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了，那些日子里的激情、责任、死亡，一切都成了无痕的回忆……
十五年了，我拿甚么来面对那沈默着躺了十五年的碑？
十五年了，我拿甚么来面对流亡海外的师友们心底的渴望和无言的泪？
十五年了，我拿甚么来安慰我的良心，抚平我的忧思？我拿甚么来还原我的宽容，点燃我的激情？
十五年，一个巨大的断裂，一个无耻的遗忘。
十五年，一个被金钱蛊惑和收买的沈默，一个被懦弱和胆怯雕刻的和平，一个被喧嚣和浅薄粉饰的繁荣。
十五年，只有仅存着苟活着然而是伟大的母爱，在坚强地向世人控诉着那被乌云和喧闹遮掩的残暴，在向苍天指证着那些用人血馒头铺陈的大地的荒淫和腐败。
我，一个十五年铸成的巨大共谋时代的共谋者，终于没有了在那座躺着的碑前跪下来的勇气，终于只是在这苍白的文字里，寻找着一种安全的表达。我自愧于这个共谋形式的活，我内疚于这种因共谋而实施的更为残暴的精神屠杀。
特别是这种迷漫于整个民族咆哮于全部时空的精神屠杀，是以强迫被阉从而积极自阉的方式，完成了消解悲愤、解构无奈和建构行乐的进程的。这种及时行乐，已经把活著作为最高目标，把行尸走肉当作最高荣誉，从而衡量着每个人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比媚俗还要顽强并会迅速发展下去的恶俗。
然而，我不仅是这恶俗中的一员，而且还是这恶俗病毒的传播者。
然而，我终于又面对了这躺着的碑，我终于鼓起勇气在碑前跪下，任历史的鞭子，抽打，抽打……
然而，我只能面对结果，面对生者，面对未来。
一、假如是“团结学生会”
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是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在圆明园南门会议上完成的。在这之前的四月二十日，我因新华门血案，去北师大见了吾尔开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开希。就是在那一天，开希提出了要组织起来，这样才能避免血案的再发生。
在此之前，有些高校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北大有，北师大也有。发生在四月二十日早晨的血案，我虽未亲眼看到，但从事后听到的来看，一个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式的面对专制的社会抗议活动，其结果只能是：在宣传工具的恐吓下，在武装员警毫无人性的棍棒的抽打下，手无寸铁的弱者，只是用受伤的肉体和受伤的心灵来显示暗夜的恐惧和放大强暴的效率。
二十日那天，开希说二十一日晚各校组织起来到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二十二日晚休息一下，二十三晚开会讨论组织的事。
二十一日晚，我领着电影学院的一部份同学赶到北师大，当时师大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高校的学生，好像是北大的人还没有到，并且正在往这边游行而来。大家都在等，人越聚越多，人多嘴杂，一片混乱，而越是混乱就越是焦急。还是开稀有办法，他坐在一辆自行车上，手持小扩音器，开始调度已是非常混乱的师大操场。这时候，旗帜的召唤作用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开希指挥着领队的旗帜，在广场转圈，秩序一下子就恢复了。而很快，北大的队伍也到了师大门口，大旗便直奔东大门而去。
大旗在当晚的作用，直到今天还给我震撼不已的感受！但是今天，那大旗似乎和那躺着的碑一样躺着了。我不知道，是谁把这大旗放倒在鲜血的碑前，从而让静卧者和大旗一起来看这巨大的沈默和喧哗的混乱？
二十二日，人民大会堂门前三位学生请愿代表用下跪请愿。后来我在狱中恰巧和三名下跪者之一的张智勇关在一屋，苦闷的日子里，我们谈论起那个血液沸腾的日子，谈到下跪和绝食，曾有一个苦涩的对联是：一跪惊天下，双绝撼人心。其实这跪是不是惊了天下，我无法回答，我只是目睹了这下跪对艺术院校学生心灵的巨大震撼。许多人面对这样的场景高呼：不许下跪，站起来，站起来！后来在五月四日的游行中，电影学院一位导演系的同学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下跪只有一次，下跪只有一次，中国人站起来，站起来，铲除官倒，打倒腐败。
然而真的下跪只有一次吗？这十五年来，难道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吗？面对专制式的言论钳制和网路封锁，面对专制下的践踏人权，贪污腐败，却除了全社会的漠视人权，全社会的腐败堕落外，还有甚么呢？尽管也有丁子霖、刘晓波、王友才、胡春林等人的不懈抗争，但总体上却是彻底的下跪了，精神上的下跪，无疑是彻底的下跪，并且不仅是跪在了强权的淫威下，还跪在了金钱的巨大诱惑面前。
可是，当年，却有那么多的人，用青春的热泪，用年轻的热情，高喊着：不许下跪，不许下跪！但是，热泪已流尽了吗？热情已枯竭了吗？
当我被广场上的同学推荐去叫回下跪的代表时，我在大会堂的台阶下见到了开希。开希非常激动，脸上满是泪水，他说：“我没有下跪，我没有下跪”。我当时能感觉到他对下跪请愿方式的强烈不满，那种不满是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维吾尔汉子当时真实的心情。
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深受党化教育的我们，是把政府当母亲来爱、来劝告的。记得后来在监狱中和李玉奇谈到对腐败的认识，玉奇曾说：“我们不就是想和党和政府和人民一起，努力把这腐败的毒瘤从国家的机体上给割掉吗？”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当坦克和机枪把一种真正的忠诚，无情枪杀的时候，忠诚就真的被枪杀了，只留下专制者内心的恐惧和人民莫大的心灵悲哀！
我们当时知道政府会对下跪不闻不理吗？三位代表之所以会有下跪，这与二十日新华门前的血案相比照，难道不会想到三位代表当时的心里活动：用呐喊的方式请愿不成，用下跪的方式总该可以吧。再往下想，下跪还不行，用死谏总可以吧。所谓不信春风唤不回啊。然而绝食的死谏，唤醒了甚么，又换来了甚么呢？
十五年来，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会绝食一天，但这已不是死谏了，这是我个人的纪念方式，为我背负着的沉重的血债，为我懦弱的苟且偷生，也为了那至今还静静躺着的碑和那倒下去的旗帜。
二十三日晚，刘刚以他的宽容和执着非常成功地组织了圆明园南门小屋的会议。听他说，那小屋是他跟一家公司借的，当时参加会议的我记得共有二十九所高校的三十五名学生。我当时带着八大艺术院校每校一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有些混乱，后来刘刚宣布了会议程式，大家才有些安静下来。尽管当时有人提出刘刚的身份问题，刘刚当即表态：我只是协助大家开好这个会，没有建议权和表决权。我也因此对刘刚有着深深的敬意。
会议先是确定大家即将要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名称，按刘刚当时的想法，是要成立团结学生会的。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我当时认为这完全是照搬了波兰团结公会的方法，但我们是学生，我们在中国。当然，不仅是我们艺术院校的代表反对这个名称，其他很多院校的代表，也是反对这个名称的。后来就又提叫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我又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讨论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当前已经爆发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是客观的具体的，现在运动出现了像四月二十日那样的血案，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大家协调一致，以免惨剧再发生。也就是说，在这个组织还没有正式申请注册下来取得合法地位时，这是因运动的实际情况，为保证运动的非暴力和平方式而成立的，因此这个组织只能是临时的，虽不合法，却具有合情合理性。并且，还是要着手去办申请手续，申请的名称可以是自治联合会，以区别于学生会。这样，大家就通过了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这个名称。
后来在我被邀参加五月三日师大的高联会议时，我才知道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称已经正式起用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待名称的态度，真是觉得羞愧。合情合理不合法，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政府会这样想吗？他们会想到我们这样做的合情合理性吗？王友才那年去按合法手续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其结果是判刑十一年。而我后来的判决书上，也还是把”北临联”判定为非法组织的。政府会讲合情合理吗？也许有时候也会讲的，但他们只在讲合法性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才会想到讲合情合理性的。这合法合情合理，在专制制度下，其实都不过政客们玩弄权术的说词和术语。而我却是不假思索的相信，并且还让之影响了学生运动。如果当初听了刘刚的话，结果大概会不同吧。至少“团结”二字，对十五年来的我们，总还有个警醒作用吧。却反而是临时临时，凡事都临时了。我的幼稚和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名称确定时，当时代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发言说：青政坚决支持这次正义的学生运动，但考虑到青政的特殊身份，青政不参加这个学生组织，但保证积极参加这次学生运动。大家鼓掌通过了他的建议。应该说，当时参会的代表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理智、理性，并且相当宽容的。
宽容是非常重要的。记得九二年吧，不知是听谁说起王军涛在他的审判庭上做答辨时，曾有“我没有敌人”的响亮之语。我听了这样的说法，心底怦然一动。是啊，我们哪里有甚么敌人？尽管别人把我们当敌人，但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坚信：我没有敌人！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我改变不了他们，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我自己。虽说经历了这十五年的残酷，我仍然坚信着这一听来的教诲。我常常这样想：权力位置上的人，被不受限制的权力蛊惑着而对人民犯下了恶罪，那是制度本身首先要承担罪责，并且要承担假如从量上来计算，是绝大部份的罪责。否则，恶法就不会被社会进步的车轮淘汰了。就像王丹出国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忏悔，他不仅为被屠杀而冤死的同胞，也为那些在屠杀同胞的过程不幸丧身的军人们。他们的死难道真的是对罪恶的惩罚吗？他们的生命难道不是鲜活的生命吗？他们的血难道不是热的吗？我当时和几位朋友在宾馆里收看这次记者会的实况，对于王丹的这种真诚表述，我们都抱以发自心底的赞同。
但是，当六四枪响，屠刀举起，冤魂飘散的时候，我只是怒火胸中烧，仇恨满肺腑。面对那九岁孩童的尸体，我哪里还有眼泪，有的只是熊熊燃烧的愤恨。六四屠杀，无论是当时的言词，还是今天的说法，这种用战争机器的手段对付平民百姓的罪恶行径，不仅要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将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四月二十三日晚，大家讨论确定的运动方式是：非暴力和平请愿。有谁会想到非暴力的结局却是坦克上街，机枪开道，罪恶的屠杀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沉浸在血雨腥风中。而这之后，却是十五年的死一般的沉寂。一个民族的精神被阉割了，一个民族的人性被扼杀了，一个民族的良心被开膛挖走，一个民族的脊梁折断了。
这是谁之过？又会是谁来刺破这罪恶的铁幕？
二十三日晚的会议，还确立了运动的目标：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然而，回看这十五年，或者仍然回到十五年前那个漆黑的夜里，从那里看透暗夜之后的这十五年，会有甚么样的想法？
为甚么一个民族会如此轻视做人的权利？又为甚么会如此不顾廉耻地沉浸在行尸走肉的日常生活中，却把巨大的精神苦难，当作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奠基？
但在十五年前，当这个目标被大家一致通过的时候，有谁想到，事情恰好走向了目标的反面。尽管九二年以后，”经改”再次提速，但通过”政革”从而实现宪政的希望，也终于和那仍然流血的碑躺在一起，躺了十五年。但不知，还要躺多久！
那天的会上，北大、清华、师大、人大和法大因其强大的校园力量，被提议当选为常委院校，接着，民族学院的代表石翁自荐其代表五十六个民族，要求获得一个常委席位，再就是八大艺术院校由戏剧学院的代表提出，八大艺术院校要求有一个常委席位。两个要求也被大家鼓掌通过。后来是选举第一届主席院校，结果法大以十一票当选。当时好像是北大得了七票，师大得了五票，清华三票，人大两票。我们八大艺术院校经过商量，一致投了法大的票。因为我们觉得法大是研究法律的，由懂法律的院校来领导这场非暴力和平请愿运动，更能保证运动的和平性质。然而，我们是太幼稚了。一场运动是否是和平的方式，在一个专制制度下，又怎么会由弱小的团体来决定的呢？暴力的最高表现工具，从来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不想用和平的方式，那么，弱小者的和平，就除了是保证自己的和平信仰外，还能有甚么呢？后来的事实也是证明了这一点的。
法大当天参加会议的是周拥军。法大当选主席院校之后，会议改由周拥军主持。这期间值得一记的是：会议中途北大有学生来到会场宣布北大筹委会的一项决议，指当时参加会议的张智勇，已被北大筹委会开除，已不能代表北大筹委会出席会议。张智勇当即退场。
那天的会议上还确立了“高临联常委会”只是这个组织的协调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组织的决策机构是代表大会。这项决定可看到是当时的学生们对民主议事制度的一种运作上的理解。但是，从操作上来讲，这条规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然也没有实行。在没有完善的一整套制度的局限性，任何对决策权的规定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我这里不是事后苛求，而是十五年后反思这场运动，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尽管由于那几年开放的大气候，大家从书本上了解了不少关于民主的理论，但民主的实践是太少太少了。没有机会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平时只专注于思想的传播和讨论，对于实践有着明显的偏废也是不容回避的一个原因。
那天的会并没有开完，原因是外面放哨的同学几次进来说，周围形迹可疑的人逐渐增多，形势越来越紧张，于是，在确定了四月二十五日在法大主楼前由”高临联常委会”主持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宣布这场运动的相关理念，并且会上还决定，当选常委院校代表公开自己的身份，以表明这场由自发开始继而被组织起来的运动的非暴力和平请愿的公开性。虽然，当时大家也想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却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现代社会里极需要的”承担意识”。当时的那种勇气，那种豪情，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由此还想到，大约是在五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王超华大姐提出，运动和平结束后，组织者们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请求审查的说法。可惜运动没有和平结束。从屠杀之后的大清查来看，相较于“文革”中人们的软弱无耻的行径，人们表现出来的“不揭发”、“不检举”的行为，是大有进步的，可同时表现出来的”不承担”的意识，也是十五年巨大沈默的先兆吧。今天，对于这种”不承担”是不是应该有很好的反思和批评？
二、四二七大游行的前夜
四月二十六下午，一位电影学院的同学急忙忙找到我，告诉我如果明天游行的话，政府将镇压，并且不惜流血，不怕流血。这位同学还同时通过别的同学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是某某人大副委员长的外孙，他的消息来自他的外公。这个消息让我吃惊。尽管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的会上，“北临联”代表大会在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六时播发的“四二六”社论后，仍然做出了四二七游行的决定，但由于在我的提议下通过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相关口号，所以大家也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如果出现“不惜流血、不怕流血”的场面，当如何办？所以当我得到这个消息后，便急忙忙去法大找周拥军。
在法大同学的带领下，我在一办公室找到周拥军。其时办公室里不止周拥军一人，有几个教师模样的人，正和他在谈话，那气氛能让人感觉到是紧张的。我当时也没想到许多，只认为我所得到的消息太重要了，需要立即召开常委院校会议，做出是否继续游行的决定，便不分场合，不问清当时的情况，就直接对周拥军说：情况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常委院校会议，取消明天的游行。其实当时周拥军一个劲地暗示我，让我别讲话，但我的话已经脱口而出了。我与周拥军年龄相当，但我却远不如他面对复杂情况紧张情况会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机智。周拥军见我这么不分场合，便说“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我们无权更改”。我还是没听出周拥军的话外之音，又说“我建议立即召开常委会讨论此事”。这下子，那些正在和周拥军说话的教师模样的人，立即对我这个提议表示了相当的兴趣，接下来就是由他们安排，法大派了一辆汽车，让我去召集其他的人开会。这时已经是下午四时左右了，我怕找齐七个常委院校的代表，再返回法大开会，商定相关事宜，时间不够，又让周拥军委派一名代表，和我一同去找人。周拥军便派了甄从育同学，并授权甄从育代表法大投票。于此事，可见周拥军的冷静、细心。后来，六月三日晚的天安门广场“工自联”帐篷里，见他和许多工人朋友一起在那里忙着制造汽油弹，他的勇敢，也让我佩服。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与他当时的见面，只有我俩是认识的，在后来秦城的审查中，我一直没有将这件事说出去，我不想为周拥军当时的行为做不利于他的证词。可是，最后还是有员警来向我调查此事。我由此知道周拥军也被捕了。我坚决否认，说不知道此事，没看见。但我心里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和甄从育先去师大找吾尔开希，但到处找不到，事后听开希说，他那时已被校方软禁。时间不等人，我们又急忙忙去人大，找到了胡春林。这是我第一次见胡春林，也好像是运动中唯一一次见他。九四年以后，我到了深圳，他从广西得知消息后，来深圳看我，我们极痛快地玩了两天。后来他弃商从文，以任不寐的名字，从事相关写作，主办网上杂志《不寐周刊》，并有《灾变论》的写作。九八年，为纪念六四十周年，他将书稿交于我，其时书名为《六四精神》，希望我能帮着找到海外有关出版社出版。我虽努力，但终于没有办成此事，心中甚是有愧，愧对春林的信任。而春林的善于深思勇于表达敢于承担的精神，于这几年是实实在在的用行动表达了。那晚在证明了他的身份后，我们又去了民族学院。找到民院筹委会的同学，得知石翁同学因在校内公开发表了一个退出筹委会的声明，已被民院筹委会开除，就忙问民院还有没有运动负责人，后来就找到了民院的一个负责的同学，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此时已经过了五点，又连忙去清华。到了清华，才知清华筹委会已集体辞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反正是一时找不着负责人。清华在运动初期，好像内部的变化比较频繁，先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封清华的声明，说清华没有和政府有关方面达成秘密协议，现在又有筹委会的辞职。我见一时间也不可能找到清华学运的负责人，就和另外四位代表商量，立即去北大了解情况，听听北大的意见。
到北大差不多是九点吧，好不容易打听到北大筹委会在一个教室开会，但我们到那里时，教室里全是上自习的同学，根本没有北大筹委会的影子，但经再三询问，才知筹委会的确会在十一时左右在这里开会。我们就只好在那边等，在等的过程中，我和春林、甄从育，还有民院的那个同学商量，我们认为，在剩下来的时间里，要通知到几十所高校的同学不上街游行，已经不可能了。当时，甄从育认为，还是应该慎重考虑是否游行，否则流血出事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谁也不想出现流血，但是，四月二十日的流血事件已经发生，如果大校不上街游行，而小校因为我们无法通知，上街了，造成流血的可能性比大家集体上街更大，并且可能会受到更残酷的镇压。所以，我以为，常委会已经没有必要再开了，一会儿和北大的同学见面，就是三条，一是口号不变，拥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二是加强学生纠察队的力量，以保证游行秩序；三是一旦和员警发生冲突，立即退回校园，静坐示威。四个人，在北大校园经过一番辩论，基本统一了意见，同意了我提出的三条。十一时左右，我们真的在那个教室见到了北大筹委会的人，出来接待我的，是王丹。
这是我和王丹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虽然原先并不知王丹这个名字，但那天新闻发布会后，就听别人告诉我，王丹是北大民主沙龙的主持人。听了这样的介绍，再看看比我小好几岁的王丹，他身体偏瘦，皮肤和我一样微黑，并且和我一样的有一个嘶哑的嗓音，大概是外貌上的共同点较多吧，再想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机智的发言，以及答记者问时，机智语言背后掩饰不住的敏锐的思维，说实话，还有他北大的这个金字招牌，都让我非常愿意结交他，愿意成为他的同学，愿意与他成为至交好友。当然，我那时还没有想到，后来我们还真的成了同学，“秦城大学”的同学。
但是，我太对不住这个生死之交的朋友了。九五年六四前，他因一封公开信二次被捕，那时我在深圳的一家公司上班。记得在出差的路上，曾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有一封公开信要我签名，我说可以。可惜，我当时忘了问他这封公开信的内容，这就导致了后面的失误。在他二次被捕的同时，我也在深圳被公安拘传。我清醒地知道，他们一定是为这个公开信的事抓我。我当时想：只要我咬死不承认这是王丹的串联，也就是一封公开信，大概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所以，当公安人员问我：你把和王丹串联搞公开信的事情交代一下。我就回答：我没有和王丹串联搞公开信。他们又问：你近期有参加甚么签名吗？我说：没有。他们问：那么王丹那封公开信上有你的名字，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和王丹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可以代表我在他认可的公开信上签名。对方又问：如果是在犯罪的档上替你签名，你也认吗？我说：是的。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甚么样的签名，但既然王丹替我签了，那么，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我来承担。
那次我只是被拘传了一下，很快就放了，而王丹却被判了十一年的重刑。并且，我的拘传回答，也被他们做了证词。事后，有些朋友知道了这事，告诉我，让我大吃一惊，也因此，很多朋友对我很有意见。特别是王丹二次被捕后，我一声不吭，实在让朋友们失望。我认为朋友们的指责是对的，没做任何辩解。无论如何，在王丹二次被捕的时候，作为他的朋友，我一言不发，除了是胆小怕事之外，还能有甚么解释呢？后来王丹的姐姐来深圳找我取回王丹存在我处的他的《狱中回忆录》时，我曾与姐姐说起此事，姐姐告诉我，王丹没有怪我，并且理解我当时的考虑，也想到了政府断章取义的做法。听了这话，我更内疚。王丹二次被捕，后来又被流放国外，国内的民运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只有坚强的个体声音，而没有力量型的团体的呐喊了。
那晚，王丹和我见面后，我告诉他来意，并向他讲了我们刚才商讨的结果，王丹立即同意了我们的三条决定，并告诉我会在北大筹委会上宣布。我见这由我而起的一次特别召开的常委院校会议终于没有不了了之，想到明天终于还是有挺起胸膛迎向强权的游行，想到那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心里突然就升起了一种悲悯。我们和王丹握手再见时，那一刻我心里被焦虑、恐惧、担忧填满了。我不知道，明天上街游行，究竟会发生甚么样的事情，也特别担心流血，更怕因此有同学牺牲。然而，事情到这里了，唯有一起上街，一起迎向恐怖，才是最佳选择。因此，那一次的握手告别，我一直未能有机会问王丹，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说真的，在整个运动的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那一次的分手，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而原因就是，对于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过处理这样事情的经验。这种第一次，就像后来第一次面对开庭一样，在秦城关押的我们这一些人，除了一个曾和王丹关在一起的王兄弟，在我之前开庭，却没有再押回秦城外，我是第一个面对法庭审理的。九二年以后，我曾从有关渠道获悉，鉴于我在庭上的表现，他们也立即做了庭审计划的调整。原来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我们这样的“犯人”，也是准备不足。庭审调整为先开模拟庭，把我们这些对手在法庭审理中可能使用的应对手法和说辞，进行尽可能周详的模拟，这也就是他们常用的打有准备之仗的理论的再一次应用吧。我虽然在庭审前夜，因焦虑、恐惧而失眠，但当我将庭审的经验与李玉奇、张铭分享时，他们就比我坦然多了。
我是一个生性懦弱的人。这一点不仅从当夜与王丹握手告别时体现了出来，也在我投案这一事件上表现得非常充分。我之所以选择投案，虽说有认真的思考，有对形势的判断，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总的说来，还是天性使然。我知道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没有王丹、刘刚、李玉奇、郭海峰那样坚强的脊梁。当我一个人突然面对报纸上的通缉令时，我真的一下子就傻了。后来当我终于有幸看到通缉令的照片时，我真后悔这天性懦弱的性格。如果我当时在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再认真地想一想，再从容些，多买几张报纸，看到报纸上用的那张我入学时的照片，我大概是用不着那样感觉到四处都是盯着我的眼睛的。我去中山大学那幢香港学联的林耀强告诉我的地址时，我就觉得周围所有的目光都是怀疑的，都是警惕的。我终于没有上楼，而是立即离开了中大。
我是带着恐慌的心理登上白云山的，在山上，我整整了思考了三个小时，设想了无数种的结局，但我知道，在口袋里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的支撑下，我连回到我熟悉的地方都不可能了。再说，在举目无亲的广州，我将怎样藏身，而如果被发现，必将连累一大批人。于是，我开始清理自己在整个运动中的所作所为，甚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所有的言论，自觉自己进去后，大概不会有生命危险，最多也就是坐十年左右的牢。所以，在处理了身上所有的档之后，我决定走进不远处的派出所去抗议。
现在想起当时自己这样的举措，觉得实在是可笑。后来大概鉴于我是主动投案的，公检法就一直希望我能够好好利用这个行为，检举揭发，争取立功，其实我虽懦弱，却还有气节，我一直的答覆是：我是去抗议的，不是投案，也无案可投。但其实毕竟是自己走进去的，这是事实，这是懦弱的事实。
在北大与王丹分手后，我让胡春林、甄从育和民院的那位同学把这次会议的决定带回各校自治会或筹委会，我又赶忙去见我单位的领导，我想万一明天回不来，学校那边倒没甚么连累，单位这边可不一样。我的领导在送我出门和我握别的时候，也是一脸的悲壮。
四月二十七日，我上午赶到人大，见校园里很乱，我认识的一位元同学告诉我，现在是两种声音，有说要上街游行，又说”北临联”通知取消游行。我说不可能，昨天夜里十一点做出的继续游行的决定，怎么会又有新的决定？后来有同学来说，北大的队伍已经出来了，人大这才冲出已经封锁的校门。
关于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二十九日的“北临联”会议上，大家讨论追究那份取消游行的通知时，我才知道，这个通知是周拥军发的。我当时还责问拥军，难道没有收到我让甄从育带回去的通知吗？拥军说：确实没有收到，并且关于取消游行，也是你马少方先建议的，后来还有开希送来的建议取消游行的信。但是，这个会上，我们仍然通过了罢免法大主席职务的决定，并选举师大为下一任主席，我也同时在这个会议上主动辞去了我的职务。后来想起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对不住周拥军的。想想当时情况下，他受到的压力，除了来自官方的，老师的，还有我的那个冒失的举动，在他可能已被隔绝的情况下，甄从育无法通知他，也是自然的。虽说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成功了，但那决不是甚么决策的成功，而是整个学生群体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清华、师大并没有接到我们的通知，或者反而是接到了取消游行的通知的，但他们还是勇敢地上街了。此外，我在人大时，还读到了贴在宿舍门上的绝命书、永别信。那种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根本不是任何人下一道命令、发一个通知可以左右的。那种激情的确是可以用”除了一腔热血我们一无所有，除了国家富强我们一无所求”这句话也概括的。这不是一句话口号，这是最真切的一代青年当时的心声。然而，对于这种心声，我们今天也是要反思了。这十五年的沈默，除了当局高超的愚民技巧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比如关于国家富强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国家富强呢？而国家的具体所指又是甚么呢？国家富强如果不被具体表现为人民生活在民主的政体下，人权得到真正的捍卫，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和发展，集权体制遗留下的诸多历史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个人的自由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政权的尊重，那么国家富强又有甚么意义呢？或者说，这样的富强却反而是加强了专制统治和推动了社会性的腐败的。十五年的国内现状难道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三、七十周年的五四精神
五月三日，开希派人到电影学院找到我，让我参加在师大召开的”北临联”代表大会。我想我虽然辞去了常委的职务，但并没有退出学生运动。于是我让电影学院选出来的自治会主席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也算是一次交接。那天的会上，先是关于改选常委的事。八大艺术院校我辞去常委职位后，艺术院校的资格还在。那天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美院的代表。但八大艺术院校终于没有能够再被选为常委，而是增补了北航、社科院和东郊十大院校的代表，分别是郑绪光、王超华和翟伟明。
我和伟明打交道不多，但在秦城时，因与方泉同号，从方泉嘴里知道了不少关于伟明的事情，我对他在红色恐怖下，还坚持组织学生运动，还坚持抗议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畏精神和斗争勇气，表示极大的敬意。
绪光由此以后，交往比较多。绪光的理性、纪律和随和，让我这个散漫惯了的人，很是佩服。记得五月十二日晚，我去北航看大字报，正好赶上北航在开一个会议，绪光在会场门口撞到我，立即说：正好遇到你，两件事，一是请你在这里讲讲绝食倡议的事，也听听大家的意见，一是会后一起去北大向”高自联”的常委们讲讲绝食倡议的事。我说：在这里讲一下绝食倡议的事可以，去北大参加会议就不必了吧。绪光非常认真地说：不行，你一定要去，去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原来绪光并不赞成发动绝食，所以他希望我能去听听，也去阐述一下自己的观念。他希望我们慎重对待这件事，并且向我分析了绝食可能带来的后果。可惜，他又哪里知道，我这个绝食倡议人，也是不赞成绝食的，王丹也不赞成，王丹的签名还是被我逼的。但倡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我也在北航看到了张贴出来的绝食倡议书，还看到了上面有很多人跟着签了名。到那时，我也没有认真想过真的绝食了，结果会怎样，又当怎样收场，而绪光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了。
超华大姐，其实在四月二十五日法大的会议上，就见过的，但交道一直不很多。但对于大姐的稳健、执着，在为数不多的与超华大姐的几次交道中，还是有深深的感受。
那次会议王丹没有去参加，主持会议的是代表北大的新任主席封从德。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封从德，后来多次与他交流并且打交道，使我看到了他的组织才干和控制能力。那天他主持会议，先宣布会议议题，然后就五四集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还是北大东门外草地举行，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四票选择北大东门外广场，一票弃权，其作全部赞成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四集会，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然后是讨论是否宣布结束罢课，结束运动的事宜。由于对此问题，争议很大，会场秩序混乱，封从德立即提议，改由常委会先讨论，然后大家投票。
本来我是没有资格再参加常委会的，可开希非要我以前任常委的身份参加，说是提提建议。结果在这会上，我还真提了建议，在面对北大和北师大同学反对复课，而绝大多数理科院校希望立即复课的问题上，我提议可以考虑先让理科院校复课，而北大和北师大则继续罢课，要求与政府对话，保持民意压力，这样随着绝大多数院校恢复秩序，北大和北师大也可能这种环境下复课。我发言后，觉得自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加之作为列席代表，已履行了主席特许的发言权，所以发言后，我就退出会场，并且，既然电影学院已有代表参加大会，我也就没再继续参加会议。所以对于后来为何出现周拥军宣布停止罢课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
封从德的斗争经验和运作事情讲究程式的偏好，还在运动中的下列几件事情上表现出来。
五月十四日，广场绝食进入第二天，我见封从德领了一帮人在彩旗杆下安装扩音设备。我当时就想，还是北大的人有经验，封从德有经验。这么多人在广场，如果没有一个话筒，一旦乱起来，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后来，有了绝食团指挥部，这套扩音设备，为控制广场秩序，传递全国各界人士对绝食同学的关心，传达人们对当事双方的呼吁，起到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还有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当广场的灯光突然熄灭，巨大的恐惧藉着暗夜终于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封从德还是那样镇静，他召集我们在场的各校代表开会，表决撤与不撤的重大事宜。我当时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流血已是事实，但是广场上的这些同学的生命安全一定要力争得到保障，我们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惨绝人寰的血洗。一定要争取安全撤出广场。从时间上，应尽可能争权在天亮时撤出，这样可以避免伤亡，毕竟黑暗中没有安全感。
表决通过于六时整撤出，封从德仍觉得撤与不撤的决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应该由广场上的全体同学来做。在绝食四君子和我向广场同学做最后的演说，主要是呼吁同学们、市民们放下手中那些不是武器的武器，坚持以非暴力方式来迎战暴力之后，封从德又以他沉着、冷静的声音，要求广场上同学对撤与不撤做出最后表决，他将根据回答”撤与不撤”的声音的大小，来做最后的宣布。他在这高度恐惧和极度紧张的时候，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于关键时刻调节了广场上的气氛，统一了大家的行动。这种智慧的做法，事实上是稳定了人心，并为广场最后避免大规模流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八九年，也正是五四七十周年。五四精神，一直以来，都有着权力当局的权威话语解释和知识界的话语权威解释的，这两种解释，对人们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五四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高自联发表了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宣言，这可算是开辟了五四精神第三种解释的道路。这是一种行动的解释，一种实践的解释。可惜由于运动最终的结局是那样悲壮，这种全新的解释五四精神的做法，不知甚么时候还能再续血脉。现在，据说是为了弘扬五四精神的五四青年节，已经被五一黄金旅游周湮没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政府当局的刻意安排。
四九年以后，政府当局总是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的希望。然而，八九年当全国的知识青年都走上街头为民请命时，当局却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说这是一小撮人的阴谋，是一小撮长胡子的人，煽动青年的激情，制造动乱，妄图颠覆政府。最后当谎言大白于天下，诬衊被公开展览时，他们就用坦克和机枪，把太阳射杀，把希望破灭了。第三条并且是真正的一条解释五四精神弘扬五四精神传承五四精神的道路，在当当开启的时候，就被生生割断了。
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是越来越多了，上大学的代价也是越来越高了，而走出校门之后的就业的机会却是越来越小了。中国当代青年在巨大的就业的压力下，还有多少时间想起五四精神？想到用自己的行动来阐述青年对于人权、生命、社会的责任？这些其实是不需要权力者恩准的，这些本来就是青年人应该承担的。但是，十五年前那血腥的一幕，终于把这一切都阉割了。五四精神在这十五年里，终于失语，终于缺席！
四、绝食：正义与错误的悖论
运动发展到绝食，是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毕竟经历不多，见识有限，更没有想到一直号称是人民的政府的当局，却把一场表达民意支持改革反对倒退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暗暗地操作成了政府当局权力斗争的工具。其实这是专制政治下的必然结果。中国之后的东欧，情形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东欧的民主运动，终于和当局中的开明力量有效结合，从而彻底地结束了东欧的共产党专制。
而中国呢？当绝食终于把一场仅限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成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时，当局的开明力量终于受制于诸多因素，没有能够和民间力量进行有效结合。当然，民间的力量是否是一股真正的力量，是否可以与当局的开明力量达成一种默契，这些都是反思着的人们，必须给出的答案。我的反思告诉我：当局的开明力量，由于深知党内斗争的套路，深知军权重于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此外也顾忌于一旦形成公开的武力对抗，最后深受战乱之害的还是普通百姓这样的悲惨结局，加之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从心灵到思维的洗涤和禁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勇气抛弃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他们信以为真的理想，其结果只能是寄希望于老人政治集团做出有利于开明派的裁决。
而民间呢？则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动荡的阴影中走出来，还痛心于文革中民间力量被当局权力斗争利用的悲剧，所以竭力保持着运动的纯洁性，即使在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已经成燎原之势时，也仍然没有放弃这个可笑而又错误的策略，从而使得已经显现出来的各种力量，不能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也就是说，当当局的保守派，决计利用这场民间运动以谋取私利时，我们的无知和固执，使得我们恰恰成了他们攻击开明派的最有效的利器，而开明派却不能从这股力量中获得任何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一直认为：十五年前的这场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伟大运动，其领导者恰恰不是我们学生，而是当局的保守派。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操纵了这场运动，并最终强奸了民意，他们是真正的阴谋者。
仔细想一想，从四月十五日，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临联”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的前十天里，学生运动和社会各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是一体的，当时最强劲的声音是要求中共当局重新评价胡耀邦。按说，尽管中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而只是喜欢操作并利用群众运动，但对于人们自发的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无论是老人政治集团，还是前台的权力当局，都不可能对一场没有任何权力倾向的民间运动，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和弹压。但是，四月二十日新华门的血案，却是发生在胡耀邦追悼会的前夕。为甚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四月十九日，我在天安门广场演讲，后来又被一群同学邀请到新华门前演讲。由于当时新华门前高举花圈的学生和市民与守卫军人发生挤撞，我就没有立即进行演讲。当花圈终于被送进新华门，我准备演讲，学生静坐队伍也终于有了一刻宁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高音，高呼一声”打倒共产党”。只这一声，没有任何人回应，反而立即是大家愤怒的追问：是谁？是谁？但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一声究竟是谁喊的，她又为甚么要喊？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几百名静坐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支持这样的口号。
但是，为甚么就有了四月二十日凌晨的血案呢？血案的真相又是甚么呢？民间有没有夸大血案的言辞，还是当局保守派一方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清场行为，从而达到激发矛盾，把运动引向另一方向，从而刺激思维僵化、耳聋眼花的老人政治集团呢？
联系四月二十二日白天的一幕，那么多高级官僚在目睹了广场上的秩序后，却没有人哪怕是做一下亲民的举动？开明派大概是以为悼念活动会随着胡耀邦遗体的被火化而结束的缘故吧，而保守派却从中发现了运动将持续下去，从而可以好好利用了。我相信就是从那一刻起，保守派的险恶阴谋终于登场。于是有借赵紫阳出国访问之机的四二六社论，从而为一场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靶子，靶子不倒，运动怎么会结束呢？
当然，当开明派觉察到这个阴谋的时候，学生运动已经咬住了保守派给出的钓钩了。四二七大游行，应该说是出乎学生们的意料的。这场胜利，我相信是开明派努力的结果，但学生们也被这场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当保守派利用对话，不惜牺牲当局形象，搞明显的训话，从而达到激起学生的愤怒的目的时，他们的确是达到了。那天我被洛德大使夫人包柏漪先生找到，她面对实况转播的对话，告诉我，你们学生已经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场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尽管对话不尽人意，但是总算有了对话，这了不起。我相信包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我只听得似懂非懂。我觉得这哪里是对话，明明是训话啊。我还相信，我的这种幼稚，绝不仅仅是少数现象。
四二九的欺骗性对话，将由四二六胜利游行带来的喜悦一扫而空，这就有了五四集会。当然，即使没有四二九对话，五四集会也是一定要举行的，但那将是一场胜利结束的游行。
可是，压力还在，四二六社论这个靶子不仅没有倒，而且根本没有击中，这就使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主要是要求对话，否定四二六社论的错误定性，而这正好使得整个运动进入了保守派的步调，巨大的阴谋也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应该说，运动发生到绝食这一步，也是保守派所没有想到的。
这之后，围绕着绝食，围绕着广场上数千青年学子的生命和身心健康，当局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角力。
而绝食又是怎么来的呢？
五四集会后，北大、北师大和另外一些高校继续罢课，也有一部份高校已经复课。罢课的目的就是要求正式对话，”北高联”也由此开始组织”对话代表团”，电影学院的代表将高联的这个决议告诉我，由于”北高联”希望对话代表团最好都由学有专攻的硕士生组成，八大艺术也希望有人参加，他们就希望我帮助他们去动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位研究院的研究生同学参加了对话代表团。但是，要求对话的呼声，五四之后总是得不到当局的重视，特别是大学生们当时把希望都寄讬在了对话代表团的身上，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四二六社论的问题。可是当局的狡诈态度，使得对话活动总是一波三折，这被大家理解为是一种公然挑衅。其时已经有不少学校的不少同学强烈要求再上街头，甚至不惜绝食，以促成对话的迅速实现。其后社会上一些力量的游行行为大概也激发了同学们的斗志。
五月十一日上午，开希、程真、王文和杨朝在电影学院找到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在北大召开的一个高联的会议。我最初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已经退出来了，好像王丹也退出来了，而且我也希望开希也退出来。我说：如果运动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这是个极好的锻练人的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练吧。开稀有开希的想法，他毕竟是师大选出来的师大自治会主席。他代表着北师大，所以他希望我到会上去以前任常委的身份，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实我又有甚么看法呢？我认为运动已经结束了，校园民主建设应该开始了。但我终于没有拗得过开希，还是和他去了北大。
当我去北大和开希进入高联会议室时，超华大姐在主持会议，她宣布一个新的表决决意，即高联从此次会议后将改主席制为秘书长制，接着宣布下一个议题是讨论高联的财务制度，我当即退出了会场和程真、杨朝晖、王文在会议室外的路边等开希和王丹。
在我们一起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用餐时，王文提出了绝食的建议。我当时说：学生运动的手段，无非是游行、静坐、罢课、绝食和大串联，现在游行、静坐、罢课都用过了，大串联是大家不同意的，怕因此真的使社会混乱，这样运动的手段就只有绝食没有使用了。但这也是我们最为利害因而也应当最谨慎使用的手段。对于绝食可能产生的效果，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都要有分析。当时王丹、开希、程真和我，都表示不同意绝食。
饭后，我们和开希一起去师大，开希很快就不知道去忙甚么了。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王文在师大广播站找到我们，他手中拿着一张纸，这张纸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些破，上面当时只写了绝食倡议四个字，然后就是王文的签名。王文把这张纸递到我手里，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说”不是说好了不采取绝食行动的吗”？王文说”你敢不敢签名”吧。我说”这有甚么不敢的”，就提笔在这张纸上签了名，随后将笔递给王丹。王丹有些不解地看着我，但也只是不解，随后就在上面签了名，后面是杨朝晖、程真，还有师大广播站的彭涛等，共八个人的签名。开希的名字是杨朝晖代签的。当王文要拿走这有着大家签名的倡议书时，我才突然想到，这哪里像个倡议书呢？就又想到在北大时，听超华大姐说，中办关于对话的回覆是”本周内有说法”，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三，我一想十三号是星期五，正好是周内，假如当局还不能安排好对话事宜，那么就通过绝食施加压力了。所以我又让王文在倡议书上加了几句话，意思是五月十三日下行两点在师大操场结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王文就这样拿着那张纸走了。说实话，我当时其实没有把这事情想得很严重，我想当时这个消息放出去，政府明天总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愿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绝食抗议之路的。然而我们毕竟是太天真了，这种拖延对话的目的，今天想起来，不正是要再次启动本已平淡且渐近尾声的学生运动吗？可惜，在我拿笔在倡议书上签名时，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有人说，选择这个日子是盯住了后面的戈巴契夫访华。我要说的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事，也根本没有想过这场学生运动要借外交事件来给当局施加压力。
但是事情毕竟真的摆在那里了，我和王丹都没认真商量一下，只是两人都觉得，应该是不可能把绝食活动搞起来了。王丹没有等到开希，就回北大去了。我在准备走的时候，开希找到我，说让我当晚在师大三一八纪念碑前做一个演讲。就是在这个演讲上，我被许多同学问到了绝食的事情，这也是我关于绝食在师大的公开演讲。演讲结束后，王文再次找到我，让我起草一份绝食宣言，我便和他在一个学生宿舍里，商量宣言的事情，当时有另外一个研究生同学参加，我们经过商讨，觉得促进对话，否定四二六社论，是绝食的题中之义，但很难达到，绝食是为了施加压力，本身只是手段，所以应该考虑在达不到预期结果的情况下，如何结束绝食的问题。这在我们商讨起草的绝食宣言里，有第三条，即强烈要求罢免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加这一条，是我认为当局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是可能采取丢卒保车的做法的。如果绝食能起到罢免何东昌的结局，就应该算是胜利了。此外我还告诉王文，也许明天政府就答应对话了，绝食也就不需要真搞了。王文也同意了我的这一说法，他拿着我起草的这个宣言连夜走了。不过，五月十三日中午我在北大和北大绝食队伍一同出发时，见到的绝食宣言不是我起草的那份，前两条都一样，只是北大的版本更简洁明了：不是动乱，必须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北大的绝食宣言里也有第三条，就是声援世经导报钦本立。我不知道这个宣言是谁起草的，文字简练让我心服。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在北航做了关于绝食的演讲后，就和绪光去了北大，见了超华大姐。超华大姐非常严肃地对我说：高联经过研究，反对搞绝食。我当时有些偏激地对超华大姐说：绝食是很多同学自愿的，不是哪个要搞的，大家之所以要绝食，就是要敦促政府立即对话，没有别的意思。政府不立即举行对话，绝食我想是避免不了的。当然，如果明天没有人回应绝食倡议，绝食也搞不起来。我还说：高联要考虑，如果绝食真的实行了，高联应该出来领导这场运动，而不是仅仅表示反对，就以为没事了。那天我和超华大姐的不愉快，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都让我有些难受。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天超华大姐显得特别的疲惫，而我们见面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了。我不知道超华大姐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是否能原谅我当时的偏激？
五月十三日，我在北大看到那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对联时，曾对一朋友说：下联当改成”壮士一去定回还”为好，要不然太悲壮了。然而，这幅传统的对联，最终还是预言了这场运动。
其实仔细想一想，对于一个用枪杆子来维持的专制政权来说，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他们是垂死挣扎，他们都不可能因为别人的性命，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所以，无论学生们提出甚么样的要求，只要是街头抗议，他们就不会有甚么实质性的答覆。专制集团内部的思维方式是：有了这次的开头，以后岂不是动不动就用这样那样的街头抗议来要胁了吗？所以，以为绝食能促使他们良心发现，实在是暴露了我们的无知的。九二年以后，曾听刘晓波老师对八九年运动的评价：纯粹到无知，狂妄到透明。我听了后，深以为然，并以为这应是我反思这场运动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广场上绝食，我认识了柴玲。其实，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的时候，我就和柴玲面对面过。那天她拿了个喇叭，对着已经激动起来的艺术院校的学生说：政府是不会无视我们的请愿的，他们一定会派人出来接见我们的代表的。她说得非常真诚，也说得很累。她当时劝说同学们的样子，被电影学院搞摄影的同学拍了下来，照片还在电影学院展了好多天。没曾想从五月十三日之后，我们之间打了多次交道。
我很被柴玲的激情感动，我听过她好多次演讲，也和她一起演讲过。她总是饱含热情，至真至诚。我至今也不能相信，她那瘦小的身影，却要背负那么沉重的压力。然而她用她的激情和真情，鼓舞了许多同学。虽说，运动从绝食开始，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没有方向，直至最后血腥屠杀，年轻的生命无辜地倒在专制的枪口下，但让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在柴玲和广场指挥部以及北高联，甚至全体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身上，都绝对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一场误读。绝食之后，统战部奉命进入协调，应该说是党内开明派最后的努力了，保守派其时不过是台下看热闹，背里磨刀枪。等到开明派不能与学生达成策略性共识，而使他们利用权力机器操纵起来的运动，有个妥善的处理时，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赢了。这种不顾百姓死活，不顾民意的高层权力斗争，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就随时都可能爆发。
在开明派终于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如何结束这场运动了。保守派也没有想到，他们暗地里利用人们对腐败的普遍不满所激发起的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用恐吓的声音就能结束的。所以，在六四血腥屠杀后，他们一直强调队伍开进来不是对付学生和市民的，这一点我相信他们是没有说谎。毕竟军队开进北京，并不是从五月十九日才开始的，而是在四月份，就有部份部队开进北京了。但是，真正的部队调动，一是落实他们的戒严，一是以防运动发展到权力内部的判乱。可当开明派采取了主动放弃的策略后，对抗终于就真的在百姓与军人之间了。百姓视死如归，政府狼狈不堪，而他们在历史的残酷性面前，对于要不要冒最后的风险时，他们还是犹豫过的，否则绝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的政权真空。这个决心对于现代文明中的权力人物来说，实在是非常难下的，下了这样惨无人道的决定，怎么可能不明白那历史的耻辱柱上的遗臭万年呢？所以我相信，将来有一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这条下令屠杀的船上，决不是一个人。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同舟共济”、”共赴史难”的。
十五年后重新回过头来反思我们自己，我还能说些甚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又是错误的。我们在不当的时机，因一腔热血，满怀正义，却发动了一次错误行动。我们的热情鼓动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知证明了我们的真诚，证明了我们的一腔热血，但是，我们的无知，也使得我们不自觉地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权利斗争的牺牲品，甚至是工具。这种无知，其实在文革中已经上演过一次了，虽然，文革是独裁者公开利用青年的激情，来达到其个人打倒对手的目的。八九民运，是我们的无知固执地要维护着的运动的纯洁性，却仍然成了阴谋家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性质、过程不同，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但愿，这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全民族历史性的觉醒。
五、那一夜：希望被枪杀
我本来已经于五月三十一日，受高联和广场指挥部的委派，离开北京去外地进行学生运动的考察了。但六月二日晚，我还是接到了开希从北京给我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北京可能要出事了，让我立即返回北京。这样我就从天津赶回北京，也赶上了那最为惨烈悲壮的时刻，成了民族耻辱的见证者。
那晚九时左右，我在台湾《联合报》记者王震邦老师处获悉了部队开枪的消息，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部队开枪，我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但当几小时后，我不得不去面对那真实的血腥和恐怖时，我终于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精心编织了几十年的谎言里，从没有真正醒来过。
那晚，我在广场上参加了张伯笠主持召开的”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活动，并在会上作为学生代表做了发言。那真是临时应差。张伯笠是在会议即将开始的前几分钟碰到我，告诉我说，本来是由开希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的，但现在找不到他，就你代表学生做个发言吧，我开始拒绝了他的这个要求。我虽然和张伯笠没有打过很多交道，但还是一起开过几次会，记得有一次会上，郭海峰说广场上太混乱了，得想个法子整顿广场，让大家运动不误学习才好。我就接着海峰的发言说，应该在广场上办个学校，让大家可以在具体的运动中学习民主。我不知道张伯笠是不是受了那次会议的启发，开始了艰辛地办学筹备工作。张伯笠和郭海峰，还有梁兆二都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干事的人，他们那种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愿意替别人分忧的为人处事的作风，实在是让我这个惯于动嘴的人汗颜的。
六月三日，张伯笠终于没有接受我的推辞，只给了我半小时不到的时间，就让我面对着那么多新闻话筒开始了最终被当作我犯罪证据的发言。我那一刻的发言很短，只四百字左右，总共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但就着广场的灯光，写这个发言却用了十多分钟时间。本以为这个发言是讲不出来甚么东西来的，但在今天看来，这个短短的发言稿，自我感觉还是非常精彩的。仔细想来，当屠杀已经是越来越近的事实时，我腔内的热血终于又沸腾越来，一种用慷慨二字都不能描述的激情复活了。
这个发言之后，我又被梁兆二拉到北京饭店与台湾中正纪念堂前静坐声援北京民运的几万台湾同胞用电话通了话。我们的通话很短，通话是在侯德建的《龙的传人》的歌声中结束的。当我离开北京饭店，返回广场时，我首次最近距离的遭遇了屠杀机器──那辆最后被愤怒的人们烧毁的装甲车。这车极其疯狂，横冲直撞，反应民意的路障在他的履带下，被碾得粉碎。面对被激怒的人群，它就是无情的催泪瓦斯。它在展示专政机器残暴的同时，也同时展示了人民抗争的胆量和勇气。在我躲避着它回到广场的时候，我回头发现它终于被愤怒的人们点燃了。
在广播站匆匆发布了与台湾通话的消息后，我听到广场指挥部的通知，要求所有学生都集中到纪念碑周围，便想起电影学院的同学还都在国旗下的帐逢里，便急忙来到电影学院队伍里，把广指的通知告诉他们。当时电影学院的同学认为，还是在国旗下比较稳妥，他们说，部队包围广场，主要是占领纪念碑，不会在周边花太多功夫，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旗一挥，游行返校了。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当时广场上的同学是多么幼稚，他们仍然没有感觉到屠杀的残酷，和其时的危险性，直要到海峰的那辆车终于被机枪扫射，有颗子弹终于弹过长安街，落在国旗下电影学院的队伍中时，人们还没有从那无耻的枪声中真切地感受到危险，还要等一位同学把那子弹头当橡皮子弹捡起来，却才发现那不是橡皮子弹，而是真子弹时，大家才突然之间明白了生命的危险，他们才放弃了固守孤独的帐逢到纪念碑下与大家一起共赴国难的。在我们撤往纪念碑的途中，有群人抬着一个受伤者，从广场急急穿过，直奔停在不远处的一辆救护车。我不知道这个受伤者是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受的伤，并且不知道他被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哪个部位，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死亡。但是，生命的悲剧已经上演，暗夜的大幕已覆盖了所有的星辰。
安排好电影学院的同学，又做了最后的演讲之后，并且和刘晓波老师成功地劝说市民朋友将那挺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机枪撤下，并砸烂后，我和梁兆二、杨朝晖与绝食四君子及香港学联的林耀强、李兰菊分手，来到了广场静坐队伍正北面的最前排。我和梁兆二、杨朝晖说，我们应该在第一排，我们应该最先面对死亡。
我和梁兆二四月份就认识了。他一直是北师大自治会的副主席，整个运动中，他一直是北师大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但却很少发现他暴露在媒体的镜头和话筒前面。梁兆二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那天我们手拉手，共同用胸膛去面对刺刀的时候，共同用歌声去面对恐惧的时候，我想，那一幕是我和他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后来，当我们保护着里面的同学基本撤离，而临到我们撤离时，我们这个队伍终于被防暴员警的乱棍打得再也无法保持秩序了。我、梁兆二和杨朝晖以及差不多手挽手的十来个人，终于被身后同学推倒，幸好是倒在了纪念碑周围的小松树上，当那么多同学从我们身上踩过去时，我们除了用双手护脸之外，只是任逃离的同学从我们身上踏过去。但很快同学们就感到有人被踩在脚下，他们立即忍着被棍棒抽打的巨痛，用身子拦住后面的同学，我们这十几人才得以站起来，而杨朝晖终于受伤昏迷，是我和梁兆二把他架了出来，并送上了救护车。
我们是光着脚从广场撤下来的，在历史博物馆门前，还有同学挥舞大旗准备从长安街游行返校，但随即是一阵疯狂的枪声，子弹在头顶乱飞，大家只好向南，从前门箭楼前撤离。
就是在前门箭楼前的路边，许多北京市民，最可爱的中国人，他们拿了很多鞋子在那里送给光着脚逃出来的同学。我也才注意到整个大地的寒意，一种透骨的寒，一种伤心的寒。我们随着人流绕进了大会堂后面的六部口，恰好有一辆卡车急驰过来，车上站着侯德健的经纪人小谢，他看见我，便连忙喊停车，跳下车，问我看见侯德健没有，我说没有，又问德健撤出来没有？我说不知道，但想必是撤出来了。就是这时候，一队装甲车隆隆地开过来，并冲着我们施放了催泪瓦斯，市民们立即打开门把我们拉进小院子，直到装甲开过，我们走出院子，才发现有一位同学被瓦斯呛得中毒，我们又连忙帮他拦住救护车，目送救护车呼啸而去。那一刻我觉得白衣天使们是真正生命的使者，哪里有生命遭到伤害，哪里就有他们冒着自己生命危险抢救别人生命的身影。然而现在医院里的医生，却只知道收受红包，大肆开药了。我不知道我亲眼所见的生命天使的高大身影几时才能再次回到我的眼前？
六月四日上午我随部份撤离队伍来到音乐学院，立即找到音乐学院自治会主席，告诉他尽最大可能安排好广场上撤离下来的外地的同学，并且随时注意学校内部的安全，防止部队开进校园。如果开进校园，要坚持和平示威。然后我听说音乐学院有一位元女同学在复兴桥被枪杀，尸体还没有找到，我就又和王若水先生的儿子骑自行车去宣武医院等地方去查找这个传说被打死的同学的尸体。但去了几家医院，都没有被允许进太平间去认尸体，只是看到了医院里很多像是被打伤的伤员。
和音乐学院的几位元同学分手后，我骑着自行车，去北京饭店，希望取回我的一只手提箱，那里面有我在天津考察学生运动时的一些材料，还有我从广场指挥部领取的考察经费。差不多十二点，我找到林耀强他们住的房间时，那里没有熟悉的身影，也没有了那只皮箱，只是巧遇了王文，但由于我要急着赶回学校，也没和他说几句话，就放弃了在北京饭店找人的努力，而是骑车返回学校了。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甚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甚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电影学院，通过多方查找，确证电影学院没有死亡以后，就又连忙去师大。在师大，我又见到梁兆二，他立即拉我进了一个小屋，开始对我进行了采访，让我讲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的所见所闻。我讲得非常镇静，也讲得非常短，然后我对梁二说，能不能找到开希？梁二也说不准。这时又有同学来说，已有军车开到师大校门口，其时，师大的广播站，还通过校门口的喇叭在向市民进行广播，校门口已经披上了黑沙，对冤魂的悼念已经开始。我和梁兆二来到校门口，面对两车荷枪实弹的军人，军人们说，他们是来向学生交枪的，他们愿意以此来证明他们不是来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我对他们说，我们是非暴力请愿，我们不要你们的枪，现在枪已经在屠杀，许多无辜的生命已经倒在了屠刀下。如果你们真的不是帮凶，那么就请你们交下枪栓，使这杀人的机器停止其对生命的涂炭。同学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军人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匆匆离去了。不一会儿，就是一辆面包车在校门口驶过，同时投下了一颗催泪瓦斯。我见此情景，便与梁兆二商量，现在还在这里广播，必然引起市民围观，结果只能是遭到袭击，甚至可能继续导致无畏的牺牲。梁兆二同意了我的建议，立即把广播站撤至校内。然后，我和梁兆二相约隔日上午十点在他宿舍相见，看他能不能给我带来开希和高联的消息。但第二天上午十点我没有再见到梁二，他的宿舍里已是人去屋空，屋内一片混乱，我以为他是被捕了。在我帮着一位从乡下来的老父亲找到了他在师大读书的儿子以后，我见在师大也找不到其他相识的人了，就又回到电影学院，组织电影学院的空校活动……
十五年了，若不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的坚强努力，许多无辜的冤魂，将仍然在那个最黑暗的夜里，无处安息。十五年了，还有许多无辜的冤魂在暗夜里，无法安息。
而我活着，在苟且了十五年之后，还将苟且地活着吗？希望被枪杀之后，留下的只能是奴性十足的苟且偷生吗？在告别革命之后，斗争也一起被抛弃了吗？
暗夜无语，大地无声，但我分明听到了那隐隐的雷鸣。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写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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