此它随时随地可以打破现状而毫不为难，毫不尴尬，而且还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众所周知，如果说直到今天，中共还没有对台动武，那绝不是它认为它还没有动武的理由（对于中共，动武的理由早就是现成的，随时可用），而只是因为它有其他的考虑或顾虑（包括它认为它还不具有动武的成功把握）。

中共元老汪道涵一向被视为对台问题的鸽派。汪道涵说：“未来的‘一个中国’，当然是经过整合，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共同缔造的新中国。但这绝不等于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主权分割，治权分享’的‘两个中国’。”请注意：在这里，汪道涵只说了现在的中国不是什么，却没有说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汪道涵拒绝对台海现状作出“是什么”的正面描述。

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说你赞成维持现状，可是你始终拒绝说明现状是什么，天知道你要维持的是什么“现状”。中共鸽派不肯明说的话，鹰派就直言不讳了。不久前中共《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明确说两岸关系现状是“内战延续状态”，武装对峙一贯存在。这就是说，对中共而言，维持现状就是维持战争状态。正是在战争状态才有说降。一国两制的和平攻势无非是说降而已，何况它已经破产。显然，这种“现状”和一般人所希望维持的现状决不是一回事。一般人所说的维持现状，意思是维持两岸和平；但中共把现状定义为内战状态，那恰恰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各方对现状的理解如此不同，可见现状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应该看到，现状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台湾在不断地争取国际承认，大陆在不断地整军备战，双方彼此刺激，相互强化。麻烦还在于，就算台湾停下迈向独立的步伐，大陆也还是要准备打仗，因为它知道统一只能靠武力；反过来，就算大陆放松战备，台湾也还是要继续争取国际人格，甚至还会加快动作，以免错失良机。试问这样的现状如何维持？如果任随这样的现状继续维持下去，其结果必然是现状的突破和剧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